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佛、道三家思想中，心性论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三家心性论既各有特点又相互关联，要厘清其中一家的心性论思想都不能不关注其他两家，道、儒二家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心性论思想自然有很紧密的联系，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外来文化，在思想、哲理、语言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和中土都有差异，但印度和中国同属东方大国，又有很多共通的思想意识。佛教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首先是梵僧来华传译，这些梵僧往往在中国生活多年，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梵僧甚至精通汉语。他们的传法不能不考虑汉语的语言习惯和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他们的弘法不能无视中国的民风和习俗。随着中土出家人的增多和中国僧团的成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出家人在理解印度佛教教义、思想的过程中，原有的儒、道思想既是所知障，又必然是比附、参照和理解的依据。佛教的东传是为“化中国”，事实上基于这样的原因又必然使印度佛教“中国化”，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中国道家的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心性论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禅宗的心性论而言，道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道本体观、自然观和无为观等方面。

一、“道”与“空”、“禅”、“佛”

“道”是先秦子学思潮中涌现出的首席概念，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为核心的概念”。在道家哲学中，“道”是最高的范畴，其主要意义是万有的本原，宇宙的实体或世界的本体。老子首先提出与阐发“道”的上述哲学意蕴，庄子沿着老子的自然主义道路前进，打破本体“道”与现象的对立，认为“道”既是自本自根，又是周遍含容的，并进一步提出道“无所不在”的论题，说道“在蝼蚁”、“在屎溺”（《庄子·知北游》）。强调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后根源的“道”既是普遍的、绝对的，又是不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相对的。“道”出于万事万物和日常生活，或者说，在万事万物和日常生活中，就能开显出“道”的意义和境界。庄子还突出“道”作为人的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意义，并认为这是通过体悟而得到的。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吸取了道家“道”的概念，运用“道”这一语言形式，而对“道”的内涵加以改造、发展，把它作为自家的本体范畴、内在佛性、绝对真理、最高境界，为心性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东晋十六国时青年佛教哲学家僧肇在《肇论·不真空论》中这样说：

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真际”，即实际，其具体涵义是指“法”性空，即万物原本为空；“道”，指佛道。意思是说，真际与诸法（事）相即不离，佛道与真际相合一致，这样，“道”也并不远，是“触事而真”。“道”与“真”相通，也就是“道”与“空”相通。这里包含着以体悟空为“道”的思想，是与印度佛教传入后通常视“道”为“菩提”（觉）和修炼道路、方法这两层意义很不一致的。僧肇这种以真心体悟万物本空是“道”的思想，实际上是吸取了道家最高哲学范畴“道”的思维成果，使“道”成为具有最高真理、终极价值、圆满境界等意义的中国佛教哲学范畴。僧肇的万物本空、触事而真的思想，也即有关“道”的思想，对后来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影响非常巨大。

如果说上述僧肇的《不真空论》已把“空”与“道”沟通起来，含有以“空”为“道”的思想倾向的话，那么，与禅宗四祖道信同时的牛头宗法融禅师则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空为道本”的本体论命题，并与新型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极富中国思想特色的禅修理论。法融认为“大道冲虚幽寂”、“虚空为道本”，由此他反对道信的“安心”法门，强调“不须立心，亦不须强安”。法融讲的道是道家的世界本体“道”，所谓“道本”，即道本原、道本体。法融所讲的“冲虚幽寂”、“虚空”，作为“道本”，是说“虚空”为万有的本原，这和佛教般若空宗以宇宙万物乃至如来法身毕竟寂灭虚空的思想虽有一定联系，但其立论的角度、论证的重心和阐明的观点都是不同的。法融吸取道家的“道”作为佛法的基本观点，又以虚空为“道本”，把道家的“道”和佛学的“空”融为一体，构成玄学化的佛教本体论。法融还在“空为道本”的思想基础上阐发“无心合道”的心性论思想，对于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造成了巨大冲击，并极大地影响了慧能禅宗，尤其是青原石头一系的思想。

道家的“道”观念对慧能一系禅宗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道”几乎是和“佛”、“禅”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禅师们还称“道”为“真道”、“大道”，称禅宗以外的流派为“外道”，致力于禅修的人称为“道流”，佛性也称为“道性”，依禅修而得到的识见、眼光称为“道眼”，禅宗的古则也称为“道话”等等。道家“道”的观念深刻影响了禅宗的世界观、人生观、心性论和修持方式。

从禅宗对“道”的论述来看，他们是用“道”来统一说明佛道、佛境、佛理（真理）、佛性，也就是用“道”来统率禅学的基本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认为道与禅是具有同样的意义、内涵的概念，可以互换互用，或重叠使用（“禅道”）。虽然道家和禅宗所讲的“道”的内涵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说，禅宗是运用道家的哲学范畴“道”来构筑其禅学思想体系的，也就是吸取道家“道”的抽象意义和思维方式来全面阐明其禅学解脱理论的。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所具有的万物本体、终极存在的意义，和“道”的无限性、永恒性的特征，被禅宗吸取、调整、改造成为宇宙真实、佛教真理、最高境界和众生佛性。禅宗的“会道”、“达道”，其实质是在主体心灵世界消除灵与肉、心与物、主体与客体、本性与行为、现实与理想的差别、对立，以实现主体性的无限发挥和精神的绝对自由。

二、“自然”与“法”、“本性”、“自性”、“佛性”

在说明什么是道这一问题时，与“道”概念紧密相关，道家还创造了“自然”概念。老子的“道法自然”命题，是“道”本“自然”的意思，“自然”即本然状态。道家“自然”概念有两层基本涵义：

（1）内在本性。这是“自然“最基本最重要的含义。《老子·五十一章》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道、德之所以尊贵就在于万物以自然之道为常，即“常自然”。“常自然”就是万物和人的“常性”，庄子也称为“真性”、“常性”。道家把“自然”视为万物的本质、本性，是说万物的本性是不假人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也就是说“自然”是万物内在的真实的存在，是万物和人的本性的存在。

（2）精神境界。老子从自然之道开发出社会和个人的理想境界，他以自然无为状态为理想状态，说：“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又说：“我无为，人白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同上）意思是智巧人为是社会的危害，自然无为是理想社会。他强调“自然”是人立于天地之间的本然状态，对人生做出了充分肯定。庄子更以人处于自然状态为理想人格，把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称为“真人”、“至人”，高扬“自然”意识，强调“自然”意识是人们内在的真正精神。

道家的“自然”概念对竺道生和慧能一系禅宗心性论的界定、性质和特点有着重大的影响，实际上成为竺道生和慧能禅宗心性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观念。

竺道生是最早把道家“自然”概念融入“佛性”内涵的佛教学者。佛教《大般涅槃经》有一种观点，就是从非因非果的恒常不变性来界定佛性。而竺道生却运用道家的“自然”观予以解释，认为不生不灭、非因非果是万物的本性，由此进而说“夫体法者，冥合自然，一切诸佛莫不皆然，所以法为佛性也。”（‘法’，指佛法。这是说，体悟佛法就是冥合自然本性，“法”、“自然”和“佛性”三者是同等意义的概念。这里“法”、“自然”是佛性，而“冥合自然”是修行的方法和境界。

慧能《坛经》是禅宗奠基性的经典著作。《坛经》的核心理论是心性论，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性净自悟，敦煌本《坛经》）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是有。……若识本心，即是解脱。”由此提倡“令自本性顿悟”。《坛经》讲的“人性”、“本性”的涵义是指人自身本来具有的属性，也就是相当于道家所讲的“自然”。《坛经》的“本性”说既渊源于印度佛教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观念，又渊源于中国道家的“自然本性”观点，联系“本性顿悟”的说法，应当说，对慧能《坛经》的思想影响，中国的道家超过了印度佛教。这种看法也可以从慧能门人的有关言论中得到佐证。如慧能弟子神会就明确地用“自然”诠释“本性”、“佛性”。他不仅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还说：“佛性与无明俱自然。何以故？一切万法皆依佛性力故，所以一切法皆属自然。”神会认为，“自然”就是众生本性、就是佛性。神会还把“无明”乃至“一切法”都归属于“自然”，即都是自然本有，自然如此。竺道生和禅宗吸取道家的自然观念而形成的自性说，启动了佛教理论的深刻变化和思想的重大转轨。第一，把“自然”归结为众生的自性、本性，这就否定了人的外加性、外在性，肯定了人的内在性：对人的主体性的突出，也就会进而高扬人的个性，引发人的个性解放和对自由的追求。第二，道生和禅宗用“自然”来诠释佛性，一方面是把佛性界定为本来自足的心性本然状态，一方面又赋予心性本然状态以超越性，为众生成佛提供了根据。这就在心性理论上把人的个性与超越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结合起来，也在一定意义上调和了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矛盾，从而提供了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超越的新归宿。第三，对自然本性的肯定和颂扬，导致修禅极富中国特色的宗教实践的方式方法的形成。这就是对人的自性即自然状态的整体直观、内在体验、自我修复为禅修生活的内容和要求，由此也必然强调在“自然”生活即平常生活中发现自性的神圣意义，并产生顿悟自性的方便法门以及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生动活泼的禅法。

三、“无为”“静观”与“无修”“观照”

与“道法自然”命题相应，老子还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重要命题。《老子·三十七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认为作为宇宙的本体，道是自然而然生成天地万物的，就道的自然言而是“无为”，就道的生成天地万物言是“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道的一体两面，也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自然与作为的两面。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庄子·至乐》云：“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庄子·知北游》又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是把无为而无不为视为天地万物的生成方式、存在方式。老庄的这种思想对于慧能禅宗一系的禅修方式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据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载，慧能曾说：

七宝布施，等恒河沙；亿劫修行，尽大地墨，不如无为之运，无碍之慈，宏济四生，大庇三有。“七宝”，金银等七种珍宝。“四生”，指有情众生生成的四种类别，即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三有”，指众生居住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这是说，供养布施和持久修行，不如无为无碍，济度众生。“无为”是顺其自然，无所用心，不作人为的意志性努力。“无碍”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作人为的约束规范。刘禹锡在《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文中也是这样评论慧能禅法的：

无修而修，无得而得。能使学者还其天识，如黑而迷，仰见斗极。得之自然，竟不可传。“无修”是不作有意识的修行。“无修而修”是“无修”的修行。“无修而修”必然是“无得而得”，不是为了得而有所得。这种得是“得之自然”，是顺众生自然本性的结果，是“上德不德”的体道方式。于此可见，慧能有异于其他佛教宗派修持的禅法，并不是印度佛教的传统思想，而是渊源于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思想，是直接运用“无为无不为”的思想模式的鲜明表现。静观是印度佛教修行解脱的方法，也是道家追求精神自由的方法，禅宗吸收印度佛教和中国道教的思想，在实践论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以静制动的修行方法。从禅宗思想体系的整体看来，禅宗主流派更多的是按照道家的道一自然一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路而采取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说禅宗的静观更多地是来自中国的文化背景，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子·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日常。”这就是说，万物纷纭复杂，变化莫测，但各有其根，归根是“静”，是“复命”。那么，如何“观”不可言说的“常道”呢？这要“致虚”，即心中虚而无物，排除一切私见，“守静”即心中静而无虑，泯除一切思虑。老子是“主静”说的主要开创者，老子的“静观”方法，不是单纯的直观，而主要是内视性反观的直觉，是自我的内在体验。这种静观既是对个人内心的体验，也是对本体“常道”的一种体验。也就是说，老子的静观是对自我个体与自然本体相统一的体验。老子“静观”思想对禅学的影响，正如梁慧皎《高僧传·禅论》中说：

《老子》云：“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轻必以重为本，躁必以静为基。老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重是轻的根本，静是躁的基础。这表明了中国佛教学者明确地肯定了老子的主静观为中国禅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后来，如道信的“看净”，弘忍的“看心”，神秀的“观心”，乃至正觉的“默照”都可以从老子的“静观”说中寻找某些思想源头。

道家思想对禅宗学者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他以对禅宗心性论影响为重心，同时还为禅宗提供了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理论基础，当然，这不是说禅宗没有印度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继承印度佛教思想也是必然的，禅宗做为中国佛教的主要派别，吸取儒家思想也是势在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