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并没有出台任何规范非公益性社会募捐、个人捐赠的法律，亦没有具体限制个人或机构接受捐赠后的处理方式。”

　　不知不觉，又到了年根底下。对于南京玄奘寺主持传真法师来说，日子实在不得踏实，一件牵扯了3年的官司至今悬而未决，每一天，他都在等待江苏省高级法院确认再次开庭的时间。

　　2005年8月13日，首部由僧人投拍，反映佛教生活的爱国主义题材影片《栖霞寺1937》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为了保护难民和中国军人的生命安全，以寂然法师为首的栖霞寺僧人，自发组织创办佛教难民收容所，先后援助和安置难民24000多人的真实故事。

　　公映后，电影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国家宗教局，以及国家电影局的一路好评，然而该片的出品人传真法师也从此陷入了一场诉讼之争。

　　影片与南京精汇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总投资额为800万元人民币，其中的600万元是传真法师通过化缘而募集的善款。起初，全部资金都由精汇公司负责调配，但渐渐地，传真法师发现，有326.7万元的账目支出没有开具发票，另外还有140万元的服装费用实则给了山东的包装箱厂。“我请专业人士评估过，这部戏的实际拍摄费用仅在400万元左右，那么剩下的400万元去哪里了？”在质询未果的情况，传真法师决心用法律讨回公道，为了和精汇公司在法律上达成平等地位，他还专门成立了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公司名义提交了诉讼申请。

　　官司一打就是３年多。2008年6月5日，南京市中级法院对这场经济纠纷做出一审判决：精汇公司向传真法师退还108万元化缘资金。然而判决结束5日之内，传真法师并没有拿到一分钱，于是向江苏省高级法院提起诉讼。

　　在整件官司中，被告精汇公司始终认为，按照佛法的教义教规，出家人遁入空门，应该不问凡间俗事，在此之前，也从未听说我国有僧人开公司的。僧人本应一身皆空，传真法师的募集款也不应属于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而他本人更没有资格就这些钱提起诉讼。

　　对于精汇公司的态度，传真法师显得很委屈。“首先，我没有将善款归为己有，否则就不会和精汇公司合作拍戏。我有想过，如果他们归还我108万元，我将把这些钱捐给四川地震灾区建希望小学。而且，600万善款里有100万来自江苏省政府，有95万来自南京市政府，我需要给所有捐赠方一个明细交代。”

　　“这部电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让很多人在回顾灾难的同时，获得人性道德上的启示，这是我投拍的初衷。”传真法师说，我的身份是出家人，这是一个信仰的界定，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局限。“用老旧眼光来界定僧人的行为，是不公平的。在寺院内念经颂佛，并不是僧人生活的全部。佛法提倡的‘普渡众生’，首先要从了解众生开始。唐朝的玄奘法师，也是走出寺院，历经磨难，才把佛经从印度带回中土。在当今社会，弘扬佛法的方式已经被大大拓宽，比如影视剧、网络博客，甚至是媒体的关注，这些和世界沟通的主流渠道，不应该被粗暴屏蔽掉，反而是佛家人应当考虑并科学利用的。”

　　“传真法师开公司，拍电影的行为没有错。”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说：“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现尼泊尔境内，原始佛教的戒律里确实规定僧人不能积蓄财产。而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佛教进入印度时，部分戒律内容被打破。印度佛教的戒律认为僧人可以持有金钱，只是在思想上不能对金钱有所‘执着’，并不能用于个人利益的挥霍，比如将善款分给家属等。公元前1世纪初，佛教传入中国，戒律延续了这种主张，允许僧人掌管金钱，并将其投放在救济、修缮寺庙，以及弘扬佛法的用途上。

　　“因此，今天佛教寺院的善款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定善款，由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捐赠的钱财，用于放生和修庙等善举。另一部分是笼统善款，由寺院的住持支配管理，用于弘法事业。”李利安说，传真法师投拍的《栖霞寺1937》，剧情展现了‘以人为本，救苦救难’的佛法精髓，属于弘法行为，因此并没有触犯戒律。他用‘出世’的心去做‘入世’的事，现在发现善款的使用出了问题，追查到底是理所当然。”

　　“僧人也是国家公民，公民都有权开办公司，拍摄电影。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法律，包括佛法的戒律，都没有禁止僧人开设公司的规定。传真法师注册私人公司，从个人行为上来看实属罕见，但并不违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曾传辉说。

　　那么既然投资是合法的，公司是合法的，却为什么在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漏洞时，迟迟得不到解决呢？知名法学家，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议，道出问题的关键。“1999年，我国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用于规范类似‘希望工程’之类的公益性募捐。但截至目前，并没有出台任何规范非公益性社会募捐、个人捐赠的法律，亦没有具体限制个人或机构接受捐赠后的处理方式。”

　　善款的使用在法律上找不到文字依据，一旦出现问题，就只能不停“扯皮”。“中国对于非营利机构的法律监管，始终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尤其针对宗教的特殊性，寺院作为慈善机构，政府的态度就是不做过多干涉。虽然省、市级的宗教局都会各自制定一些内部制度，表示一种行政力量的制约，但都缺乏严谨的法律标准。相比较西方国家而言，我们还差得很远。”曾传辉说。

　　在美国，慈善机构大多采用公司化运营模式，决策权在董事会，其成员必须把机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不可从事为个人谋利的活动。否则，轻则免职，重则受到法律审判。各类慈善基金会都建立了约束本组织成员的完善规则，尤其是资金的申请、拨付及运营费用的预算、核销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慈善机构查阅账目。还有一些专业网站，供捐助人随意调阅各慈善机构的评级、资质等详细情况。

　　在法律上，美国有《税务法》和《模范非营利组织法案》约束慈善机构的行为。在行政上，联邦政府的国内税收署是慈善机构的主管部门，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所有组织，每年都必须向税务署上交年度财务报表，称为“990表”。“990表”要求提供的信息十分详细，包括慈善机构前5名收入最高的成员名单，前5名报酬最高的合同商名单，以及善款的花费去向。更重要的是，该表还要求提供与所有董事会成员有关的金融交易记录，如果这些交易有问题，相关责任人可能会被课以高额税收，并追究法律责任。

　　而对于身在中国的传真法师来说，官司打了三年多，善款至今没有追回来。他在等待高院开庭的同时，也盼着政府可以填补法律空白。“但仅仅依靠法律是很苍白的，和谐需要每个人的自省自律，心灵的修行不应该只是僧人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