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玛噶孜画派简称“噶孜”或“噶派”，是我国藏区三大著名画派(门孜、钦孜、噶孜)之一，大约形成于15世纪，由大画师南喀扎西以“门孜”为基础，结合当时的响铜雕塑、“丝唐”的艺术风格而开创。后来由他的得意门生曲扎西、尕学噶玛扎巴、扎西扎巴、弥觉多吉等继承，特别是弥觉多吉以先师理论为基础，结合实践，撰写了《线准太阳明镜》，为噶孜派的形成和发展总结出系统理论。

通拉泽翁唐卡组画：噶举大师金串，一世噶玛巴。

　　公元1728年，出生于德格龚垭的第八世司徒活佛司徒·曲吉久勒在德格重建八邦寺。他是一个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的高僧大德，精于绘画，不仅致力于唐卡创作，还十分重视“噶孜”画派的继承和发展，重视吸纳“钦”、“切乌”、“嘎巴”等艺术流派，极大地丰富了该派艺术内涵。与此同时，注重人才培养，使八邦寺成为康区“噶孜”画派的一个重要传承地。至此，“噶孜”画派的两大传承地基本形成，一是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以噶玛丹萨寺为中心的噶玛乡一带地区；另一个便是以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八邦寺为中心的麦宿地区。后来又在今青海玉树地区形成了一个传承地。

　　八邦寺自重建后，“噶孜”画派名师辈出，除司徒·曲吉久勒外，批空占夏、呷朱、司徒·白马旺秋、当代著名画师通拉泽翁和四郎尼玛等更是其中杰出代表。

　　“噶孜”画派为何又称为“噶玛噶孜”画派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该画派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历代著名画师大多为噶玛噶举僧人；二是其主要传承地也在藏东地区著名的噶玛噶举派寺庙。

　　该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兼容性上。“按照司徒·曲吉久勒的概括，‘噶玛噶孜’画派的用笔和色调吸收了内地工笔画的风格，而空间环境的布局则采纳了印度画风，在总体格调上继承了‘门派’和‘钦派’的传统，兼容了三种绘画的优点和长处。”从美术理论上说，“噶孜”画派在散点透视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通拉泽翁组画《噶举色称》

　　“噶举色称”，按照字面意思，大致意思为“噶举派大师金串”，许多文章中将其翻译为“噶举派大师传记”，即是用传统绘画的艺术形式，再现噶举派各个时期的重要高僧大德和主要活佛系统。通览整组唐卡，上述人物跃然画中，栩栩如生。其实，严格地讲，整组唐卡是以噶玛噶举派为主线所绘制的。除了开头的几幅为噶举派的创始人及教派传承外，其余大部分为噶玛噶举支系的各活佛系统传承人和高僧大德。

通拉泽翁唐卡组画：邬金巴

　　据有关资料记载，由通拉泽翁和四郎尼玛两位大师绘制的《噶举色称》全套唐卡共50幅。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赴德格考察期间，首次目睹了其中的两幅，顿觉耳目一新。从此后，便成为的一件心事，总想有朝一日，能一睹这组唐卡的全貌。工夫不负有心人，事隔10余年后，终于如愿以偿。这组唐卡辗转经过半个多世纪，虽有少量遗失，仍有40幅。经笔者整理并多方 查询，所差的10幅中，大致应包括塔波拉杰(噶举派的创始人之一)，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系统中，缺一世扎巴僧格、三世却贝耶歇、四世却扎耶歇、九世却吉尼玛；另有5幅，估计应为八邦司徒活佛系统中的大德，其中司徒·曲吉久勒是不可少的，其它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查证核实。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八邦寺共有4个活佛系统：司徒、钦则、贡珠和温根。其中司徒活佛系统是噶玛噶举黑帽、红帽两大活佛系统外，最为著名的一个，其影响也是较大的。从噶玛丹萨寺算起，该活佛系统至解放前共传了12代。组画中将其列入应是无可非议的。其余的钦则、温根和贡珠活佛系统，一是传承时间不长，二是在整个教派中影响不大。而组画中却为何又有贡珠活佛系统的两世活佛呢？原因很简单，正如前面所述，该唐卡组画的施主是贡珠二世活佛，准确地讲，是以施主身份在组画中出现的。

　　细观“噶举色称”唐卡组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它的艺术成就。整组唐卡格调清新；布局疏密有致，恰到好处；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内地山水画的技法融入到藏传绘画之中，是“噶孜”画派该特点的最佳尝试和体现，给人以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感觉；再就是充分把握了人物的性格及外部特征，造型生动，个性鲜明突出。二是它的史料性价值通过绘画艺术的形式，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的刻画和串连，再现了噶玛噶举派的历史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