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著名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应邀来西北大学作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报告。在佛教思想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西北大学副校长方光华教授主持了这场报告，这也是他任内最后一次以副校长的身份主持的公开学术活动（当天下午省委教育工委来西北大学宣布，免去他的副校长职务，据说即将调任省政府某重要部门工作）。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映芳教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李利安教授、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系王新刚教授等参加了听讲。成先生从全球的视野对中国经济展开深入的论述，可谓纵横驰骋，精辟绝伦。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则是成先生在这次报告中所传递的一些理念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密切关联，这很值得我们去认真品味。

    成先生在报告一开始就向听众坦露自己的一贯说话原则，就是“多讲真话实话，少讲大话套话，不讲空话假话”。这和佛教五大根本戒中的不妄语戒以及十善中关于说话的规范均十分贴合。佛教所谓“妄语”就是指口是心非、欺诳不实的语言；所谓“绮语”就是花言巧语或各种伤风败俗的话；所谓“恶口”就是骂辱毁谤、恶秽伤人的话； 所谓“两舌”就是挑拨是非的话。成先生所坚持的讲话三原则，其实正是佛教五戒十善中关于语言的戒与善在现代社会的灵活运用。成先生的“多讲”属于佛教所说的“善”，成先生的“少讲”属于佛教的“方便”，这是一种适应时空因缘的无奈，成先生的“不讲”则是“戒”。成先生从一个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不自觉读走向了与佛教善恶观的统一，我不敢说成先生是直接受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但可以说人类不同文化对善恶的判定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佛教徒如果都能象成先生这样讲话，随时谨记嘴的原则，则算守住了佛制定的语言之戒，行了佛说的语言之善。天下人都这样作，则民风趋善，国威自成。

    成先生在讲演中还说，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审慎的乐观主义者。理想与务实相结合，乐观靠审慎来把握，这些理念也完全符合佛教的修道思想与佛教的教义原理。理想是关于前途的，是对未来的展望，相当于佛教所说的“愿”，佛教全部的追求就在这个方面；务实就是面对实际，切实行动，相当于佛教所说的“行”。佛教总是提倡“愿行并举”，就是既要树立远大的目标，对前途充满希望，也要面对实际，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契理契机，不违因缘，所以，务实的理想才是符合因果法则的理想，才是行之能通、行之有效的理想。乐观在佛教那里就是坚信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解脱，每个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目前的状况一定能够改变，这是佛教对待生活、面对问题的一个基本精神；但乐观不能盲目，自信不能狂妄，因果是一组不改的链条，因缘在不同个体和不同时空下总是不同，我们身处的娑婆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无常而苦难充满的世界，所以乐观要靠审慎来把握。审慎的乐观才有利于修道，才有利于成功。

    成先生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四种关系：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公平与效益的关系。这和佛教所说的缘起、因果、和合、圆融等理念也完全契合，十分耐人寻味。因为时间关系，笔者不在这里一一展开，相信学佛者自能领会其中妙蕴。说到这儿，不由使我们想起成先生自己的两个座右铭，其一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其二是“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如果说后一个座右铭主要是针对在领导位置上的工作原则的话，那么前一个座右铭则是关于他一生的生活原则。在这个座右铭中，前一句是借鉴佛教的思想，后一句是借鉴道家的思想。“随遇而安”，这是佛教所说的觉悟之后的生活作风，是得大自在的境界。成先生的为人处事已经呈现出一种难得的超脱，可谓自在圆融也。

   顺便再说一些题外的话。报告结束后，听众们踊跃提问。大概八九个问题之后，方校长考虑已经超时，几次试图中止提问，但成先生非常慈悲，连续三次特别恩许，延长问答时间。值得观察和思考的是，在长达50分钟的问答环节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围绕纯粹经济问题尤其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展开，没有一个涉及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问题，而经济的发展自古以来就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特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特殊形态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很多目光锐利、语言犀利的人士对此更有非常激烈的论述。可是在这次难得的面对一位中国高层人士的提问中，大家似乎忘记了成先生曾经长期担任中国一个重要的党派、一个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最高领袖，曾经长期担任中国的国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严格地讲，这样的身份主要是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而且他提出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决于四大关系的调整，而这四大关系其实都和政治体制或者说政治文明直接相关。看来，在当今的大学经济学中，经济与政治的割裂是严重的，经济学变成了一门由数字、公式、方法等组成的纯粹意义的科学，而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物欲极度膨胀、贫富分化严重的时代，大学生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了。早就听说当代中国大学生对政治日益失去兴趣，从这场报告后的提问中分明强烈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大学生对政治文明的诉求是冷淡的，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漠视的。这样的时代精英走向社会之后，我们还怎么能期待他们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我们还怎么能期待他们来解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还怎么能期待他们来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悲哀，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悲哀。中国古语里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这里所说的“死”“亡”只是指生理性生命丧失的话，那么全民目光向钱可能导致的将是我们社会性生命的贫贱、精神性生命的煎熬，乃至我们灵魂性生命的飘零或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