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班禅画像。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应邀来京朝觐，受到顺治帝的隆重礼遇，赐其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由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领袖地位。五世达赖朝觐，是清代西藏佛教领袖人物第一次到北京朝拜皇帝，得到朝廷的册封，标志黄教取得在西藏宗教中的统治地位，五世达赖此行为加强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五世达赖之后128年间，西藏经历了诸多的风云变迁，再没有一位达赖、班禅到京朝觐。早在康熙皇帝执政时期就曾一再敦请五世班禅赴京陛见，五世班禅也很愿意，但因第巴桑结嘉措从中作梗，终未实现班禅赴京陛见的愿望。
　　
　　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才实现了班禅进京的宿愿，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从西藏日喀则出发，万里跋涉历时一年到达热河，参加乾隆皇帝七旬万寿庆典，为皇帝祈福祝寿，表达了西藏民众对朝廷的敬仰拥戴，是继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朝觐后，西藏最高佛教领袖第二次入朝，对于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安定西藏。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都有重大意义。不幸的是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身染天花，圆寂于北京。年仅43岁，未能返归故里，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一页。乾隆皇帝对班禅入朝极为重视，给以很高的评价与丰厚的赏赐，对班禅的不幸圆寂深表痛惜悼念，因此故宫中保存了大量与六世班禅有关的文物，件件文物传达给我们真切的历史信息。
　　
　　班禅画像
　　
　　画像为大幅的西藏唐卡形式，通高189厘米，宽103厘米，画心纵117厘米，横61厘米。用富丽堂皇的大红底，勾莲织金缎装裱（见图1班禅画像）。画幅正中六世班禅大师结跏趺端坐在雕龙扶手椅上，身着清代官服，内穿黄蟒袍，外罩黄八团龙褂，胸前挂朝珠，斜披红帛，头戴黑皮边冬冠，面容安详慈善，右手作说法印，左手托宝瓶。宝座周围点染青山绿水。天空漂浮着五彩祥云，祥云正中端坐无量寿佛，左侧是密教主尊大威德金刚，右边是黄教祖师。下方地界中央画六臂永保护法，左为降阎魔尊，右为吉祥天母。画像装潢华丽，笔法精细。像背后用黄绸作衬，下部贴一方白绫（见图2班禅画像题记），上面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书写题记：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上命画院供奉绘像留，永崇信奉，以证真如。”

图2 班禅画像题记。

　　这是班禅大师万里东行到达热河后，乾隆皇帝命画院画师参照西藏唐卡画法，根据大师本人形象作的写实肖像。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是清代西藏重要的宗教领袖，法名罗桑巴丹益西，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马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年，1738年）生于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孜地方，乾隆五年，三岁被认定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乾隆六年，六月初四在扎什伦布寺坐床，继任为六世班禅。一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奉钦命入藏办事的章嘉国师的支持下，认定了绛边嘉措为八世达赖，并尽心培养，在八世达赖成年后，与之很好的合作，使得西藏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外敌觊觎，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能保持稳定，六世班禅起了重要作用。他拒绝英国人入藏通商、签约的要求，保卫了国家主权。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赴京朝觐，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一行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起程东来，转年七月二十一日到达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帝亲自接见班禅，《内阁起居注》记录：
　　
　　“二十一日丁酉，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恭祝万寿，至避暑山庄，于澹泊敬诚殿丹墀跪请圣安，上于清旷殿赐座、慰问、赐茶。毕，上诣宝筏喻、烟波致爽、云山胜地各佛堂拈香，班禅额尔德尼从，礼毕，上还宫。”

图3香山昭庙。

　　聊聊数语可见班禅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给予的极高礼遇。为迎接班禅，朝廷作了大量的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在热河兴建须弥福寿之庙，在京修缮黄寺，兴建香山昭庙（见图3香山昭庙）。把北京、承德各大寺庙修葺一新，以备班禅观瞻作佛事；精心安排朝觐路线，程程专差接送，颁敕行赏，问寒问暖；动用金银珠宝玉石绸缎制作各种赏赐班禅的器物；事无巨细乾隆帝无不亲自过问。为迎接班禅交谈亲切，乾隆特学习藏语会话。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乾隆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事必躬亲，周详缜密的为政作风。
　　
　　有关这幅班禅像，内务府档案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太监额鲁里传旨，着舒文转传与全德，将画画人陆灿派人送进京来，务于九月尽十月初间到京，预备画班禅额尔德尼像，钦此。”“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管理造办处事物大臣舒文奉旨：着亲身带陆灿至西黄寺画班禅像”[1]《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中也有相关细节记载。
　　
　　“十月五日上午，乾隆皇帝派工匠总管苏（舒文）大臣送来上等哈达等礼品，及珠宝雕饰之御带。苏大臣对大师说：‘我时常虔诚供佛，为雕刻班禅额尔德尼像，特来请问班禅额尔德尼像如何？江南一位优秀画家奉旨前来向您问画，但因所画身形过大，未敢启口，待后再问。’大师等人听后笑了，赏赐了大臣与画家，并回奏皇帝，当时，画家绘画了强佐与司膳堪布画像。”

图4藏文经

　　[2]当时乾隆帝指示画家绘制了多幅班禅像，除此官装像外，还有僧装像。（现存故宫）不幸画家陆灿十月三十日给班禅画像后两日，十一月初二，班禅就在西黄寺圆寂了。可贵的是画家给我们留下了班禅大师的珍贵仪容。此后，为永久纪念班禅，乾隆帝下旨在宫内外挂班禅画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将班禅画像四张交里边打得结子呈览，奉旨：画像四张具不必在佛箱收供，一轴配红木插盖匣一件，交中正殿西配楼安供，其余三轴，在法源楼、热河紫浮、须弥福寿之庙各安挂一轴，钦此。”[3]
　　
　　班禅奏书

　　班禅奏书收藏在一个棕色描金花皮匣中，当年乾隆帝不是作为一般档案保存，而是作为历史纪念精心保藏在雨花阁佛堂内。匣内有奏书原件和满文、汉文两种译本，及藏文经两部（见图4藏文经），两部经为墨字两面书写在厚实的藏纸上，共计四十六页，其中一部经的汉文意思是“请皇帝住世文”即祈祷皇帝长寿，经名为《无畏狮子吼》。经的结尾写道：“天皇四十五岁，（即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上旬吉祥日专心写，班禅”。另一部经为《薄伽梵白伞盖佛母成就悉地甘露瓶仪轨经》。
　　

　　乾隆四十五年，正当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内地承平已近百年，就是历经忧患的西藏在清政府三次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也得到安定。乾隆帝从雍正七年阿尔布巴事件中康济鼐被杀，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穆扎尔叛乱中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被害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不仅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还需借助宗教领袖之力，牵制地方贵族势力，因此扶持西藏宗教，抬高达赖班禅的的政治与宗教地位，扩大其影响，“兴黄安蒙”是清政府治理蒙藏的重要政策。当时的西藏八世达赖年纪轻，尚未亲政，六世班禅是西藏地位最高的佛教领袖，他的到来途经青海、甘肃、蒙古广袤的边疆地区，影响很大，对蒙藏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