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的确认与册封

　　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后，乾隆帝对其转世十分重视。他召章嘉国师曰：“确认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至关重要。章嘉呼图克图须去西藏，寻访认定其转世。”章嘉即进藏并于次年(1758)赴后藏拜会六世班禅，对达赖喇嘛转世作深入讨论。

　　1758年12月至1759年正月间，六世班禅与噶厦地方政府同派代表前往拉日岗查访发现的“神奇”灵童。后来，章嘉与班禅回到拉萨，召集拉莫、乃穷、桑耶、噶栋、昌诛诸路护法降神预言，但各种预言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最后，章嘉国师请班禅做主，班禅预示后藏拉日岗的男孩是达赖喇嘛的“真身转世”。1759年7月12日，六世班禅至噶丹绕结林寺时，又让灵童辨认前世达赖的各种真假遗物，结果均能认出，从而认定。

　　1760年，乾隆帝降旨，令将该灵童迎至布达拉宫附近之幽静寺庙供养，“待该童于众人前不羞涩腼腆，并能稳定之后，即示坐床。同年12月，灵童在扎寺班禅大师前出家受戒，取法名为”至尊洛桑丹巴旺秋降白嘉措贝桑布”(简称降白嘉措)。驻藏大臣到场祝贺。1761年3月，即奏旨迎灵童至拉萨以南的聂塘德瓦坚寺暂住。驻藏大臣等清朝官员在寺门外迎至寺内，并献上哈达、锦缎、景泰蓝等物以示祝贺。5月22日，驻藏大臣接到特赐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圣旨，于是择定6月8日，由驻藏大臣以及西藏地方僧俗上层赍旨至寺，将灵童迎至杜康佛殿宝座前，集福大臣在其右，福鼐大臣在其左，分奏汉藏文圣旨，向灵童举行定旨仪式。敕谕盛赞前世达赖喇嘛“德才超人”，又称其转世明现，“甚慰朕怀”，勉其“多闻勤思，苦修不懈”，“嗣后仍享朕无穷之恩庇”。听毕圣旨，灵童迈动二三步，躬身接旨。此后，上谕恩准阿旺强巴、相孜堪布阿旺却扎两人任经师，并谕班禅为灵音传授经文。

　　1763年7月9日，奉旨将灵童迎进布达拉宫坐床。清朝特派阿嘉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傅景进藏，带去赐礼。六世班禅到拉萨出席典礼。10日，在措钦宁巴大殿由驻藏大臣主持坐床典礼。在达赖、班禅二人宝座的左边是钦差大臣，右边是摄政第穆等大活佛，噶伦等僧俗官员欢聚一堂。在此典礼上，驻藏大臣当众宣读了满、蒙、藏三种文字写成的“金字圣旨”，宣毕，依次奏上皇帝所赐各类厚礼，另有章嘉大国师的贺礼。将军、亲王、傅景大臣、阿嘉呼图克图、额普公爷、集福和福鼐大臣、侍卫、笔贴式等也都先后献礼祝贺。至此，八世达赖喇嘛得到清朝的完全确认。

　　此后，八世达赖喇嘛开始学经，初做法事。乾隆帝对此十分关心。1763年9月22日，特赐八世达赖喇嘛谕旨，要他“仰承朕意”，学经“须不懈为之”。按例，随旨特赏诸多优渥礼物。1765年6月4日，六世班禅到大昭寺为他授了沙弥戒。他向班禅学习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许多经文。1766年5月初3日，他首次被请到汉藏聚集的万人法会上讲经，初现超人的智慧。至此年，他向经师听受经法达40部(函)之多。1768年藏历新年，在参加了传昭大法会后，即将经过上奏。乾隆降旨曰：“朕悉奏文，弘扬佛法，甚合朕意。”

　　1770年9月22日于10月，八世达赖喇嘛又向到拉萨的班禅大师听受了诸多经要。至1772年，他学经大有长进，能背诵大量经文，善写优秀著述，善讲精妙格言。1776年3月初8日至10月初5日，他应请再往哲蚌寺学经和辩经。在辩论中，他参考或博引印度和西藏诸大学者著作，出神入化，善辩对答，驳倒对手。

　　1777年，六世班禅再到拉萨并于4月15日为他授了比丘戒。又从班禅大师学习，直至1778年7月班禅返回后藏。此时上谕任命诺门罕和噶丹赤巴洛桑丹巴两人为达赖喇嘛之“侍从经师”。诺门罕即为策墨林活佛阿旺楚臣，他是第穆之后清朝任命的又一摄政。1778年5月1日于8月29日，八世达赖喇嘛朝拜了前藏的佛教圣地，观看了神湖，使他的学习和实践都达到了一定高度。此时，八世达赖喇嘛已经到了“亲政”的年龄。因源于康熙帝时曾废除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而留下了达赖喇嘛序位没有更正的问题，因此，1762年乾隆帝颁给八世达赖喇嘛“金字诏书”时并未明确他是第几世达赖喇嘛。此时到他“亲政”的年龄，乾隆帝决定解决这一遗留问题。当时，清朝的政治形势也有利于此问题的解决。随着清朝政府于1757年彻底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活动，又于1774年得土尔扈特部请降归顺，至此蒙古厄鲁特四部全部臣服，蒙古部落对西藏的威胁从此解除，清朝可直接处理西藏的具体问题。1780年六世班禅应邀晋京参加乾隆七十大寿庆典。此时，降白嘉措24岁，乾隆决定乘此正式册封降白嘉措，并让他“亲政”。

　　1778年12月，清政府拨巨资在承德修建了须弥寿庙以资班禅安禅。1780年6月，在班禅到达承德前的一个月，乾隆御笔撰文《须弥福寿之庙碑记》。碑记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正式宣布：“黄教之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以此表明，降白嘉措即是第八世达赖喇嘛，因此亦承认噶桑嘉措是第七世达赖，拨正并追认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10月初10日，乾隆谕降白嘉措：“尔前世荷蒙圣祖仁皇帝当厚恩赏给金印敕封”。1781年6月1日，清朝正式册封八世达赖喇嘛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清朝特派钦差郭芒呼图克图扎萨克堪布大喇嘛宣读了册封圣谕，并颁给达赖喇嘛用七十两黄金所铸金册、金印以及大批礼品。1783年8月，乾隆又赐八世达赖喇嘛玉册、玉宝。敕曰：“自宗喀巴崇阐宗风，宣扬梵律，尔达赖喇嘛乃宗喀巴之法嗣，根敦噜布八转世身也。……兹特加殊礼，赐之玉册玉宗，尔其祇领”。封文还强调，自五世达赖喇嘛以来“四世咸倾心依向”。从此，清朝正式明确了降白嘉措是第八世达赖喇嘛，从而理顺了历史遗留的有关达赖喇嘛序位差的问题，这表明乾隆皇帝对西藏事务的重视，意义深远。

　　二、贯彻乾隆谕旨、初显政教才能

　　1、八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关系  乾隆时期，清朝继续推行尊崇达赖、班禅的政策，驻藏大臣奏旨照看和关怀八世达赖喇嘛的成长，凡遇宗教节日或达赖喇嘛重要活动，驻藏大臣均陪同参加；凡驻藏大臣到任均要到布达拉宫拜会达赖喇嘛，表示一定的优礼，这是符合当时历史的做法。八世达赖喇嘛支持清朝治藏的各项政策，他与驻藏大臣和摄政的关系良好。

　　驻藏官员每年频繁的拜访，促进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方地方与清廷的关系发展。如1764年即有多次拜会，至6月21日，新任和离任驻藏大臣及随从官员赍旨并赏品拜会了八世达赖喇嘛。9月15日，驻藏大臣又率衙门官员前去拜见。10月15日，进贡的堪囊带回谕旨，达赖喇嘛升座，给摄政、驻藏大臣、噶伦、公、扎萨 克等人摩顶加持，设宴款待。12月底，为贺春节来临，驻藏大臣等官员去向八世达赖喇嘛敬献绸缎、景泰蓝和瓷器等厚礼，座谈问安，曾于1768年9月、1770年正月和2月、1771年2月28日等时间令各寺院举行念经和修炼佛事活动。1777年正月，为超度皇帝生母皇太后雨罗(g·yu-lo)去世，念诵祈愿回向经文，向寺院布施，向大昭寺、桑耶寺等寺献万供。

　　2、八世达赖喇嘛奉旨配合清朝的有关决定  一是奉旨向北京派遣高僧。这一制度始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至1770年5月，乾隆为在“热河仿建布达拉宫新寺”(即普陀宗乘之庙)，谕令达赖喇嘛“才识精湛，贤正善良”的西藏高僧前来出任新寺堪布及诵经师。八世达赖喇嘛与摄政即派下密院哲蚌寺郭芒扎仓格西色居堪布桑结俄森等四名高僧前去担任此职。八世达赖喇嘛为他们饯行，教诫他们要尊奉大皇帝旨意，广持显密教法。为配合皇帝建庙，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等处举行了驱魔、禳解、酬补等法事，受到乾隆褒奖。

　　二是奉旨远送六世班禅大师进京。1779年正月初8日，乾隆降旨要班禅大师“来京为朕祝寿”。1779年6月，为欢送班禅进京，在摄政、驻藏大臣、噶伦等陪同下，八世达赖喇嘛专程远到羊八井札西通麦与班禅大师会合。达赖喇嘛一行于6月29日到藏北与班禅大师会合，至7月6日送至当雄扎西塘与班禅大师道别。此间，达赖喇嘛接受班禅大师讲授经文，向班禅大师表示良好祝福和敬意。当时，八世班禅喇嘛虽然认为六世班禅尚未出痘，到内地会有风险，但他们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主张前往，远道送行，促成六世班禅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之行。但不幸班禅在北京圆寂，1783年2月，八世达赖喇嘛撰写了《班禅灵童长寿祈祷文》。1784年8月又前往扎寺为六世班禅大银塔开光和为七世班禅授戒。

　　三是奉旨配合清朝处理三暗巴抢劫事件。1779年7月15日，八世达赖喇嘛得知三暗(即三岩)地方匪徒抢劫皇帝的茶包并伤及护茶人员后，几次派遣僧俗仲科尔规劝土匪分清善恶。乾隆认为，三暗地方系通藏大道，若不加严惩，事后必有反复，故传谕特成额即督率将弁勒兵前进，务将罪犯迅速拿获，审明于军前正法。八世达赖喇嘛奏旨亦遣多仁班智达等官员赴三暗协助清军平息事件。行前嘱咐多仁班智达等：因匪徒“累不服教化，今自食其果，……大皇帝军令如山，将军自必承命。尔等亦需全力以赴，尽忠效力，与将军协作，予不服教化之徒以儆戒，予其他无罪众村民百姓以大皇帝之福泽，吾愿是矣”！因有八世达赖喇嘛的配合，抓获了首犯及同伙，三暗得到整治。八世达赖喇嘛此举赢得驻藏官员的尊重，受到乾隆帝的重视。

　　3、八世达赖喇嘛喇嘛服从清朝在西藏推行的摄政制度

　　八世达赖喇嘛喇嘛出生并被认定为前世转世之时，正值清朝实行一项重要制度，即在达赖喇嘛圆寂后直到其转世的新达赖喇嘛“亲政”之前，任命一大呼图克图为摄政，代理达赖喇嘛办理一切事务。1757年4月8日，第穆阿旺降白德勒嘉措即任为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位代理达赖事务且握有政教大权的摄政，史称“掌办商上事务”。他到任后，就参与了八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坐床、受沙弥戒等重大活动。1770年2月5日，他被派去山南主持桑耶寺的修缮和扩建工程。第穆于1777年正月22日夜圆寂，享年55岁。八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为他广做超度法事，发愿祈祷并写了其尽快转世的《祈愿文》，献回向礼银二千一百七十两。皇帝闻报，对第穆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特“从库中颁赐一万余两”，以示吊唁。

　　1777年2月，乾隆经与章嘉国师和雍和宫堪布阿旺楚臣商议决定派刚由普通僧人升为上师，既未任过要职，又不是转世活佛的策墨林一世额尔德尼诺门罕阿旺楚臣前去担任摄政要职。乾隆降旨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年幼，尚需学习经典，西藏办事人员空缺，诺门罕阿旺楚臣知识渊博，勤于办事”，故特“令他赴藏任职”，“准其掌印。”

　　1777年7月5日阿旺楚臣抵达拉萨到任后，即安抚众生，卓有成效。1778年正月，因经师卸任噶丹赤巴阿旺却扎圆寂，乾隆谕准阿旺楚臣担任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同年5月，他又接替了甘丹赤巴的职务。他一人身兼三职(摄政、经师和甘丹赤巴)，成了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第三号宗教人物。1783年阿旺楚臣在色拉寺建一小寺，乾隆帝赐名“寿宁寺”。1784年，乾隆册封八世达赖喇嘛并允许他“亲政”。但八世达赖喇嘛仍愿致力于宗教事务，阿旺楚臣仍协同协同掌管政务。1786年4月，章嘉在京圆寂，谕令阿旺楚臣进京，协助朝廷处理政教大事。八世达赖喇嘛以他政教功绩卓著，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酬劳欢宴，并接连七天同他交谈西藏政教事务。

　　阿旺楚臣于1790年7月9日重返西藏，再次协助八世达赖喇嘛处理政教事务。但他到藏不久，即于1791年3月生病。此间，八世达赖喇嘛常去看望，多次为他举行祈祷禳灾法事。是年3月27日他在拉萨圆寂。

　　此后，乾隆帝又命哲蚌寺郭莽扎仓的第八世济咙呼图克图罗桑益希丹贝滚波协助八世达赖喇嘛掌管卫藏事务，封其为“达赖诺门罕”。乾隆认为“藏内诸务，必须一晓事大喇嘛帮同达赖喇嘛办理，方为有益。济咙呼图克图心地明白，熟习经典，素为唐古忒敬信。著赏给‘毕里克图’为号任以札萨克为职，前往西藏帮同达赖喇嘛办理一切”。1792年3月，在廓藏战争中，济咙积极筹办军务有功，曾受到清廷嘉奖，受封为“萨玛第巴克什慧通禅师”，赐予“圆觉智惠禅定大师”等名号。后来，他和达赖喇嘛又协助福康安共同调度室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1793年驻藏大臣和琳会同达赖喇嘛与济咙对前后藏支付差税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制定了《水牛年文书》，它成为解决前后藏属民差税问题纠纷的法规性依据，一直沿用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夕。

　　1796年(嘉庆元年)，清军参赞公海兰察巴图鲁等捐资为济咙在拉萨磨盘山南麓修建私庙竣工，皇帝赐匾“卫藏永安”，即“功德林寺”。1804年(嘉庆九年)10月，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清朝即令济咙总理藏务。1908年，九世达赖坐床，仍由他代理其摄政职。1811年(嘉庆十六年)，济咙呼图克图圆寂，享年51岁。嘉庆皇帝评价他摄政“二十余载，一切事件，俱能尽心办理，唐古特番众敬服安贴”。

　　八世达赖喇嘛与几任摄政关系融洽，表明他服从清朝的摄政制度，而且与几任摄政一起，为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努力。

　　三、八世达赖喇嘛在廓藏战争中的表现

　　1788年，廓尔喀第一次侵入西藏，八世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上奏告急。乾隆御令理藩院侍郎春暖花开卢及四川总督成德、成都将军鄂辉等率兵三千火速进藏抗敌。然而，驻藏大臣庆麟不积极备战，却借口护送班禅而欲将后藏舍弃。乾隆甚为不满，指出若扎寺被贼人抢占，“朕定将庆麟从重治罪。”

　　1788年10月，清军抵达拉萨，即开赴边界。八世达赖喇嘛设宴款待出征边界官兵，祈祷胜利。尽管乾隆降旨“朕之精兵粮饷不用在藏征集”，但不久，达赖和班禅即从地方征得口粮4600石、牛1100只、羊10000只等作为军粮，且不要粮价。乾隆帝令清军“仍照数给价”。正当清军出征之时，扎士仲巴呼图克图与萨迦呼图克图等人背着达赖和班禅，派遣沙玛巴与廓方私下讲和，私下答应每年由西藏向廓方赔偿三百锭元宝(共合银九千六百两)，以换取廓方撤出所占西藏地方。对此，达赖喇嘛曾表反对：“此事所办冒昧，将来必有反复”。这样，巴忠未交一兵一卒，即谎奏击退了敌人，收复了失地，“奏凯班师”，骗得朝廷赏金百万。

　　1791(五十六年)7月，廓尔喀人因讨取赔偿，遭西藏地方拒付，遂再次侵入后藏。藏军连败，率兵前往后藏的驻藏大臣保泰不敢迎战，却以护送班禅为名仓皇逃回拉萨。仲巴携带鹭财物弃寺潜逃，寺僧四散。廓军长驱直入占据扎寺，大肆抢劫寺内财物，直至半月后才撤走，退居聂拉木等地。当时，驻藏大臣雅满泰惊慌失措，丧失斗志。8月8日，他会同众噶伦拜见达赖喇嘛并禀请暂时前往热振避难。八世达赖喇嘛指出，廓尔喀不至于进犯拉萨，安慰在场僧俗官员无须慌张。后，班禅到拉萨，驻藏大臣又会同众噶伦拜会达赖和班禅，请示他们“应该往昌都出走”。八世达赖喇嘛说“此事必须再奏皇帝，请派兵平息”。两位大臣不得已如实上奏。乾隆降旨称：“达赖喇嘛决断此等大事，仍居布达拉宫，甚善。”“朕深喜达赖喇嘛如此通晓事理”，驻藏大臣“竟是无用之物”，“心慌胆落，怯懦已极，殊属负恩”。并决定处理怯懦无能、胆小怕事的驻藏官员及带兵将军。先查办藏务的鄂辉将保泰、雅满泰革职，令他们仍保留效力赎罪。

　　1791年冬，乾隆特命大学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以领侍卫内大臣超勇公海蓝察为参赞大臣，带领满汉大军从青海急速赴藏。八世达赖喇嘛派拉鲁公等人远到西藏交界多伦巴图尔地方迎接，福康安到拉萨时，八世达赖喇嘛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因八世达赖喇嘛喇嘛表现不俗，曾得乾隆帝多次褒奖，福康安亦以崇敬之心情与他会晤，甚至拜礼。福康安向达赖和班禅传达谕旨：此次用兵征剿廓尔喀贼匪，“全为保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僧俗番众人等”。谕旨嘉奖达赖喇嘛“伸明大义”，同时宣告：“将来剿平匪后，一切善后事宜，必须另立章程，逐一筹办，务使边圉谧宁，永除后患”。对于“所有将来应办应改各事宜”，达赖、班禅“自当晓谕僧俗人众，一一奉行，永远遵奉”。二人听毕，均表示“悉听裁酌主持，永远遵奉”。

　　此后，为祈祷胜利和“祈祝大皇帝万寿”，加之藏历新年临近，福康安向哲蚌寺和色拉寺僧人广放布施，向达赖和班禅分别献上厚物，并请八世达赖喇嘛在法会上为清军讲授了善事圆满回向经文。福康安又与八世达赖喇嘛多次会晤，就征剿廓尔喀有关事宜“详细征询”，请教问题，达赖喇嘛均以一一善答。后来福康安曾以钦佩之情禀报皇帝：“至于诸多我军官兵议而不决的疑难问题，若请教于他，便能即刻得到圆满的解决。”

　　1792年2月，清朝另派和琳为驻藏大臣，令鄂辉办理所有藏内至军营粮运乌拉等事务。此事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福康安抵藏时，八世达赖喇嘛、济咙克图及噶伦等即表示：“抵藏官兵所需马匹、驮畜、口粮、运送等，诚愿竭力筹措”。“其口粮除由达赖喇嘛内库、扎什伦布、萨迦寺及贵族、僧俗官员倾囊以供外，属民则只留年内口粮、种籽，余下尽数征收，共备齐粮九万石”。鄂辉、成德抵藏时，曾与济咙克图、噶伦等商议，筹办糌粑谷七万余石。鄂辉出征前，又交付济咙等增购一二万石粮谷，济咙、噶伦等各自派人前往近处购买。乾隆帝批示除了前鄂辉等人规定的采办七万一千石的军粮之外，恐“稍有扰累”，“毋庸再为加增”。福康安还札商达赖喇嘛及济咙在藏地采办马匹，达赖喇嘛又令在后藏购办，但“犹恐不敷乘骑，遣人携带上银三万两，赴青海、蒙古番族地方采买马匹”。乾隆赐旨：“达赖喇嘛差人西宁购买马匹一节，即属可已之举”。另外，达赖喇嘛、济咙、噶伦等人又将布达拉宫所存火药二千四百余斤、铅子二万八千斤及大小炮三十余位交出，各寺喇嘛和噶伦等人亦将自养马匹交出。

　　1792年3月，福康安率军赴后藏消灭廓尔喀。达赖喇嘛来送行祝福，并派遣噶伦、知宾和通事等官员协助办事。福康安率兵经过一系列血战，至7月14日，廓尔喀王被揎迫完全乞降，保证今后“永遵天朝王法”，“再不敢侵犯边界”。福康安上奏被恩准，8月28日清军遂接受廓尔喀王的投降，停止进攻。9月4日，清军由廓尔喀境内撤出，胜利凯旋。

　　10月3日，福康安行抵后藏，即去拜会七世班禅。福康安向前藏进发时，达赖喇嘛先已下山，“在布达拉十余里外甲木参罗布登亩内等候迎接”。15日，福康安即在此庙内与八世达赖喇嘛相见。达赖喇嘛表示：“今蒙大皇帝天恩，劳师糜饷，为西藏收复边界，征服贼匪。我在藏闻知捷音，欢欣感激之下，尤切惭惶思专差喇嘛赴京，进表恭谢天恩。”

　　1793年(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康安率军回内地时，八世达赖喇嘛派拉鲁公、传令官送至墨竹贡嘎，并遣近侍送福康安至工布江达，遣噶伦拉顶和传令官格桑楚臣等送至康区。临行时，福康安向八世达赖喇嘛献上哈达、玉器及玉如意等物，向他表示感谢。

　　四、拥护并执行二十九条章程

　　八世达赖喇嘛等对清朝在西藏的改革也表示了极大的配合和支持。福康安凯旋回到拉萨后即奉旨办理善后事宜。首先是惩办祸首，废止红帽活佛(沙玛尔巴)转世，将其一切财产及百姓充公，寺内红帽喇嘛一律改奉黄教，拨给三大寺管制。仲巴因“其罪甚重”，奉旨解赴北京治罪。又将扎寺惑乱人地，孜仲喇嘛拿至前藏“即行正法”。

　　制定善后章程，改革藏中弊端，是当时治藏的重大举措。福康安凯旋途径扎什伦布时，即向七世班禅宣讲“革除积弊”、制定章程的意义。随后他又向八世达赖喇嘛了同样讲解，并章程之事，皇上“交本大将军等祥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八世达赖喇嘛当即答称：“卫藏诸事，上费大皇帝天心，立定法制，垂之久远，我及僧俗番众，感切难名，何敢稍有违拗，将来立定章程，惟有同驻藏大臣督率噶伦及番众等，敬谨遵照，事事实力奉行，自秘于世故地大有裨益。”

　　其实，清朝早在处理廓尔喀侵藏事件之始，即已着手讨论西藏地方行政制度改革问题。1790年9月8日，受命查办藏务的四川总督鄂辉曾就改革西藏地方行政制度提出过十点意见。福康安入藏前，乾隆曾面谕他：“将来剿平贼匪后，一切后事宜，必须另立章程”。不久，乾隆又指明当时驻藏大臣在人事权上的薄弱和西藏官员的舞弊行为，要福康安认真研究。福康安奉旨调查，并于1792年1月26日奏禀有关噶伦“干预”和“擅专”西藏地方事务，甚至将驻藏大臣架空的严重情况。1792年8月27日，乾隆谕军机大臣传知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等人在西藏推行改革。谕旨具体提出了7项重要的改革，其中即提出今后达赖和班禅等活佛转世须采用“金奔巴瓶”掣签办法。1793年2月23日，福康安令人将译成藏文送达赖喇嘛阅览，“与之逐条详细讨论”，并召集各呼图克图及噶伦等僧俗官员，“将藏内一切章程详细训示”。

　　福康安等人经过与西藏地方上层人物“逐条详细讨论”，最终达成基本共识。章程奏本经期廷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议政九卿等商议后，报请乾隆皇帝批准。该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于1793年颁布执行。达赖喇嘛、摄政及各大喇嘛活佛等表示完全拥护。达赖喇嘛合掌宣誓：“所议各条，皆系怜爱僧俗，体恤番情，实可垂之永久。……从此谨守章程，事事与驻藏大人会商办理。我惟有习静修持，虔诵万寿经典，仰报大皇帝高厚鸿恩，断不致稍有格碍。“它同样得到了西藏僧俗群众的真诚支持与积极响应。

　　二十九条章程规定了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边防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是清朝自顺治以来治藏政策和经验的总结。自它颁布以后，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认真贯彻。八世达赖喇嘛向全藏颁布的《水牛年公文》，详细解释章程条文，其中包括如何实行金瓶掣签的问题。他还亲自主持第一次用“金奔巴瓶”制定了昌都帕巴拉活佛的转世灵童。

　　贯彻章程的情况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1795年，八世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松筠授意下，决定减免百姓赋税，除应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猪等项”外，其余应交儿粮各项，“普免一年”。将自1791年至1794年“旧欠粮石，乃牛羊猪各项钱粮四万余两，概行豁免”。将失散百姓招回，给予银两修补房屋，给予籽种各务农业，三年之内，免除钱粮杂税。同时告示各处营官第巴头人，除朝佛熬茶来藏及达赖喇嘛有事所需乌拉之处，其余一切差事，须持有驻藏大臣发给的执照，“不得滥行应付乌拉”。八世达赖喇嘛还将他库中积存的布施银三万两交出用于救济“各处穷苦百姓”。但乾隆批示：达赖喇嘛“竟可毋庸出其已资，著加恩动用该处正项，赏给前藏银三万两，后藏银一万两，交松筠等务须尽心妥办，勿使一夫失所，以副朕一体惠爱番民至意。”松筠遵旨散发救济，甚至亲到曾遭廓尔喀人蹂躏过的宗喀、济咙等地，下令停征一些苛捐杂税。乾隆对八世达赖喇嘛于他登基60年时派人祝寿，减轻属民差徭，布施百姓白银等做法，“甚是欣慰”。为此，特赏八世达赖喇嘛贵重礼物和嘉言谕旨。赐礼中有一副乾隆珍贵的肖像，是按照汉藏人士礼拜佛像的风俗，身着比丘金刚服的乾隆本人龙体肖像。八世达赖喇嘛视如珍宝，将其供奉于布达拉宫三界殊胜的寝殿。他向驻藏大臣表示：“大皇帝自喇嘛吾年幼时起，便多赐谕旨和大量赏品，恩德无量，永将牢记”。他还告诫西藏僧俗人士说：“大皇帝是众佛之严父至尊文殊菩萨，……我们对他的任何画像都须圆满崇敬奉供。”

　　章程还制定了任免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的法规，详细造册登记顶子、职位级别、升迁、年限、替换等，编为“噶厦印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鉴于原本破旧，又做了新编。总之，二十九章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清朝治藏达到了全盛时期。

　　1799年，乾隆皇帝驾崩，八世达赖喇嘛举行了各种法事以吊唁和超度，并特别向布达拉宫两尊灵塔、圣观世音洛格夏惹像和皇帝肖像做百供，向乾隆肖像叩拜，驻藏大臣等汉藏官员身着白衣至肖像前叩拜志哀。7月26日，八世达赖喇嘛、达擦活佛、热振活佛等大活佛率五百名僧伽于两日内连续举行超度皇帝大威德金刚自受灌顶法会。驻藏大臣等官员向法会大放超度布施。八世达赖喇嘛亲自念诵回向经文，超度乾隆帝和祈祝嘉庆皇帝万寿。

　　八世达赖喇嘛喇嘛于1804年藏历10月18日在布达拉宫圆寂，享年47岁。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作为一名虔诚的宗教首领，从小严格学经，造就了深厚的佛学功底。他能够将自己的学经及宗教活动与为国利民结合起来，使格鲁派教义发扬光大。他的宗教活动中包含了一个宗旨即对清朝的向心力作用。终其一生，他能够务识大局，服从和支持清朝在西藏推行的代理达赖品玉的摄政制度；他与几任摄政活佛和睦相处，关系融洽，维护了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使僧俗人民安居乐业；他认真贯彻皇帝谕旨，如促成六世班禅晋京之行，配合清朝处理三暗巴抢劫事件，与历任驻藏大臣发展了良好关系等，为增进西藏地方与清中央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八世达赖喇嘛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在抗击廓尔喀的战争中的远见卓识以及贯彻圣旨、积极迎接请军、征集粮饷支持清军等行动。战后又与班禅、济咙活佛等人一起参与了拟定各项善后事宜及对藏事的整顿。钦定二十九条章程颁布后，他认真贯彻执行，非常可贵。清廷对八世达赖喇嘛晚册封了五年，在廓藏战争中，他与噶伦丹增班觉曾被乾隆帝误解，但他仍然没有辜负圣恩，始终拥护清朝治藏的各项政策。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冯智，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