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指舍利的渊源

1、舍利的起源

舍利是外来词，梵语SARIRA的音译，还可以音译为“实利”、“设利罗”、“室利罗”。意译体、身、身骨、遗身，即死尸、遗骨之意。通常指佛陀之遗骨，而称佛骨、佛舍利，其后亦指高僧死后焚烧所遗之骨头。《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中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

佛教的舍利崇拜起源很早，据说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开始对过去佛的舍利开始了崇拜，但这很可能只是后来的传说。比较可靠的舍利崇拜最早开始于释迦牟尼涅槃之后。依《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所述，释迦牟尼佛在拘尸城的婆罗双树下涅槃后，摩竭陀王阿阇世及波婆国末罗族、迦毗罗卫国释迦族等都想获得佛的舍利，但都遭到拘尸国人的拒绝。各国便商议将以兵力强行分取，战事一触即发。这时，香姓婆罗门挺身而出，晓谕大家，不要因争佛舍利而自相残杀。八国便请其负责均分舍利，并各自起塔供养。于是佛的舍利便被分成八份，由八个国家各自起塔供养。这最初的八份分别是：

第一，拘尸城的各位力士得一份舍利，捧回国内起塔供养。

第二，波婆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三，师伽那婆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四，阿勒遮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五，毗耨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六，毗舍离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七，迦毗罗卫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八，摩揭陀国阿阇世王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负责分配舍利的香姓婆罗门也获得了分佛舍利的瓶子，并起塔供养。当时的毕巯村人求得火化处的地燋炭，回国后也起塔供养。

另据《处胎经》记载，释迦牟尼佛涅槃后，曾经三分舍利：一分神天，一分龙王，一分八王。总之，佛教的舍利崇拜就从佛陀涅槃之后开始了。

天神和龙王均非人间，而处在人间的八塔到底在哪里，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留下的传说很多。1898年，法国人皮佩在尼泊尔南境的皮普拉瓦发掘了一处古坟，获得一个大石柜，其中藏有蜡石壶二个、蜡石器一个、蜡石箧一个及水瓶的破片若干。蜡石壶一小一大，皆收藏有骨片，小壶为球状，分成上下二部，上半为壶盖，附有瓶形之把手，盖上刻有阿育王时代或该时代以前所使用之Brahmi文字的铭文二行，内容是：此乃佛陀舍利龛，为著名的释迦族及其妹、妻子等所奉祀。由此刻铭可知其骨片为八国分配佛陀舍利时分与迦毗罗卫国的那一份，也可证明《长阿含》等经所记载的八国分舍利为历史事实。

释迦牟尼火化后所形成的舍利很多，八王分舍利时到底是怎么划分的，现在已经成了历史的疑案。但根据后来流传各地的佛舍利来看，可以划分为骨舍利、发舍利、肉舍利三种。《法苑珠林》卷四十谓骨舍利为白色，发舍利为黑色，肉舍利是赤色。骨舍利中有的就像五色珠，光莹坚固，一般称为舍利子。一般相信佛之遗体火化之后所成之舍利质地坚硬，锤打不碎。然如系佛弟子的舍利，则锤击便破。不过，近世在印度发现的八分佛舍利之一，则如通常人骨被火烧后之状，既非粒状，亦不坚实。由此可知，除粒状舍利外，亦有其他类型的佛陀遗骨在世流传。

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佛弟子们对佛的崇拜便主要以佛的舍利、佛生前的主要活动地、佛的用具以及佛成道的菩提树等为对象。在这些崇拜对象中，舍利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舍利既有真身的亲切感和神圣感，也有携带和流传的方便等优势，所以后世的舍利崇拜日益发展。

2、舍利的类型

舍利的外延在后世进一步扩大，则有身骨（生身）舍利与法颂（法身）舍利之分。《浴佛功德经》以佛的遗骨为身骨舍利，而称佛所遗留下来的教法为法颂舍利。此种舍利的含义是指佛灭度后，佛所说教法与戒律永住于世，可为众生的依止，所以相对于身骨舍利而称其为法颂舍利，或略称为法舍利。《法华经法师品》中说：“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此塔应以一切华、香、璎珞、缯盖、幢幡、伎乐、歌颂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西域记》卷九记载：“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而后世狭义的法舍利一般是指载于《浴佛功德经》中的马胜比丘对舍利弗所说的《诸法缘起颂》：“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这是关于佛教四谛中苦、集、灭三谛的偈颂，或称缘生偈、缘起偈，以阐明法身之不生不灭，故称法身偈，又称为法身舍利偈或缘起法颂。供经入塔时，亦须唱诵此偈。法门寺唐代地宫重新设计时即设置有这些偈颂。

二、佛指舍利的东来

1、阿育王皈依佛教

据《阿育王传》卷一载，佛灭度百年后，阿育王搜集佛遗存的舍利，建造八万四千宝塔供养之，由此开始，佛舍利崇拜突破南亚的范围，在整个世界佛教界流传开来，影响直到今天。

阿育王是古代印度孔雀帝国的第三代国王。孔雀帝国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

公元前４世纪后期，希腊的亚历山大远征东方，侵占了印度河流域。那时，印度正值难陀王朝统治。民族的危机使人民对腐败无能的难陀王达那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情绪。一位出身于孔雀驯养家庭的青年，名叫旃陀罗笈多在一位名叫乔底利耶的婆罗门的帮助下，募集了一群绿林豪杰，于公元前３２４年推翻了难陀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孔雀王朝，然后进军西部，夺回了印度河流域大片国土。旃陀罗笈多死后，其子频头沙罗于前２９７年继承王位，他继承父志，东征西讨，将孔雀王朝的版图又扩大了许多。频头沙罗的妻子很多，其中有一位姿色盖世的平民之女，为他生下一子，即阿育王。

阿育王原来并不是太子，后来以自己的战功以及朝臣的支持而取得王位。他杀死了众多的兄弟，还杀死了很多宫女与大臣，实行铁拳政治，对外则进一步扩张，最残酷的战争就是征服南印度的竭陵伽，使孔雀帝国达到鼎盛时期。

据说，阿育王初期既非常荒淫又非常残暴，他命人在华氏城中修建了许多园林，从全国选来一千多名美女，日夜同这些美女在一起寻欢作乐，国人都称其为“爱欲阿育”。后来他又雇用一位名叫耆梨的人，在全国一些地方设置地狱，大肆屠杀异己，死者无数，又被人们称为“暴恶阿育”。可是，这位残暴的国王在后来却因为一位比丘的方便教化，开始归依佛教。据说，这位比丘曾对阿育王说，佛陀早已预言，二百年后有位阿育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还预言这位大王将归依佛法，建造八万四千座塔，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佛法。

这位比丘所说的佛陀预言，正好有利于树立阿育王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所以，阿育王开始利用佛教，并最终归依了佛教。近代发现的铭文资料则说阿育王归依佛法是因为看到征服南印度战争的残酷而醒悟。不管具体原因如何，总之阿育王后来信仰了佛教，对自己原来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并决定放弃武力的征服，而以佛法来征服天下。

我们认为，阿育王对佛教的信仰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第一阶段为那位比丘的神通所慑服，从而接近佛教；第二阶段发现可以利用佛教证明其王权的合理性，故而支持佛教；第三阶段在原有宗教或其它迷信思想及佛教学说的初步影响下，认为自己的血腥屠杀会遭到报应，为了赎罪而开始修持佛法；第四个阶段，由供僧、建塔等外在的修持活动转向对佛教义理的认识，因赞赏佛教理论，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第五阶段，随着对佛教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佛教的信仰变得虔诚而固稳，为了给自己积累更多的福德，也为了维护其对辽阔疆域的统治，故大力弘扬佛教。第六阶段，迷信佛教，走向极端。

阿育王推广佛教的主要措施有：第一，大力供养僧人，除了布施巨额资财外，甚至还以国土进行供养；第二，发布佛法敕令，并派人在各地宣传这些法敕，或刻在摩崖上，或刻在石柱上；第三，巡礼佛教遗迹，并立石纪念，成为佛教史上空前绝后的国家组织的佛陀遗迹勘定活动；第四，主持佛教史上第三次佛典结集；第五，以国家力量组织人员向外传教，佛教由此走向世界；第六在世界各地建立佛塔，分布佛舍利供养。

向外传教和建塔与法门寺的创建传说直接相关。据有关史料记载，阿育王为了统一异说，振兴佛教，从全国搜选精通佛教戒律的高僧共一千人，聚集华氏城，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佛典结集，历时九个月，终于完成了对佛陀遗迹的勘定与经典的整理工作。结集完成之后，阿育王从参加结集的高僧中精选了十几位年富力强、学有成就的僧人，分成九批，分别派往四方传播佛教。

末田地携带《蛇喻经》到西北部的罽宾和犍陀罗传教；

摩诃提婆携带《天使经》到南印度的摩醯娑罗陀罗地区传教；

勒弃多携带《无始相应经》到南印度婆那婆私地区传教；

昙无德携带《火聚喻经》到印度西部的阿波兰多迦地区传教；

摩诃昙无德携带《大那罗陀伽叶本生经》到印度西南部的摩诃勒陀地区传教；

摩诃勒弃多携带《迦罗罗摩经》到阿富汗以西的臾那世界传教；

末示摩携带《转法轮经》到喜拉马雅山一带传教；

须那迦和郁多罗携带《梵网经》，到金地即今东南亚缅甸等地传教；

王子摩哂陀和郁帝夜、参波楼、拔陀等人携带《小象迹喻经》，到斯里兰卡传教。

上述传教人员各自率领一个佛教使团，所带经典除上面列出者外，恐怕还有一些。各使团的传教工作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派往斯里兰卡和西北部的几个使团的传教工作，对后世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格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次传教活动是佛教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出面组织的传教活动，就其规模来说，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如此宏伟的使团战略，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从此之后，佛教不但在印度南部、西部、北部最终站稳脚跟，而且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区，至此，佛教才真正开始了国际化的过程。

2、阿育王转供舍利

在向外传教的同时，阿育王在世界各地广建佛塔，从最初供奉佛舍利的八塔之中取出佛舍利，转供于世界各地。各种资料均可证明阿育王建塔历史的真实性。但建塔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则难以详知。佛教资料中都说阿育王一共建造了八万四千座佛塔，是否能建造这么多，多数学者表示怀疑。阿育王之所以要建这么多的佛塔，根据有关史料，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是尊奉佛陀的预言，以维护其完整性和权威性。因为佛陀的预言对阿育王维护王权是极有利的。

其二，《释迦谱》说，阿育王杀了八万四千夫人，应堕地狱，一位名叫消散的比丘前来度化。阿育王问，杀八万四千夫人的罪孽能否救赎。消散比丘告诉他，为每个夫人各建一塔，内藏佛舍利，这样就可消除罪过。

其三，《释迦谱》又说，阿育王皈依佛法后，问一法师，他过去杀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今修何善可免恶报。法师告知其“唯有起塔，供养众僧，赦诸徒囚，赈济贫乏”。阿育王又问何处可以起塔，法师便以神力左手掩日，日光即成八万四千道，散照大地，所照之处，皆可起塔。

其四，《阿育王传》卷７记载，太史占相，说“王有衰相”，“王问太史，云何禳却。太史答言：唯有修福，可得禳却。王时即造八万四千塔，作诸功德。”

其五，全印度基本上已经统一，再不需战争征服他人，以佛法教理特别是伦理思想诱导社会，维护统一，稳固统治就显得十分重要。建塔就是推广佛教、实行佛法教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上述五种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二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罪孽，前者是为现实的利益服务，后者是为精神的和来世的生活服务。

据说阿育王首先将王舍城阿阇世王所建佛塔中的四升舍利取出，接着又依次掘开其它各塔，取出所藏舍利。传说阿育王取了七座塔后，又到第八座塔中去取。此塔位于罗摩村中，是最初建的一座。可当阿育王要掘塔时，有一龙王出面阻止，执意要保留此塔，继续供养。阿育王觉得此塔乃世间最早的佛塔，守护的十分精细，也便同意留下。又据《释迦谱》卷５中说，阿育王在此也获得了一部分舍利，这么说，最初所建八座佛塔中的舍利都取到了。取得佛舍利后，阿育王回到华氏城，命人制造了八万四千金箧，每个金箧都用各种珍宝装饰起来，一个宝箧中放一枚舍利。另外又令人制造了八万四千宝瓮，八万四千宝盖和八万四千匹彩绸。每瓮装一宝箧，再用彩绸包扎起来。然后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分送舍利于各地。

历史上传说阿育王建造八万四千塔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的。在古代交通与资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作到各地同时动工便是个天大的难题。传说是鸡雀寺的上座耶舍阿罗汉解决了这一问题。耶舍答应以手遮日，各地发现有手障日时，即举行开工大典。据西方学者推测，阿育王这次大规模的建塔活动，很可能是在精于天象的人业已预测到的一次日食时同时开工的。而《释迦谱》则记述到，耶舍得知阿育王欲某日同时动工，便通知他，可以十五天后的月蚀为信号，各地同时动工。

阿育王建造的这些塔，后世就称其为阿育王塔。这些塔大多数都很小，后来有些塔又经过进一步扩建，规模才不断增大。中国僧人法显、玄奘等人在印度旅行时，就曾看到许多阿育王塔，并在他们的游记中作了准确的描述。这些佛塔后来相继湮没，今天的山奇古塔恐怕是印度唯一留存的一座阿育王塔。

经过阿育王重新再分配的释迦牟尼佛舍利在后世最主要有以下5种：１、指骨舍利；２、牙齿；３、头盖骨（多处遗存，至今难辨）；４、粒状舍利子(传世较多，但影响较小)；５、头发（有发现，但谜团较多）。

与中国有关的史迹是：阿育王役诸鬼神于阎浮提同时起八万四千塔，相传华夏之中有五，扶风得其一。据《法苑珠林》载：阿育王塔在中国有19所，它们是：西晋会稽鄮县塔、东晋金陵长干塔、后赵青州东城塔、姚秦河东蒲坂塔、周岐山州故都西塔、周凉州姑藏古塔、周甘州删丹县古塔、周晋州霍山南塔、齐代州城东古塔、隋益州福感恩寺塔、隋怀州妙乐寺塔、隋并州净明寺塔、隋并州榆杜县塔、隋魏州临黄县塔。《魏书·释老志》则言：“灵骨分碎……今洛阳、彭城、姑藏、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释迦虽般涅盘，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于今尤在，中土来往，并称见之。”

3、可能性分析

为了维护佛指舍利的神圣性，同佛教传统信仰尽可能保持一致，我们本着学术争鸣、不断探索的精神，对阿育王时期建塔的可能性再作一些分析。

第一，阿育王时代建立了统一整个南亚的大帝国，阿育王虔诚信奉佛教，并通过国家的力量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教，已经可以证明的范围，南到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和希腊地区，东部到了东南亚的缅甸等地，北方所到之处不明，但从所发现的阿育王法敕石柱来看，至少达到中亚一带，西方有学者认为，阿育王曾经征服了中国的新疆地区。这种观点不见得可靠，但阿育王当时传教的范围从东西南三面来看，的确相当遥远，而且在中亚地区已经发现了阿育王的石柱，可见其已经很接近中国西部地区了。

第二，秦代的时候，中国和南亚之间的交通已经开始。孔雀王朝开国功臣乔底利耶的《政事论》即记有中印古代通商贸易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印度建筑特有的短女体支柱，至迟在前2世纪已出现在中国，郭沫若认为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图案本自印度，所以，岑仲勉认为，单从器物和技术上看，已可断定上古时代，中印确有交通。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认为，古代有一条通商路线，由四川云南到达印度的东北部。所以，一般认为，云南的傣族比秦汉时代的匈奴人更早地信奉了佛教。而海上的路线可能会更早。莫克基的《印度航业史》证明，自前5世纪，就有印度海上贸易商人“家于支那海岸者”。勒苦伯利也确信，前425年至375年间，垄断波斯爱里普亚海至中国东部远洋贸易的是印度的商人。潘尼迦认为，前印度人在南中国海里已经有了定期的海上贸易。在克什米尔古代诗人克夏猛德拉的著作中，还记载阿育王信仰佛教后，曾以佛法感化了抢劫印度商船的那伽海盗，有的考据家猜测那伽人即中国人。类似的历史传闻又可见于我国东晋王嘉的《拾遗记》，据说，前305年，曾有来自印度的术人尸罗，辗转五年得见燕昭王，宣传佛法。这是海上来中国的第一个印度人。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孔望山发现的时代久远的佛教造像，同印度原始的造像非常接近，一些学者认为其是早于东汉的作品。

第三，法门寺所在的地方是周原的中心，是西周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根之地，周人早期就建都于法门以北，而周人迁都洛邑以后，秦人便成为关中西部的主人，离法门不远的凤翔成为秦人的首都，法门所在地则成为京畿要地，设为美阳县，依然是秦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人虽都于雍城，但却是以周原为依托，积聚力量后才向东发展，先迁都栎阳，再定都于咸阳，法门一带始终是秦朝的稳固后方。从交通方面来看，中国东西方交通的大动脉必经关中，而关中交通则以东西向的渭河两岸为通道。在咸阳以东，渭河北岸多南北向支流阻隔，所以，东西通道在渭河的南岸，而咸阳以西，渭河南岸多南北支流阻拦，所以东西大道则走渭河以北。秦汉时代，周原上只有美阳县和雍县，当时的东西大道必经美阳而到雍县。北魏以后，迁美阳于武功，北周时设武功县，唐时再设扶风、岐山，西去的大道才有了变化。魏晋以后，法门一带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经济地位就远不如秦汉时代了。所以，选择法门这个地方来建立佛舍利的珍藏和供养之地，似应在法门寺一带最辉煌的秦代早期之时。

第四，法门寺最早俗称为圣冢。所谓“冢”指高出之土包、土丘，“墓之坟者”、“封土为丘垄”、“封土为堆”，冠以“圣冢”。有二解：一指乃圣者释尊之冢；一指“祯祥异气”，故“独享中人之荐”，“荐”即“奠”，意为祭祀、进献祭品。这说明塔虽无存，但仍有佛门信徒虔诚供养，香火不绝。还有一说，圣冢乃简陋的土塔，虽不比育王塔气派，然毕竟埋有灵骨。这与阿育王时代所建舍利塔的形制相似，而与中国传统的佛塔不同。《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中说，从汉代到北齐时代，“遭时毁歇，晦迹丘虚”，“风俗谓之圣冢”，可见最早埋藏佛指舍利的只是一种位于虚丘之中的冢，而不是塔（有学者认为冢是由北魏时期建造的高塔毁坏后到西魏北周时期而形成的，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这同北魏时期及其后建立的佛塔格式完全不同，但与古代印度阿育王建立的佛塔却基本一致。

相传释迦牟尼佛曾知地下有迦叶佛的舍利，而以土覆其地为塔。造塔最早是古印度贵族的埋葬法，如同其他民族间所行的埋葬法，把土高高堆起，用以有别于平地。释迦牟尼佛的遗骨（舍利）被分为八份，各造塔供奉。其中之一由释迦族所造的塔，近年在尼泊尔国境发现，基本上就好似坟冢一般。到了阿育王时代，所造塔则为半圆球状的塔身，底部藏置舍利等遗物。周围为礼拜道，外侧设石栏，有四门。阿育王塔一般都不高大，形状类似一个倒扣的钵，一般称之为覆钵式。现存桑奇的覆钵式塔被认为是阿育王塔的重要遗存。该塔直径36.6米，总高16.5米。这种覆钵式塔同中国传统的大冢类似。此后经三、四百年，佛教盛行于北印度，属于此时所建造的塔，塔身是长圆筒形立在方形的基坛上，无石栏与四门，塔身与基坛周围有装饰。此类塔婆遗存于北印度、阿富汗、新疆等地，其中构造宏伟且比较完整的遗塔，是在北印度马尼卡拉（Manikyala）的大塔。

在我国，塔的形式与上述印度等地的塔，大异其趣。依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六的记载，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会稽永兴的许询舍宅，立崇化寺，造四层塔。中国造塔以多层为最大的特点，而且不断升高。如北魏时，洛阳永宁寺的九层塔就非常高大，依《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遥已见之。”而中国现存最早的塔也是北魏时期建造的，即孝明帝正光年中（520～524）所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塔，十二角十五层，高四十余米，塔檐密接，外型优美。唐咸通年间（860～873）僧云皎在浙江湖州飞英寺修建石塔，竟多达三十七级，层檐密接。所以，法门寺最早的舍利塔与中国传统的舍利塔大不相同，特别是与学者们认为最有可能创建的时代即北魏或北周时期的佛塔风格不同，显示出其久远性特别是与古代印度阿育王时代的密切关系。

第五，《史记》所记载的匈奴人的“祭天金人”过去佛教界曾经认为就是佛像，但我国学者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原因是认为阿育王时代根本就没有佛教造像，那来佛像的东传。可有学者以各种证据证明，阿育王时代，印度佛教雕刻已经兴起，早期健陀罗派的佛像制品正在这一时期增多起来，并随着佛教对外传播的声势，很可能于前3世纪末，被搬运到我国新疆地区，此后又次第传入陕西渭北高原的匈奴人中（见陈恩志《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陈恩志先生根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等资料的记载，找出了很多佛教造像从印度向中国新疆地区传播的例证。所以，他认为，秦代的时候，匈奴人就在离长安300里的甘泉山下供养佛像金人。《史记•正义》引《汉书•五行志》称：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类似的记载还见于《三辅黄图》及《三辅旧事》。陈恩志先生认为，这些夷狄之人可能就是印度来的僧人。所以，他认为，佛教史料记载的秦代有印度僧人室利防等人来咸阳传教，是完全可能的。该资料出自唐代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事》：“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人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不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道世的《法苑珠林》也记载了此事：“又捡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云：秦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弗从，遂囚禁之。夜有金刚丈六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唐代的《释迦方志》、《历代三宝记》等都有对此事的记载。

第六，扶风当地的传说将佛指舍利安奉的时间指向秦代。根据《周原埋圣骨》一文讲述，扶风县有个小地方，名叫佛指沟，相传与古代人所见到的瑞应有关。传说很早以前，有一天，西域沙门释利房等一行18人，历3年之艰辛，穿越36国，终于踏上了中土。他们沿丝绸之路东进，一天傍晚来到古周原的美阳城附近，就在一个无名沟岔的所在住了下来。由于长途跋涉，他们疲惫不堪。刚要安歇时，忽然有人在外边惊喜地喊了一声“快来看!”众人闻声，纷纷赶到他跟前，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整个美阳城上空飘逸荡漾着五色祥云。这云一朵朵、一串串，像秋日的花丛，似流淌的彩练，纵横交错，相互辉映，照耀得美阳上空亮成一片，祥云异彩久久不散。众人观看之时，无不怦然心动，他们每个人都鬼使神差似地将刚才所见到的情景默默地和这次出使东土的任务联系在一起。这一行人肩负的任务就是将佛祖的指骨舍利带来中土安厝，让佛光普照中土大地。走到古周原竟有如此瑞兆显现，那就说明这里是安奉佛骨最理想的地方。释利房一行在东渐路上住宿的最后一个驿站无名沟岔从此也就有了地名，称之为“佛指沟”。于是，后面的故事便发生了。当时周原上设立了两个县：一个是雍邑，为都城所在地；一个是美阳县，美阳县的治所即在今法门寺。美阳之名来自于法门寺北边的美山，山产奇石，青纯嵌空，比于灵璧，东有美水，又在岐山之阳，故称美阳。当时又称“美亭”。法门寺附近出土的众多战国陶器，上面都戳印着“美亭”二字。秦昭王的母亲，曾辅佐昭王执政，她在法门寺一带建筑豪华的离宫泉宫，由此可见当时的法门寺仍为京畿重地。其后，佛骨舍利便安奉于此——法门寺建塔成寺。这个故事很有趣，我们不知道这个传说的久远性如何，早期的版本到底是什么样子也不清楚，但至少可以说，现有的版本是后来人编成的。

以上六个方面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法门寺阿育王塔就一定创建于与阿育王同一时代的秦国时代，但可向我们提示，法门寺佛舍利的供奉源于阿育王时代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加之根据佛教的信仰，法门寺佛舍利不同与后世陆续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舍利，它最早即以阿育王命名，被奉为阿育王时代建立于中国的佛舍利供奉塔。如果否定了阿育王时代建塔的可能性，就等于否定了法门寺佛舍利的历史来源，否定了它的连续不断的合法传承，从而直接威胁它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事实上，佛教信徒信仰法门寺佛指舍利，当然是认为它就是阿育王时代从印度送往中国而建塔供奉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学术界所做的学术性认定，不论是东汉说，还是北魏说，抑或是西魏说或北周说，都不符合佛教的信仰。这些学术观点之所以没有引起世界范围内的佛教信徒对法门寺佛舍利的怀疑，是因为这些学术观点并没有在佛教信徒中广泛传开。所以，我们认为，在对外宣传上，不宜强调北魏或北周创建说，更不宜直接否定阿育王时代或中国秦代建立的传统说法，最好用“起源于古代印度的阿育王时代”的说法，或者用中国的历史朝代，即“起源于秦代”，而寺院则估计应该是创建于东汉。这样的说法既接近历史，也符合佛教的信仰，直接维护了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神圣性和合法性。

4、历史上最著名的三种佛舍利

经过阿育王的这次转移供奉，一些舍利开始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供奉级别最高、影响民众最广的佛舍利有三种，一是佛牙舍利，一是佛指舍利，三是佛顶舍利。

佛牙舍利则有多处分藏，但除了斯里兰卡佛牙寺和北京灵光寺两处外，其他佛牙尤其是近年所发现的佛牙均扑朔迷离，难辨真伪。历史上在人间传承的佛牙有两颗最为著名：一颗传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一颗传到乌苌国（约在印度北部苏瓦特河流域），后又传至于阗（今新疆和田），至5世纪南朝僧人法献西游于阗时，将其带回齐都建业（今南京）。隋统一天下，佛牙又被送至长安。五代时中原战乱，又辗转到达辽的燕京（今北京），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将佛牙舍利供奉于北京灵光寺招仙塔（建于西元8世纪）的舍利塔中。但这座佛塔于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事件时，因八国联军炮击而告荒废，后经修建，恢复旧观。由旧塔基台中挖出的沉香木盒内藏有佛牙，从此移至新建的舍利塔内，供奉于七宝金塔的莲座上。

传到斯里兰卡的佛牙后来供奉于坎底市的马拉葛瓦寺（Malagawa），一直被视为该国的国宝，故该寺又称佛牙寺。锡兰佛教界每年八月一日举行历时十二天的佛牙节，于每日晚间八时至十一时举办场面盛大的佛牙游行。据佛牙史记载，此枚佛牙系于四世纪顷，由印度羯陵伽国传入锡兰。据义净的《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记载，明远法师曾到锡兰，欲密携佛牙归国，终为锡兰人发觉，致遭凌辱，锡兰人对佛牙的防守益加严密。十四世纪初，南印度塔米尔人（Tamils）入侵，劫取佛牙。波洛卡摩婆诃王三世（1302～1310 在位）时，以和平方式迎回佛牙。其后，锡兰仍战乱不止，佛牙亦随之不断迁地密藏。1505年，葡萄牙人登陆，极力迫害佛教信仰，王都又辗转迁至坎底市，于此建佛牙寺以供奉佛牙。1560年，葡人将佛牙送至印度果阿地方（Goa）烧毁，然数年之后佛牙再度出现，有人认为烧毁之佛牙乃系膺品。

佛顶舍利经阿育王这次转移供奉后，最初供奉在南亚西北地区的那竭国内酰罗城，并在此后的近一千年之中，在这里形成佛舍利的朝拜中心。中国人当中最早瞻礼这片舍利并记载其供奉和朝拜情形的是东晋时代去印度巡礼的法显。根据《法显传》记载，5世纪初期的时候，西北印度那竭国内的酰罗城中有一精舍供奉着佛顶骨舍利。该精舍“尽以金薄七宝挍饰”，可见其壮丽辉煌。法显还记载说，该国“国王敬重顶骨，虑人抄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护。清晨八人俱到，各视其印，然后开户。”可见其管理守护的多么严格。法显对这具佛顶舍利的供奉位置也有明确记载：“有七宝解脱塔，或开或闭，高五尺许，以盛之。”每天“开户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顶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宝圆碪，碪下瑠璃钟覆，上皆珠玑挍饰。”可见这个佛顶骨是保存在一个叫解脱塔的塔里面，每天取出来放在寺院外面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高台上供大家瞻礼供养。法显本人亲自瞻礼了这个顶骨舍利，据他记载，这个顶骨舍利“黄白色，方圆四寸，其上隆起”。关于当时顶骨舍利的供奉盛况，法显也做了详细的描述：“每日出后，精舍人则登高楼，击大鼓，吹蠡，敲铜钵。王闻已，则诣精舍，以华香供养。供养已，次第顶戴而去，从东门入，西门出。王朝朝如是供养礼拜，然后听国政。居士长者亦先供养，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无懈倦。供养都讫，乃还顶骨于精舍中。”可见，无论是国王还是一般的民众，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瞻礼供奉佛顶骨舍利，然后才各自作自己的事情。“精舍门前朝朝恒有卖华香人，凡欲供养者，种种买焉。”不但这个国家的人供奉佛顶舍利，法显还记载，“诸国王亦恒遣使供养”，可见这个佛顶舍利是周围其他国家一致认可的，并由此保持着一种国际的朝拜瞻礼活动。法显还记载了这具佛顶舍利的神妙之处，他说，佛顶舍利的供奉之处方园三十步内，即使天震地裂也纹丝不动。因为这具舍利的存在，酰罗城也被人们称作佛顶骨城。不知从何时开始，供奉在这里的佛顶舍利又分出一部分供奉在了迦毕试国。该国位于南亚次大陆之外的中亚地区，可见佛顶舍利中的一部分开始了第三次转移供奉。

供奉在中亚迦毕试国的佛顶舍利在唐朝初期被王玄策请回国内供奉。而在此之前的显庆五年（660年）初春，“西域又献佛束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敕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僧道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法苑珠林》卷38)。这么说，佛顶骨舍利在唐代至少两次从印度传到中国，一个两寸，一个四寸，大小不一，但都属于比较小的顶骨。其中两寸的那个佛顶舍利来自中亚的迦毕试国，为王玄策带来；四寸的那个佛顶舍利为四位印度来华的婆罗门所献，很可能来自印度西北的那竭国酰罗城。文献中记载的并非大顶骨，可能是说比较大的顶骨依然供奉在那竭国内。这两个顶骨当时都供奉在唐朝皇宫之中。唐代皇宫中供奉的佛顶舍利后来流落何处？现存的资料已经很难理清一个明确的线索。但可以肯定的是，来到中国的两个佛顶骨后来继续为中国佛教界所供奉。后世陆续在一些地方发现有佛顶骨舍利的遗存可能与这两个佛顶舍利有一定关系。

佛指舍利只有一处发现，即法门寺。

三、佛指舍利的地位

1、佛舍利在佛教信仰体系中的地位

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是佛教各种舍利中最神圣、也最普及的舍利。其在佛教信仰体系中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释迦牟尼佛是唯一学术界和佛教界同时认为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不但是佛教信仰的对象，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便同其他佛明显地区别开来，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利崇拜说到底还是对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崇拜，是对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品行高洁的文化大师的敬仰，所以，在释迦牟尼佛舍利崇拜中，宗教的神圣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信仰的超越性和学术的严肃性、文化的高雅性和道德的感召性完全统一起来了。

第二，释迦牟尼佛是佛教信仰中的现在世中的佛，而过去世中的诸佛已在遥远的过去灭度，舍利存世极少，只有像佛这样的具有大威力的圣者才能发现，所以极端难得。而未来弥勒佛现在还在兜率净土，自然现在也不会有舍利，而他方世界的佛，其身处境界的遥远无边，更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所能获得。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利是我们现在世中的众生唯一可以获得的舍利。我们一般所说的佛舍利其实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舍利。

第三，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是佛教的创始人，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学说和济世益人的伟大思想，从佛教的时空观来看，我们与释迦牟尼同处一个时代，我们直接沐浴着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之光，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对于当代佛教徒来讲是亲切的。

第四，佛舍利不同于一般的高僧舍利和和菩萨与罗汉的舍利，佛是最终圆满者，是至高无上的圣者，是所有佛教徒向往的最高境界，是所有信徒的楷模，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利具有至高无上性。

第五，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不主张神话佛陀，反对制作佛像，佛的舍利便成为对佛表示崇拜的最重要的途径，后世虽然发展出佛像崇拜等方式，但佛舍利崇拜作为最古老也最正统的一种佛陀崇拜方式，既具有最悠久的传统，也为世界各个派系的佛教所共同尊奉，所以始终占据着佛陀崇拜的核心地位。

第六，同其他佛陀象征物如佛像、菩提树、佛陀生活与传教地如四大圣地、佛陀经典、佛陀用具如莲花座与佛钵等相比，佛舍利具有稀有性和真切性的特点，以真身为直接崇拜的对象，这对于一般信徒来说，具有更强烈的震撼力、感召力和慑服力。佛教徒对于佛的舍利存有难逢难遇的想法，所以都愿意恭敬供养。一般来说，佛教徒都有这样的信仰，舍利所在，即如法身所在。因此供养舍利，便能结下值佛闻法的殊胜因缘而速成菩提。如《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中所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大智度论》卷五十九中也说：“供养佛舍利，乃至如芥子许，其福报无边。”

第七，佛陀真身舍利具有无上的感召力。由于舍利的难得，所以，佛教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也逐渐允许人们以米粒或他物制作舍利代用品，如《如意宝珠金楞咒王经》记载：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沙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这种舍利尽管在学理的层面同佛祖真身舍利具有相同的意义，但在信仰的层面，毕竟还有真伪之分，与此相比，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则具有无上的权威性。

第八，佛舍利灵异信仰在佛教界自古以来一直非常流行。既然佛舍利有如此神圣的地位，所以历代供养、礼拜佛舍利的事迹层出不穷，其内心之精诚，其法事之奢华，其感应之奇特，可谓佛教领域的一大奇观。《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记载，吴主孙权原不信佛教，他曾经召康僧会问佛教灵验之事，僧会虔诚祈请，感得舍利，五色光炎照耀，孙权大为叹服。关于此等事例，《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与《法苑珠林》等书皆有很多记载，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不但是佛教界的一种重要信仰，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

2、佛指舍利的独特优势  

从古到今，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佛舍利很多，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陆续有不同类型的佛舍利出土，并相继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有些地方也因此而试图在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作一些文章，这表明大家对佛舍利在佛教信仰体系中重要地位的普遍认可。不过，我们认为，尽管佛舍利在宗教意义上具有同样的性质，但在当代现实社会中并非所有已经发现的或将来会发现的佛舍利都具有相同的感召力和认可度。法门寺佛指舍利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从所有舍利中脱颖而出，在整个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这种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佛指舍利是世界佛教各个派系唯一共同认同的佛，即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从而具有最广泛的宗教感召力。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佛指舍利崇拜比阿弥陀佛、药师佛、观音、地藏、文殊、普贤等佛菩萨信仰以及密教的曼荼罗和各种咒语等具有更广的适应性和更高的认可度，能够感召世界各国各派的佛教信徒。这也就是为什么佛指舍利可以赴泰国等地接受不同民族不同佛教派系的万众瞻礼，而很多菩萨道场并不能在全部佛教派系中获得一致认同的原因。

第二，佛指舍利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而不是感应所得的具有神秘性的感通舍利，也不是为了掩护真身舍利的仿照舍利（即所谓影骨），更不是为了一定修法需要而制作的代用舍利，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真身性使其在佛教徒心目中具有无上的真切性和无与伦比的神圣性。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信徒获得精神慰藉、开发自身潜力、树立生活勇气、直面各种困难的重要途径，不但是佛教信仰中最具神圣的部分，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具抚慰和激发意义的心理因素。

第三，佛指舍利在佛教的正统信仰中是被信奉为阿育王时代分发而来的佛舍利，而阿育王的那次舍利分发在佛舍利流传历史上属于第一次大转供，即对第一次八国供奉的舍利进行重新再分配，转移供奉于世界各地，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佛舍利转移供奉。这次转供而来的舍利同后世多次转供之后曲折辗转所获得的舍利不同，既具有历史的久远性，也具有历史的清晰性和传承的可靠性，所以，在正统佛教的信仰中，佛指舍利在中国的历史已经超过两年多年，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久远、传承有序、来源神圣的佛舍利。

第四，尽管印度古代历史漆黑一团，但阿育王的历史却是清晰可辨，阿育王的建塔之举也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一致承认。阿育王不但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最强盛时期的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把佛教推向世界的文化伟人，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佛教遗迹进行勘察确定、第一次把佛法用于治理国家的皇帝，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具有显赫的名声，英国等国家联合拍摄的影片《阿育王》前几年还曾获得奥斯卡提名奖，把阿育王的名声进一步推向世界。法门寺以阿育王时代分发舍利为起源，从而与阿育王结下不解之缘，这也为法门寺佛指舍利蒙上了浓厚的历史感和庄严感，同时也凝聚着中印文化交往的丰富内涵，是中印两国佛教徒共同完成的人类文明交往的结晶。

第五，佛指舍利是迄今为止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国家和一般民众狂热崇拜、虔诚供养的佛舍利。尤其是在唐代的时候，佛指舍利经历八位皇帝六次迎奉，持续二百多年，举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享有这种历史地位的佛舍利在中国只有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在世界范围内，目前依然留存的舍利中也只有斯里兰卡的佛牙舍利可以与之媲美。

第六，在佛教信仰当中，佛指舍利的传承脉络清晰，特别是唐代时期的多次迎奉以及唐代以后始终封存完好，没有出现任何潜隐、散失、毁坏、转手的过程，具有确凿无误的传承性，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相继发现的其他佛舍利所无法比拟的。

第七，佛指舍利的再现伴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唐代文物如此大规模、多种类的发现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这些数量惊人、制作精美、规格极高、文化内涵丰富的稀世珍品都是对佛指舍利的供养，在今天则更是实实在在地为舍利提供了无上的庄严，这是其他所有舍利都不具备的优势，它们为佛指舍利提供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铺垫。

第八，佛指舍利在历史上获得世人的认可，在当代依然具有广泛的认同性，自从1988年再次对外开放瞻礼以来，佛指舍利连续不断地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佛教信徒的礼拜，其中既有国家元首和其他各种国家级官员，也有大将军、大富豪、科学家、艺术家、文化名流和佛界领袖。同时，佛指舍利还多次出国出境，接受人们的供养与膜拜，例如在泰国迎奉时有200多万民众瞻礼，在台湾迎奉时有400多万民众瞻礼。所以，可以说，佛指舍利是当代所有佛舍利中接受信众礼拜最多、礼拜规格最高、礼拜最频繁也最热烈的一枚舍利。

第九，佛指舍利在唐代的时候供奉在法门寺地宫，该地宫是目前全世界所发现的各种供奉舍利的地宫中规模最大的地宫。如今，佛指舍利即将供奉在新建成的合十舍利塔之中，而这座合十舍利塔无论在地宫的规模、塔身的高度、塔基的范围、塔中的面积、塔内的设置、塔体的形制、建塔的费用以及舍利供奉和保护的科技含量与安全性能等方面都堪称世界第一，这是任何其他佛舍利所无法比拟的。

第十，佛指舍利自从出土以来，所引起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回应在所有舍利中无与伦比。甚至可以这样说，法门寺佛指舍利所引起的法门寺研究以及相关的佛教文化研究，无论从数量来讲，还是从反响来看，比全世界所有已发现的佛舍利所引起的研究的总和还要多很多倍。因为法门寺舍利地宫的发现而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所建立的博物馆、所出版的书籍和论文，成为一种耀眼的文化现象，这是法门寺的骄傲，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光荣。

第十一，法门寺佛指舍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是其他任何舍利无比比拟的。以百度搜索为统计的数据为例，搜索“舍利”一词有239万条信息；“佛舍利”一词则有13.9万条信息；再以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三大佛舍利为例，“佛牙舍利”有3.86万条数据；“佛顶舍利”仅有500多条信息；而“佛指舍利”则有10多万条信息。正如季羡林先生在佛指舍利发现后不久所感慨的，“佛骨旋风会以雷霆万钧之力扫过佛教世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印度、南亚以及东南亚佛教国家，都纷纷议论西安的真身舍利，这个消息，像燎原的大火一样，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了”。

第十二，法门寺佛指舍利所具有的文化因素以及这种文化所携带的社会影响力，在近年来相继发现的其他所有舍利中无与伦比，因为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已经在社会其他领域发挥了重要重用，如在民族团结、两岸统一、外交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复兴（如瓷器文化、茶文化、丝绸文化、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人文旅游、文化产业等方面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为社会出了正面的积极的贡献，而供养佛指舍利的那些珍品作为奇珍文物，在中国与日本、法国、印度等很多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友好交往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佛指舍利的当代价值

法门寺佛指舍利具有多种的特性，表现在它不仅仅是佛教的圣物，还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物，在这神奇的舍利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宗教意义和文化价值，从而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精神感召

也就是佛指舍利所具有的宗教神圣性及由此而来的精神感召意义。法门寺佛指舍利在世界三大体系的佛教中被一致认可为源于古印度阿育王时代的佛舍利，而阿育王在全球分布供奉的佛舍利由来源于前5世纪时古印度八国对佛舍利的第一次供奉，所以，法门寺佛指舍利具有佛教公认的明确清晰的传承，从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由于佛舍利崇拜是佛教崇拜的核心形式，是拜佛像、拜佛经、拜佛地、拜佛寺等其他佛教膜拜方式所不能比拟的，所以，法门寺的佛舍利便成为世界佛教徒的崇拜对象。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说法门寺是世界佛教圣地。可见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具有显著的宗教意义。

第二，道德教化

也就是佛指舍利所具有的智慧象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教化意义。佛教的佛崇拜不仅仅是对具有超人间性的佛陀无上神力的崇拜，更主要的是对佛的智慧与佛的慈悲的一种敬仰。所以，在佛舍利崇拜中，佛的智慧和佛的慈悲便成为非常重要的内涵。佛的智慧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阐释和理解，但其核心还是观悟世界与人生的真相，塑造宽容、放下、轻松、自由、随和、坦荡的心态；而佛的慈悲则是无缘之慈，同体大悲，即不讲先决条件的祝福和善待一切众生，不讲彼此分别的怜悯和帮助一切众生，为众生之喜而喜。所以，法门寺佛指舍利在感召人心、施展教化、提升民众道德水准和精神涵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历史审视      

也就是佛指舍利所具有的源流悠久性及由此而来的历史审视意义。佛指舍利源于前5世纪一位伟大导师的圆寂和前3世纪一位伟大国君对这位导师的崇拜，中间又经过了无数政治家、哲人、诗人、艺术家、佛学家、军事家以及普通百姓的供奉与祝愿，可以说，佛指舍利既凝聚着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也蕴含着无数人的愿力与祝福，是一部历史长卷，也是一束充满灵气的神光。透过这样一种神奇之物，我们能够贯穿起一部漫长而丰富的历史画卷，从而既为我们展现人类的探索世界奥秘和寻找心灵归宿的历史，也为我们理解人类精神特性以及信仰的意义提供一种途径。

第四，人气吸引

也就是佛指舍利所具有的存世唯一性及由此而来的人气吸引意义。据文献记载、中国有供养释迦佛真身四座寺院，其中泗州普光寺已沉入洪泽湖底，岱州及终南五台的舍利在会昌法难时敕令毁坏，故法门寺地宫内发现的佛指骨，是唐代所深藏后，迷失千年之久全国唯一的佛指舍利。这证实了真身宝塔的特殊地位，亦是震撼全世界的一宗历史文物的大发现。这一特点使法门寺具有很强的人气以引力，而这种人气吸引力无论对旅游发展还是对文化普及和伦理教化，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五，现实启示

也就是佛指舍利所具有的文明交往性及由此而来的现实启示意义。佛指舍利是中印文明交往的结果。没有阿育王的异域传法，没有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宽容与吸收，就没有法门寺的佛指舍利。经过二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佛指舍利如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这种来自印度的圣物如今成为中国人的骄傲，这种文明交往内涵在整个中国都均有典型意义。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样板，能够像佛指舍利这样在中外文明交往历史上所具有的形象性、深刻性与影响性。所以，佛指舍利对于现代人认识人类文明交往和文化对话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为我们今天处理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借鉴的现实价值。

第六，人文提升

也就是佛指舍利所具有的文化丰富性及由此而来的人文提升意义。佛指舍利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圣物，为了安奉和供养舍利，从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代起，经过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尽情挖掘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以表示自己的虔诚，所以，创作出无数用来安奉和供养舍利的场所、器具和其他各种物件。仅从唐代最后一次封存供养舍利的地宫来看，其中就琳琅满目的艺术精品，无论是金银器，还是密质瓷，无论是丝绸还是石刻，也无论是茶具及各类生活用品，还是宗教造像或宗教法器，个个都堪称人类艺术的杰作。今天这些艺术珍品依然保存在佛指舍利的身边，这对于我们认识人类艺术创造力、欣赏古人艺术品位、陶冶今人艺术情操、全面提升现代人的人文素质等均具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