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哀帝元寿元年（前２年），大月氏国使者伊存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向汉朝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1]（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这是学术界和佛教界目前一致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始[2]。为此，中国佛教界于1998年开展“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纪念活动[3]。笔者对寻找一个在空间上距离伊存授经地点最近的佛寺很感兴趣，并逐渐把目光聚焦到敦煌寺上来，不久，中国宗教学会会刊《大道》刊出重要消息：《西安古敦煌寺成为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空间焦点》[4]，并报导了笔者的实际考察活动，随后台湾著名佛教杂志《南海》发表了笔者《寻访敦煌寺》的文章以及笔者拍摄的该寺现存的部分遗迹照片[5]。
关于敦煌寺目前的确切位置，各种资料所记均不太准确。经笔者实际考察认定，该寺的准确位置是在西安汉城乡青西村南侧，汉城街北段西侧，为汉长安城东北部青门的外侧。
敦煌寺的建立与西晋高僧竺法护在长安的译经有关。关于这一史实的最早资料是梁代僧祐（445-518）的《出三藏记集》。其云，竺法护“後立寺於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6]（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法护传》）。梁代慧皎（497-554）的《高僧传》有完全相同的记载[7](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罗刹传》)。唐代道宣在《释迦方志》中说：“晋武世，炖煌沙门竺法护，西游三十六国，大赍胡经，沿路译出，至长安青门外立寺，结众千馀。教相广流东夏者，法护深有殊功。”[8]（道宣《释迦方志》卷下）后来唐代惠详的《弘赞法华传》[9]（卷二）和道世的《法苑珠林》[10]（卷六十三）又对这一记载做了进一步认定。这些资料都记载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立寺，可见，竺法护的主要译经阵地的确就在长安青门外的寺庙。但关于这个寺庙的具体建立年代并未说明，我们还得借助其他信息来探索。
僧祐所著《出三藏记集》是早于慧皎《高僧传》的资料，它所收的《正法华经记》对竺法护翻译《法华经》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11]（未详作者《正法华经记》）但此处并未说明翻译《正法华》的具体地点。由于法护译《法华》时间确定，所以如果能证明竺法护译《法华》就在长安青门外的寺庙，那么，青门外寺庙的年代问题便可解决。
我们在道宣的另一部著作《妙法莲花经弘传序》中看到这样的记载：“妙法莲华经者，……西晋惠帝永康年中，长安青门炖煌菩萨竺法护者，初翻此经，名正法华。”[12]（道宣《妙法莲花经弘传序》）虽然这里所说的译经时间与梁僧祐的记载有所不同，但它明确指出竺法护译《法华》就是在长安青门外的寺庙。又据宋代志磐的《佛祖统记》卷三十六记载，西晋太康“七年，月氏沙门竺法护，来长安青门译《正法华经》及《涅盘》、《宝藏经》等二百十部”[13](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可见，到宋代时，关于竺法护译《法华》的时间、地点已没有什么异议了。此后，历代县志均记该寺为竺法护译《法华经》的寺庙。
那么青门外的这座寺庙当时叫什么名字呢？它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敦煌寺呢？关于法护在长安城青门外译经寺庙的名称，最早记载法护事迹的梁僧祐没有明确说明。唐代佛教史学家道宣于664年著成的《大唐内典录》记载：“西晋沙门竺法护……是晋武帝长安青门外大寺沙门也。”[14]（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道宣没有记载具体的名称，而是称其为“大寺”。用“大寺”称呼该寺的还有唐代高僧智升编成于730年的《开元释教录》：“西晋武帝代，长安青门外大寺，西域沙门竺法护翻译众经。”[15]（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唐代圆照于799年撰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也继承了这样的称呼[16]（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八）。
有些史料则将长安青门外法护译经寺庙称作“白马寺”。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中说：“须真天子经……，太始三年十一月八日於长安青门外白马寺出。”[15](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后来，圆照未加分析，在他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也作了相同的记述[16]（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三）。那么白马寺是不是就在青门外呢？其实，离西晋时代最近的资料对白马寺的位置有非常准确的记载。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说：“须真天子经，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於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天竺菩萨昙摩罗察口授出之。时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 [17]（未详作者《须真天子经记》）这段记载《须真天子经》的资料，明确指出，白马寺在青门内，而非青门外。隋代费长房于开皇十七年（597）撰成的《历代三宝记》中也有“长安青门内白马寺”的明确肯定[18]（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六）。把白马寺同青门外的“大寺”相混淆应该是从唐代中期才开始的。唐初，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对白马寺在青门内还是青门外不置可否：“《须真天子经》二卷，太始二年于长安青门白马寺出。”[14](卷二)中唐以后，便出现了“青门外白马寺”的说法。所以，我们相信白马寺应该在青门内，而非青门外。青门外的寺庙，就是竺法护翻译《法华》的被称作“大寺”的那座寺庙。而大寺什么时候开始称作敦煌寺，现在尚无准确的历史资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敦煌寺的名称必然与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的译经有关。
竺法护原藉月氏，本名支法护。音译昙摩罗察。生于敦煌，８岁出家，拜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遂改为师姓。据说他每日诵经万言，过目不忘。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通各国语言。当时，中国内地大乘经典十分缺少，法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携大量经典来到长安。因其世居敦煌，人称“敦煌菩萨”。 “护世居炖煌，而化道周洽，时人咸谓之‘炖煌菩萨’也” [7]（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罗刹传》）。他在长安青门外立的佛寺规模应当不小，所以，当时被称作“大寺”，后来被称为敦煌寺。综合以上资料，可以证明，敦煌寺为译经大师竺法护于公元286年前建立的佛教寺院。
此前，竺法护曾于西晋太始二年（266）11月8日至12月30日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翻译《须真天子经》２卷，传言者为安文惠、帛元信，笔受者为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此为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所载，应为真实史实。如此，则竺法护先是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翻译佛经，后又在青门外另立敦煌寺。至于白马寺为何时所建，就不得而知了。但它肯定早于公元266年。该寺与洛阳白马寺是什么关系，尚无明确的历史资料说明。估计与东汉时期的“白马驮经”传说有关。
除白马寺外，史料明确记载，早期在长安建寺的还有帛法祖。帛法祖又名帛远。据梁慧皎的《高僧传》记载，西晋惠帝（290－306年在位）末期之前，帛法祖“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7]（慧皎《高僧传》卷一《帛远传》）。这里并没有说明帛法祖在长安建立佛寺的具体时间。但可以看出，至少在290年以前。帛法祖有一个弟弟，名叫帛法祚，年25出家为僧，深洞佛理，关陇知名。此人303年为张光所害，享年57岁，则生年应在246年。据此，帛法祖则生于246年以前。史载其年少出家，估计在长安建寺在３世纪６０年代。该寺建于何处，现亦不得而知。史载竺法护曾在长安西寺译经：“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门法护在长安市西寺中出《渐备经》。”[19](未详作者《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同年，他还在这里翻译了《金刚藏菩萨行经》一卷[18](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六)[14](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二)。西寺或相对于白马寺、敦煌寺（均位于汉长安城东边）而言为西，或相对于汉长安城而言为西。两种可能都说明此寺应位于长安城西边，是否为帛法祖建立的那座精舍，尚不敢断定。
根据以上资料，长安最早佛寺应是青门内白马寺，其次是青门外敦煌寺和帛法祖所建的不知具体位置的精舍。由于白马寺、长安西寺早已无存，所以，现存陕西最早的佛寺便只有敦煌寺了。
竺法护在敦煌寺主持佛经翻译事业，前来皈依的信徒极多。史载：“四方士庶，闻风响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6]可见，当时敦煌寺已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其佛化之盛，在中国亘古未有。“后值惠帝西幸长安，关中萧条，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渑池遘疾，卒，春秋七十有八”[6]。据此，竺法护离开长安敦煌寺是在惠帝西来长安之时。又据《晋书》卷４记载，永兴元年（304）冬十一月，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劫帝幸长安”[21]（房玄龄等《晋书》卷四《惠帝传》）。可见，竺法护离开敦煌寺的时间在公元304年冬天以后。结合前条史料所说“二十余年”，加之从惠帝西来长安到竺法护逃离也应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推断竺法护离开敦煌寺最早也应在306年以后。
按照梁僧祐和慧皎的记载，竺法护离开敦煌寺后东向到了河南。但是，东都洛阳自惠帝元康（291－300）以后，祸乱接连不断。如永宁元年（301）齐王冏与赵王伦战于洛阳，第二年长沙王刈又在洛阳与冏战，次年张方入洛阳，第二年劫持惠帝到长安。此后，东都洛阳大乱，竺法护似不应逃亡到洛阳。那时，长安大乱，百姓多西向逃亡到凉州。竺法护世居敦煌，亦应西遁而不会东迈。汤用彤先生对此有过分析：“按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谓《光赞》‘寝逸凉土’，则凉州或护晚年所在地，而所译诸经，多藏于彼处也。”[22](P114)其实，关于竺法护是否避乱东去，早在唐代就有人怀疑。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说：“护于怀、愍之世，仍更出经。《传》云惠帝西幸长安，护公避乱东出至渑池卒者，或未然也。” [15]（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这条史料不但对法护避乱东去表示怀疑，而且对法护卒于逃难途中也不以为然。
另据《普曜经记》记载，竺法护不卒于惠帝时期的逃难途中。其云：“《普曜经》，永嘉二年（308），太岁在戊辰，五月，本斋菩萨沙门法护在天水寺，手执胡本，口宣晋言。时执笔者，沙门康殊、帛法炬。”[23](未详作者《普耀经记》)可见法护于308年还在译经，卒于惠帝时期的逃难途中是不符合史实的。从这条资料也可推断，法护在最迟在308年已离开了长安敦煌寺。结合前面的考证，竺法护应是在306到308年之间某个时期离开长安的。
自法护离开以后，敦煌寺的辉煌便不复存在了。此后，该寺又历经沧桑，多次演变。据寺内现存碑文《圣严寺并入广仁寺管理记》记载，隋代曾重修该寺。金代皇统五年（1145）政公法师重建。金代大定二年（1162），赐寺额“圣严禅寺”，故又以“圣严”名之。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寺中住持和尚了庵法师和他的弟子性福法师相继增修。明成化十一年（1475），性慧法师、觉成法师再次扩建。当地信士张宗器将寺院附近30亩良田捐献给敦煌寺，作为给寺僧的常供之产。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和弘治十六年（1503）又有两次重修。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敕建广仁寺于原唐长安城西北隅，作为达赖和班禅进京途中的住锡之地。寺内一切轨制均尊藏传佛教，迎请喇嘛住持，传习藏地密法。此时，敦煌寺住持为修习藏密的尚经巴喇嘛，他认为同广仁寺法味相同，便以敦煌寺所有地产尽归广仁寺管理，从此敦煌寺便成为广仁寺的下院。清同治（1862-1874）初年陕西发生了回民起义。在这次战乱中，寺宇曾遭严重破坏。
据康寄遥《陕西佛寺记略》记载，“文革”前，敦煌寺占地９亩多，整个寺院坐东向西，当时尚有山门３间，伽兰殿１间，大殿３间，内供释迦牟尼佛[24](P137)。大殿后有古塔１座，６角形，共７层，砖表土心，高约２０米，底层每边长约２米，高约３米，底层檐下每边有５块砖雕，为各种动物造像。底层东面有一门洞，高约１米，宽约0.6米。四层以上每角有风铃。塔身用砖中时见“敦煌塔砖”字样，或许此塔即名“敦煌塔”。此塔至今犹存，但始建何时，尚待进一步考证。山门北边有一偏院，占地约２亩，为广仁寺达喇嘛王玺禅师的塔院。寺内还存有碑石４块，其中明代碑２块，清代碑１块，近代碑１块。“文革”期间，该寺宗教活动停止，寺院殿堂被毁坏，寺址先后为石灰厂、酿造厂和汉城乡板纸厂占用。
现存古砖塔１座，底层受化学物质侵蚀严重，风铃大多坠落，塔身上面“敦煌塔砖”字样依稀可辨。距此塔约５０米的北端，有一西藏式塔，高约３米，为陕西省佛教协会第一届（时称“西安佛教协会”）副会长关符清喇嘛塔，建于1989年，形制奇特，西安少有。喇嘛塔西南有大殿３间，僧房２间。大殿内供奉西方三圣。寺址西南约60米处有古汉城遗址。
作为西晋时期中国最大、也是佛教入华以后第一个大规模的佛教译传中心，敦煌寺曾光耀一时，如今却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1998年春，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筹委会秘书长王志远先生曾提议在敦煌寺设立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的永久性纪念标志，以象征中国汉传佛教之源。由于中国汉传佛教后来又传遍整个东亚、东北亚地区，并在近代以后向欧美等地传播，所以中国汉传佛教之源也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问题。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遗憾的是，王先生的建议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能落实，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至今依然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参考文献：
[1][西晋]陈寿．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A]．三国志[C]．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王志远．中国佛教初传史辨述评[J]．法音,1998(3)．
[3] 全国佛教界隆重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j]．法音,1998(12)．
[4] 西安古敦煌寺成为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空间焦点[j]．大道(中国宗教学会会刊),1995(5)．
[5] 李利安．寻访敦煌寺[J]．南海杂志，1998：182．
[17][西晋]未详作者．须真天子经记[A]，出三藏记集卷七[C].中华书局,1995．
[18][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A]，大正藏第49册[C], 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19][晋宋间]未详作者．《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A], 出三藏记集卷九[C]．中华书局，1995．
[20]僧祐．新集撰出经律论录[A], 出三藏记集卷九[C]．中华书局，1995．
[23]未详作者．普耀经记[A], 出三藏记集卷七[C].中华书局,1995．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文章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