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探讨主题之前，首先应当粗略地了解一下藏传佛教区别于其它宗教的一些主要特点，这有助于理解本文探讨这一主题的意义。不过我只能凭耳濡目染的印象来述及，因为对宗教毫无研究。所谓藏传佛教，简单地说就是藏化了的佛教，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同藏区土著宗教、土著文化相融会，离析和整合的产物。我们藏民族也正是在原有苯教文化积淀和佛教文化积淀作为主体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藏传佛教文化实际上就是佛教文化加苯教文化减不适合西藏社会的文化成分所形成的。当然，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文化的取舍和整合也是有所区别的，不是简单、机械的加减问题。佛教传入藏区社会使藏民族的哲学思想水平（思辩能力）和文化知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宏扬佛法，宣传善恶业报思想的需要，促进了藏文和藏戏的创立；丰富多姿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节日，大大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寺庙建筑把绘画艺术，建筑工艺和民族手工业推上了一个高超的发展阶段；浩如烟海的宗教文化典籍，汇集了藏民族优秀文化的百科知识；宗教文化的发展实际上也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天文和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总之藏民族在政治、道德、思想、文艺和生活习惯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受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当然，佛教文化对藏民族及藏区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能回避的，特别是后期越加显现其保守、僵化、迂腐的种种特质。一般说来，文化结构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而文化心理结构也可以分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三个层次。文化结构的每一层次中都蕴涵着文化心理的表层、中层和深层结构。文化心理的表层结构是情感、意志和风俗习惯的层面，中层结构是观念积淀的层面，深层结构是精神本质的层面。这每一层面与其相邻层面之间都是一种双向对流的关系。上述对藏传佛教文化的分析可以说明，藏民族文化心理的三个层次被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着民族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具体统一。

　　文化学进一步告诉我们，各民族的生存条件是由人与自然、人与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他人、人与社会群体、人与现存的传统文化氛围、人与动态发展着的历史进程等五种关系构成的。而对入世的与出世的（现实的与理想的），情感的与理性的，个体的与类的，理智的与直觉的，历史的与伦理的等这五对矛盾的解决方式，则构成了不同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尺度等深层文化心态。这五种关系和五对矛盾，构成或规定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特点。印度传统的佛教思想当然是藏传佛教对表象世界与具有真实性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的基础。这点是毫无疑议的。然而藏传佛教也巧妙地修改并吸收了西藏本土神话、驱鬼咒语及宗教仪轨等。现在融合于藏传佛教中的大量巫术仪轨的内容和形式，神学观念及一系列护法神等都与来自印度的那种佛教有很大的不同。藏传佛教在许多方面都是独具特色的。它的实践活动和思辩形态都由于不同教派和分支而各有千秋。使佛教高度本土化、喇嘛至上主义、政教合一和活佛转世是佛教在藏区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产生的显著特点。当然，我们把密宗咒术作为一个特点来研究，也不无一定道理。深入分析研究藏传佛教的基本特点，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藏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对活佛转世传统的研究更具典型意义。

（二）

　　所谓活佛转世，简单地说来就是“指大喇嘛和活佛生时修佛已断除妄惑业困，证得菩提心体，生死之后，能不昧本性，不随业而自在转生，复按其前生之职位”（1）。通俗一点就是一个经过认真修行成道的喇嘛死后，其灵魂入胎附体，通过特定的途径和方式寻觅、确认的被称为活佛转世灵童。该灵童在经过必要的训练，成人以后，以前世的名号，继位传承前辈的遗业。而后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藏传佛教转世传承法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噶玛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本名称曲吉喇嘛，拔希为汉语法师之变音，1204——1283）的转世活佛让炯多吉（1284——1339）的正式确认，始开了活佛转世传承的先河。从此，各教派相继出现了各自的活佛转世体系，而格鲁派活佛转世体系的建立，才使其更加广泛、系统地在藏区各寺沿袭相承，迄今七百多年来，活佛转世体系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活佛转世体制创立之前，各教派和寺院领袖人物的继承人问题，主要是靠师徒传承或家族世袭（如父子、兄弟或叔侄相传）来解决的。当然，也有根据学识和名望遴选的。萨迦派和直贡噶举派等是典型的家族世袭传承（叔侄继承者居多），直贡噶举派后来改成了活佛转世制，而萨迦派却一直沿袭旧制。家族世袭传承制把宗教与政治，上层喇嘛与世俗贵族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才真正萌发了西藏政教合一的最初势头。当然，这种势头的萌发，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是社会存在的必然产物。

　　藏传佛教的师徒关系比父子关系还要重要。其实联接师徒之间纽带的乃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心传弟子），师徒被称作父子。如世人把宗喀巴和他的弟子结曹杰根敦珠巴（一世达赖）、凯珠杰（一世班禅）称作父子三尊。因此，把师徒联系起来的精神上的继承关系叫传承。这种传承关系保证了宗教教义和神秘感受不断的延续。语音（特别是密宗）和权势可以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

　　当师徒传承和家族承袭不足以满足当时社会发展需要时，便以活佛转世的办法来补充继承法的缺陷。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宗教界领袖人物的传承，至今仍然沿袭师徒传承或根据学识和名望遴选的继承法。应当承认，活佛转世法的创立，突破了传统的继承法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立了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具有藏区社会特征的独特的传承体系。

（三）

　　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继承法的演变和活佛转世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在这里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历史，或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九世纪中叶，朗达玛（逝于842年）的抑佛政策使佛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佛教不仅失去了吐蕃王室的青睐和支持，而且佛教徒也失去了宫廷的保护和优待。随着佛教在吐蕃社会中的被禁废，吐蕃王朝的统一体也由此而开始崩溃。如果说前弘期佛教是受王室推崇，由一个中心向四面辐射，自上而下地推广传播的话，那么，到了后弘期复兴佛教则完全与此相反。这时一个中心变成多中心，从腹心向四方辐射的态势转换成从周边向腹心合围的态势，进而各教派都企图争夺中心位置和霸主地位。这种寺庙林立，教派纷争的局面，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时分裂割据的社会和纷繁林立的教派互为因果，互为后盾。在这里各种竞争是不可避免船、而竞争又是各种创新活动的有效动力。活佛转世无疑是各种竞争活动的诸多必然产物之一。大小地方势力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都争先恐后地支持宗教，利用宗教。而佛教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积极主动地投靠封建势力。因而不同的教派都各有自已的施主，总是有些不同地方封建主在支持着不同的教派。为了壮大自己，削弱对方，为了各据一方，进而取得对全藏的控制权，政教合一的各方势力之间出现了反复激烈的竟争和尖锐复杂的斗争。萨迦、帕竹和藏巴汗等地方势力都具有政教合二而一的典型特色。在一个地方政治派别和教派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纷争和内讧。“在群雄竞争，互相攻伐，彼此兼并的形势下，一个集团是否具有杰出的，有号召力，相对稳定的领袖人物和领导核心，对这一集团（派别、部落、教派等等）的兴亡，具有重要意义”（2）。社会常识告诉人们，一个杰出领袖人物的必然消失或偶然失去，对他所代表的群体或派别带来巨大的震撼和权威真空，内部的纷争，异己的吞并和外敌的讨伐等等都随时有可能乘机而来。因此，任何统治集团和派别等历来都非常重视解决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历史上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继承法。由此可见在群雄纷争。教派林立，彼此竞争激烈的后弘期，出现各种领袖传承法或继承法，包括活佛转世传承法都是当时社会存在决定的，带有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