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我曾专门整理过敦煌寺的资料，对该寺的历史情况比较熟悉。但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实际参访，而所有资料对其现在的具体位置都没有详细说明。这也难怪，敦煌寺在历史上的辉煌早已为世人所遗忘，明清以后的萧条和“文革”以后的毁坏，如今已是破败不堪，以至于就要从地面上彻底消失。寻访这样默默无闻的佛寺，不事先打听好具体路线恐怕会遇到麻烦的。于是，在临行之前，我通过电话同宗教局、佛协及一些佛教学者联系，询问怎样才能抵达敦煌寺。可浪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竟一无所获。无奈，只好根据历史资料所记在西安城西北１５里的说法，向西北方向寻访而去。

    这时，天空中下起了丝丝小雨，凉凉的风也刮了起来。我撑起一把雨伞，搭乘一辆计程车，到北郊红庙坡后，又一路向西开去。还没有到１５里的地方，我便下车打问，可谁也不知什么敦煌寺。我又问附近何处有佛塔，也是没人知哓。我沿着那条大道继续向前赶去，路上走走停停，不断地向当地人打听，依然没有敦煌寺的任何下落。后来我们又雇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向北驶入乡村之中。碰见居士模样的老太婆便停下来打听，就这样一直打听到某村大队部。这里如今已是全村的佛教活动中心，每天上下午有固定活动。当时已快６点，可不巧的是因为下雨当天的活动取消，所以房门紧闭，无法在此询问。这时听村民说附近有一驻扎了１０年的考古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考古队派来的，估计他们应该知哓。我一听，十分高兴，立即坐上三轮车，找到考古队。可考古队的人都上了工地。这时又遇到几位村民，听他们说某村有过佛塔，前几年拆除了。我便顺着这一线索，找到那个村子。可情况与资料所记敦煌寺情况不相符合，我认定其绝不是原敦煌寺。

    万般无奈，只好重返考古队。这里离西安城大约１５里，与资料所载敦煌寺方位大体相当。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考古队身上。这时，考古队的工作人员都回来了。可一问敦煌寺，他们谁也不知道。我们顿时感到非常失望。在同一考古人员谈话中，我突然想起史料所载当年竺法护在长安城青门内译经，又在青门外立寺的情况，便向他们打听汉长安城青门的现在位置。他们对此非常熟悉，当即作了详细的指点。这时已快７点了。据他们说，这里离青门还有２０多里路程。我心不甘，便要求车主立即把我送到青门所在地。

    三轮车驶出村子，沿一条公路向北开去。大约八九里路之后，又向东拐去，一直走了２０多里，终于赶到了青门所在地。乡民习惯称这一带叫青门口，附近有青西村和青东村。在青西村的南边，我们看到一座佛塔，高高地耸立在一座工厂的后面。好不容易找到厂门，一打听敦煌寺，工人们竟全然不知。他们说这里原是“同化寺”。我又打听喇嘛塔的情况（因为敦煌寺内有喇嘛塔），他们才说，那就是这里。原来敦煌寺的名称经过多少代人的口耳相传，已讹变成“同化寺”了。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非常高兴，便让三轮车主回去，再三致谢后，走进厂区，瞻仰古寺遗存，凭吊古往大德。

    敦煌寺的现在准确位置在西安市汉城乡青西村南侧，汉城街西侧，距西安城西北角约八公里，为汉长安城东北部青门的外侧。该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七年，即公元２８６年，为陕西现存最古老的寺院。

    据南朝梁代（５０２－５５７）僧佑所著《出三藏记集》记载，“太康七年八月十日，敦煌月氏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元康元年，长安孙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写素解。”此处尚未说明翻译《法华经》的具体地点。梁代慧皎的《高僧传》中记载，竺法护“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这里却没有说《法华经》就是于此翻译而出。唐代著名佛教史学家道宣在《妙法莲花经弘通序》中说：“西晋惠帝永康年中，长安青门敦煌菩萨竺法护者，初翻此经，名《正法华》。”《佛祖统记》卷３７中说：“晋武太康七年，竺法护来长安青门《正法华》及《涅盘》藏等经２１０部。”竺法护原藉月氏，本名支法护。出生于敦煌，８岁时出家，拜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遂改为师姓，名竺法护。据说他每日诵经万言，过目不忘。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通各国语言。当时，中国内地大乘经典十分缺少，竺法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于是携带大量经典，来到长安。因其世居敦煌，人称“敦煌菩萨”。所以，他在长安青门外立的佛寺也称敦煌寺。综合以上资料，可证明，敦煌寺为译经大师竺法护于公元２８６年建立。

    此前，竺法护曾于西晋太始二年（公元２６６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翻译《须真天子经》２卷，传言者为安文惠、帛元信，笔受者为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此为梁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所载，应为真实史实。如此，则竺法护先是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翻译佛经，后又在青门外另立一寺，此即敦煌寺。至于白马寺为何时所建，就不得而知了。但它肯定早于公元２６６年，也就是说，长安的白马寺最迟也是在三国（公元２２０至２８０年）以前建立的。该寺与洛阳白马寺是什么关系，尚无明确的历史资料说明。估计与东汉时期的“白马驮经”有关，如此，则该寺的创建应在东汉，甚至以前。史料明确记载早期在长安建寺的还有帛法祖。据梁代慧皎的《高僧传》记载，晋惠帝（２９０－３０６年在位）末期之前，帛法祖“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但具体何时不太清楚。其弟死于３０３年，享年５７岁，则生于２４６年。据此帛法祖则生于２４６年以前。史载其年少出家，估计在长安建寺在３世纪６０年代。该寺建于何处，现亦不得而知。史载竺法护曾在长安西寺译经，西寺应位于长安城西边，是否为帛法祖建立的那座精舍，尚不敢断定。根据以上资料，长安最早佛寺应是青门内的白马寺，其次是青门外的敦煌寺和帛法祖所建的不知具体位置和名称的精舍。由于白马寺、长安西寺早已无存，所以，现存陕西最早的佛寺便只有敦煌寺了。

    敦煌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敦煌菩萨竺法护在此翻译出《法华》、《光赞般若》、《渐备一切智经》、《弥勒成佛经》等重要经典，他一生共翻译佛经１５４部，３２２卷。有的资料则说是１７５部，３５４卷，或２１０部３９４卷。此前中国的佛经翻译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可以说，竺法护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大规模翻译佛经的人，敦煌寺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场所。梁代僧佑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据寺内碑文《圣严寺并入广仁寺管理记》记载，隋代曾重修该寺。金代皇统五年（１１４５）政公法师重建。金代大定二年（１１６２），赐寺额“圣严禅寺”，故又以“圣严”名之。明代正统年间（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寺中住持和尚了庵法师和他的弟子性福法师相继增修。明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性慧法师、觉成法师再次扩建。当地信士张宗器将寺院附近三十亩良田捐献给敦煌寺，作为寺僧常供之产。明孝宗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和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又有两次重修。清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敕建广仁寺于原唐长安城西北隅，作为达赖和班禅进京途中的住锡之地。寺内一切轨制均尊藏传佛教，迎请喇嘛住持，传习藏地密法。此时，敦煌寺住持为修习藏地密法的尚经巴喇嘛，他认为同广仁寺法味相同，便以敦煌寺所有地产尽归广仁寺管理，从此敦煌寺便成为广仁寺的下院。清同治（1862-1874）初年的战乱中，寺宇曾遭严重破坏。

    “文革”前，寺宇占地９亩多，整个寺院坐东向西，当时尚有山门３间，伽兰殿１间，大殿３间，内供释迦牟尼佛。大殿后有古塔１座，６角形，共７层，砖表土心，高约２０米，底层每边长约２米，高约３米，底层檐下每边有５块砖雕，为各种动物造像。底层东面有一门洞，高约１米，宽约0.6米。四层以上每角有风铃。塔身用砖中时见“敦煌塔砖”字样，或许此塔即名“敦煌塔”。此塔始建何时，尚待进一步考证。山门北边有一偏院，占地约２亩，为广仁寺达喇嘛王玺禅师的塔院。寺内还存有碑石４块，其中明代碑２块，清代碑１块，近代碑１块。“文革”期间，该寺宗教活动停止，寺院殿堂被毁坏，寺址先后为石灰厂、酿造厂占用和汉城乡板纸厂占用。

    现存古砖塔１座，底层受化学物质侵蚀严重，风铃大多坠落，塔身上面“敦煌塔砖”字样依稀可辨。距此塔约５０米的北端，有一西藏式塔，高约３米，为陕西省佛教协会第一届（时称“西安佛教协会”）副会长关符清喇嘛塔，建于１９８９年，形制奇特，西安少有。喇嘛塔西南有大殿３间，僧房２间。大殿内供奉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寺院旧址现被分为两部分，古塔现在汉城乡板纸厂内，喇嘛塔及大殿、僧房在秦光卫生纸厂内。寺址西南约６０米处有古汉城遗址。

    看护寺庙的刘居士对我们非常热情，她介绍了寺内的佛教活动及宗教政策的落实和寺庙管理的有关情况。我们都一一作了记录。因为天色已晚，我们只好告别古寺，搭乘一辆计程车，沿汉城街、朱宏路，一路向南，返回城里。

    古城早已华灯齐放，霓红闪烁。川流不息的车辆与人群，显示着这个现代化都市的繁忙与生机。可我的心依然萦绕于敦煌寺中，驰骋于上下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

    ２０００年前的古长安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白马寺也不知在哪个朝代销声匿迹。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敦煌寺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命。想起遥远的过去，想起那个时代的青门一带，内有白马寺，外有敦煌寺，两寺仅一门之隔，相互毗邻，构成一个整体，使这里成为长安城的一处佛教活动中心。白马寺创建更早，从寺名来看必然与白马驮经有关，所以早期名声应是很大的。自从敦煌菩萨竺法护在此两地译经之后，这里便成为中国佛教界敬重与向往之地。目前，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对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已经取得一致看法，这就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２年的“伊存授经”。这一年，位于中亚及西北印度地区的大月氏国使者伊存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向汉朝的博士弟子（相当于现代的国家科学院院士）景卢口授《浮屠经》，从此，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说，长安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源头所在。由于中国佛教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也称“汉语系佛教”），并进一步传播到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及欧美部分国家，成为当今世界佛教三大体系之一（另外两种是流传于东南亚地区的南传佛教，也称巴利语系佛教；流传于我国西藏及内蒙和蒙古国、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藏传佛教，也称藏语系佛教），所以，长安也是整个汉传佛教的源头所在。尽管伊存授经的具体地点尚无法确定，但在汉长安则是无疑的。汉长安青门内外（现在的西安未央区汉城乡青门口）是汉魏时代西安佛教的一个中心，若把汉长安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说这里就是伊存授经的地方，也不能算错。

    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中国宗教学会协办的“纪念佛教传入中国２０００年”活动正在紧张筹办之中。西安将成为规模宏大、丰富多采的纪念活动的汇聚之地。筹委会副主任、秘书长王志远先生这次专程来西安协商纪念活动的有关事宜，并提议在西安某合适的地方设立佛教传入中国２０００年的永久性纪念标志，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寻根，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此建议若能落实，并在此安排象征中国佛教之源的纪念活动，无论对中国佛教，还是对陕西文化与旅游建设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文中“佑”为“示”字旁一“右”，“Ｙ”为左“禺”右“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