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微道诀》的出现

 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他不但在治理国家和对外关系方面很有作为，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威震四方的开元之治，而且在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方面颇有建树。迎来了古代时期中国文化的难得的开放、多元与昌盛局面。他虽然实行的是兼容并蓄的文化宽荣政策，但重点扶持的还是道教。他通过科举、建庙、赏赐、造像、印经等一系列手段，强化道家的地位，同时极力推崇老子，亲自注释《道德经》，发布全国，敕令每家一册，全民读诵，努力将道家的学说推向社会民众之中，使其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准则和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

《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对终日忙碌的老百姓来说还是嫌长了，特别是《道德经》抽象玄奥，一般人很难理解。于是，唐玄宗又撰写了文字流畅、短小精悍的《通微道诀》（以下简称《道诀》），以配合他的《御注道德经》，向全国宣传他的道法理念。该文通俗易懂，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和民众化特色以及鲜明的生活化气息，在内容上则是浓缩了《道德经》的核心思想，体现了他以崇道倡道以及导民入道、以道治民的思想。

可惜《道诀》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后来，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于大唐乾元二年（759年）六月十五日于兴庆宫大同殿遵玄宗之命才将此文赐三原大化观刻石流布。由于唐玄宗已经下台，唐王朝正处于空前的国难之中，此后国家也一蹶不振，《道诀》并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大概在元代以后，该《道诀》碑遭到破毁，虽然重新刻石，但基本上默默无闻，一代明君的满腔希望及其通俗化、生活化的道法遂致淹没。本文拟对这篇碑文进行分析，以揭示唐玄宗这位著名的皇帝道学家的人生和谐之道。文中所依据的碑文以《金石翠编》为蓝本，并参校《全唐文》本。

二、关于人与道的关系

关于人与道的关系，《道诀》以母子关系为喻进行说明：“人者，道之子；道者，人之母。”把道比做母亲，把人比做道的孩子。又说：“念身何来，从道而有。”说明了道不是远离人类的玄虚飘渺的本体，而是与人类关系密切关联在一起的。人身表现为从母亲而生，而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还是从道而生的，所以，人应该象亲近母亲那样尊重和亲近道，反之，“子不知母，谓之不孝；人不识道，谓之至愚”。孩子不知母亲是不孝，不孝则是那个时代伦理学上最严重的错误，而不识道则是知识论上最根本的错误。

唐玄宗在其他作品中也多次强调了这种思想。如《喜雨赋》中就说，“何天道之云远？亦明徵之在人”即是说，天道并不那么遥远，它可以明显地体现在人的生活中。他还进一步用鱼水关系来形容人与道的关系，“鱼在水中，水为鱼命；人在道中，道为人生。道去则人亡，水竭则鱼困”。这就把人与道的关系更加拉近了，道成了人的生命要素，有没有道变成生死存亡的大事，正如在《讨吐蕃制》中所说，“昏迷反道，天地所以制罚”。他经常赞扬大臣也常以是否有道为标榜，如说“守道恭懿”、“居正合道”，“道合忠孝”、“履道体正” “蕴道宏深”，“体道居身”等，充分反映了唐玄宗把道与人类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

三、关于修道的方法

既然道与人类现实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如何“守道”、“合道”、“履道”、“蕴道”、“体道”呢？《道诀》中对修道的方法也有说明。

第一，他强调修道要遵循道的教义，不能盲修瞎炼，而道的教义就是既不同于佛教，也不同于儒教的道教，即所谓“无为之教”。“弃无为之教，别云修善”，即离开了这种正统的说教，就不可能修得善果。

第二，因为道与人紧密相连，道就在人生命之中，所以，修道就应该从人自身之中去修，即所谓“大道坦坦，去身不远。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如果离开自身去寻觅道，那只能是“背道求道，从迷至迷”。他为此大声哀叹：“不知即身以求道，而乃徇福以丧真，何其误欤？”

第三，唐玄宗认为修道的关键在于修心，而修心的关键在于静心，而静心就是摆脱客观外在的束缚，使心空寂下来。他以舟为例说：“求道者以心为舟，以信为车。车用在于运，舟用在于虚。”即是说，求道的人以自己的内心为舟，以自己的诚信为车。车之所以能用在于它的运行，而舟之所以能用则在于它内部的空虚。他在注释《道德经》时曾以车来说明空寂的意义，与此含义相同：“车中空无，乃可运用”，“车中若不空无，则辕箱之有，皆为弃物”。只有内心空而不受羁绊，人才能象空敞的舟车一样发挥作用，即《道诀》中所说的“静心而不系者，虚舟也；运动而不倦者，信车也。”所以，他在《道诀》的最后又再次呼吁“尔当慎汝身，洗尔心”。

第四，修心必须建立在“去万恶，增万善”的基础之上，这类似与佛教的修智慧必须以修福德为前提，而修福德从宏观上讲，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沟通在生理功能上各有所司，但它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

第五，唐玄宗还强调，修道一定要勤奋努力，不能懈怠。他把勤奋努力者称为“上士”，而把懈怠者称之为“下士”，认为“上士能勤行，下士惟大笑”，他认为所有人都“可为勤行之士”，在《道诀》中三次呼吁“尔其勖哉，尔其勖哉”。

四、人生和谐之道的具体表现

道是一种玄之又玄的存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体悟这种道？如何把把何其反、扩充、丰满、完善，即精益求精去修呢？《道诀》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体现了一代帝王对道的生活化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益己，不损物”。这是关于个人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利益关系原则。“益”是指增加、扩充、丰满、完善。“损”乃减少、去除、毁坏。损有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能量方面的、信息方面的、言语方面的、行动方面的等，益也是这样。益和损本来是《道德经》中非常重要的一对范畴，与阴阳，刚柔，明暗，强弱，张弛，屈伸，巧拙，静躁，寒热，祸福，利害，盈亏等同为道的重要外在形态。对宇宙间的事物来说，此损则彼益，此益则彼损，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必有所失，损益相伴而行。损益辨证关系是人们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所以孔子在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曾叹息说，懂得益和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行王道的君王的大事。唐玄宗在这里把损与益这对范畴用到个人与外物、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中，目的是倡导人们不要损公肥私或损人利己，对于整个人类来讲，则是不要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利益而过分地向大自然索取。因为，按照《道德经》的原则，益己可能适得其反，最终导致损己。例如唐玄宗在注《道德经》时就对经中的损益理论作了发挥，认为“自损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损之”。

第二，“以不贪为宝，以知足为富”。不贪和知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从对待外在利益的态度来讲的，后者是从对待自己已有利益的态度来看的。对内知足，对外不贪，一外一内，共同体现了人在利益追求方面的境界。唐玄宗“以知足为富”的说法很明显来自《道德经》“知足者富”的观点。《道德经》中还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唐玄宗对《道德经》深有研究，他认为知足者无贪求，“可谓富矣”。他在注《道德经》时还说“心见可欲，为罪大矣”，“求取不已，为祸大矣”，“殃咎之大，莫大于欲，于欲必令皆得，皆得则祸深”。唐玄宗把知足归结为人的一种心境，认为“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若知足，此足则常足矣”。这同他在《道诀》中提倡的“少私寡欲，夷心注元” 、“常取不足，勿求有余”的思想是一致的。

第三，“内保慈俭，外能和同”。慈和俭本来是《道德经》中的“三宝”之二，是一种非常高尚的精神境界。这里的慈与俭与《道德经》所说的慈与俭是完全一致的。“慈”是指对人对事都怀有一种慈爱、仁爱的态度。从大的方面来讲，慈是亲近天地万物而与其融为一体；从小的方面来讲，慈是爱护周围的一切人，从而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俭是一种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的作风，对物对力对时都不浪费，珍惜生命中的一切，保持一种持久的生命效益。 唐玄宗认为，慈和俭再加上《道德经》中所说的第三件宝即“不敢为天下先”的谦恭，就是道的象征，有了这样的三宝，就可以“理身理国”了。在这里，唐玄宗把慈俭视为一种内心的修养，所以提倡以“内保”的方法达到。“外能和同”是指人的修行还应该与天地万物和谐统一。对外的“和同”是对内的“慈俭”的必然结果，二者是人类立足世间并不断发展的基本原则。

第四，“善本破恶，不合邀名；施本济人，不合求报”。即人们做善事不应怀着功利的心态。唐玄宗在《道诀》中说，一些不知“道”的人“积不义之财，以为布施”，他慨叹道：“岂知善本破恶，不合邀名；施本济人，不合求报哉！”他以天下最高统治者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告诫说：“今将告尔以元言之首：施勿求福，而福自至；斋勿贪功，而功自备；心勿向邪，而道自致。施而求福，福必不足；斋而贪功，是谓有欲；向邪求道，是谓聋俗。”所谓“元言之首”就是最根本的道理。最根本的道理在唐玄宗这里就是不要有功利之求。他根据《道德经》的理论告诫人们，做布施时不要求福的汇报，福反倒会自然而至；作斋供食时不要求功德的回报，功德反倒会自然具备。求福、求功都是内心的歪邪，心只要不邪，道就修成了。如果为了求福而布施，福肯定不能具足；如果为了求功德而供斋，就是贪欲，就是走邪，就流为愚昧无知之俗辈。

第五，“柔弱为趋道之津，诚敬乃入真之驭”。意思是说，柔弱为趋向道的渡口，诚敬为进入真的车马。道和真意思相通，都是指宇宙的终极本体，世间的最高法则，也是修行的永恒目标。可见，唐玄宗是把柔弱和诚敬看作是证悟最高真理的门径。柔弱和诚敬都是处理个体与他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中柔弱更多地是从抑制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而诚敬则更多地是从推崇他人的角度来讲的。《道德经》推崇柔弱，反对刚强，认为柔弱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主张治理国家以及个体的社会行为都应该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经中七次论到柔弱，其中说：“天下柔弱，莫过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唐玄宗对《道德经》的柔弱观进一步发挥，认为“以坚攻坚，必两坚俱损，柔制强者，则强损而柔全”，“柔弱之道胜于刚强”，“守柔弱，则人不能加，可谓强矣”。诚敬是对人对己、对事对物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态度。诚指真实可靠，诚挚恳切，心行一致，诚实不虚，真切不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敬则是指恭谨、谦让、慎重、尊仰，主要是对他人和外物而言，对己来说则是不放荡，对他人来说就是不怠慢。诚敬和在一起，就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就是人和外物的发自内心的恭敬

第六，“内养五神，外合一气”。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理论中的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概念，是人体生命活动总的体现，是精神、意识、知觉、运动的概括。 “五神”指五种精神活动，即神、魂、魄、意、志，分别为人体内心、肝、脾、肺、肾五个脏器所藏。五脏又产生五志，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又从五志发展成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之说。另外，五脏又分别有其五行属性，即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行间的相克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五志七情的相克关系。五脏虽然在生理功能上各有所司，但它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五脏相互配合，维系着人的躯体生命；五神彼此协调，主导着人的精神生命。五脏与五神相互作用，密切沟通，支撑着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神充则身强，神衰则身弱，所以人一定要“内养五神”。而神的物质基础是精气，所以，在内养五神的同时，还要“外合一气”。所谓气，是一种无形而功用极强的特殊物质，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内在基础和生命活力的支撑。《庄子·知北游》里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东汉哲学家王充也说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并且还指出，人是禀受了气中的精微部分，即“精气”，又名“元气”。 人体生命力的强弱、生命的寿夭，就在于元气的盛衰存亡。《太上九要心印妙经》说：“道本自然，不离一气。一气既调，百脉皆顺也。”又说：“一气者，天也，乃天清虚自然之气。气中有神，神抱于气。因气抱于一，神炼合道，道本自然。”丹道修炼的核心就是收积这种“先天一气”于自身之中，然后将五神与一气配合炼养。所以，“一气”与“五神”是贯通无间的，人类性命的修炼，全赖在这两个方面用功。

五、关于修道的最终目的

    唐玄宗在《道诀》中所阐述的修道目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对修道者个人而言，最后要达到“长生久视，沐浴元波”的目标。所以，他吹嘘自己的《道诀》为“真经之旨毕于是，不死之方尽于是”。所谓“长生久视”就是指长生长寿。该词原出于《道德经》第五十九章，其中说：“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祗，长生久视之道。”所谓沐浴元波，是指与道的灵气与灵光融为一体，神气相通，天人合一，这是修道的最高境界。

其二，从整个社会来看，大家都认真勤奋地修道，那么在世人中就会形成一种“去万恶，增万善”的良性社会风气，社会秩序也会更加安定和谐，正如《道诀》中所说的“忠者，臣之分；孝者，子之心”。忠是针对统治秩序而言的，而孝则是针对普通民众的家庭秩序而言的。忠孝是当时维护统治、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唐玄宗在《齐汗麻察等制》中说“道可光乎训俗”，同样表达了过这种修道目的论。总之，“去万恶，增万善”，特别是“臣忠子孝”，这可能才是唐玄宗最关心的修道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