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场隆盛的沩山禅

　　在中国禅宗史上，开宗最早的要数沩山禅，道场规模至为宏大的恐怕也要数沩山禅。

　　想当年，沩山尚未开发，那里到处峭壁荆榛，周围数百里迥无人烟。灵祐祖师（771年－853年）卜居于是，只得与猿猱为伍，以橡栗充食，其自然条件之艰难是可以想见的。灵祐禅师居山后达五六年之久，而山下绝无来造访者，这便使得誓愿度人的灵祐大师也一时而产生了另择道场之想。但不久，安上座携数僧人从百丈处来此护法，由是徒众日盛，共营梵宇，使当时那个荒芜人烟的大沩山，不久就成了拥有千五六百人共住的大道场，襄阳连率李景让也为之奏号为同庆寺。从此以后，“天下禅学辐辏焉”（见《沩山语录》）。就连青原系禅的石霜、夹山、德山等大德，均有参学于斯的经历，沩山俨然成了当年湘地的禅教中心，在当时的十方丛林中，其规模恐怕也莫有可与颉颃者。
　　
　　遥思沩山道场的创立，追念灵祐祖师不朽的弘法业绩，则令后学不得不对沩山道场的兴盛作一番历史的反思。沩山道场的盛极一时，固然当首推灵祐祖师的法德高尚；但也不可忽视灵祐祖师在弘法中的种种善巧方便与无碍的慈悲；同时也不可忽视当时丛林诸大德的奖掖；此外，中唐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无宁也给沩山禅师的弘法以无上的助缘。

　　（一）沩山道场兴隆的外缘

　　灵祐祖师年十五出家，至二十三岁游方江西，参百丈，乃居参学之首。一日，沩山因百丈叫他拨炉中火而经百丈开示以悟入［1］，旋遇司马头陀之举荐而住沩山。以下，我们权将沩山道场兴盛的外缘略述如次。

　　1。悬记

　　要在一个迥无人迹、虎狼出没的地方开辟道场，没有一定的外力为助缘，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沩山能够成为十方最大的道场，也为中国南宗禅创立了最早的一个宗门，这便使得我们不能忽视沩山道场得以成就的外缘了。据《宋高僧传》卷十一所载，灵祐禅师在未到百丈之前，曾游天台，遇寒山子。寒山谓灵祐曰：“千山万水，遇潭即止［2］。获无价宝，赈恤诸子。”后造访国清寺，“遇异人拾得申系前意，信若合符”［3］。寒山、拾得二人，在当时的丛林中是清望弥高的大德，此二尊宿的预言，对于沩山日后的住山弘道，自然是很有奖掖作用的。

　　2。司马头陀的推荐

　　再次，灵祐禅师在百丈那里彻了心源后，又获得了司马头陀的推荐而住大沩山，这无宁是灵祐弘道的又一增上缘，据《沩山灵祐语录》所载，司马头陀一到百丈，便先举‘野狐禅’公案问灵祐，灵祐便以手撼门扇三下，司马云：“太粗生。”灵祐曰：“佛法说甚么粗细！”这场勘辨，使司马认识了灵祐这位禅门大法器。司马不久又从湖南游方至百丈，告诉怀海禅师说：“顷在湖南寻得一山，名大沩，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所居之处。”（见《沩山语录》及《传灯录》）当百丈问他何人可住此山时，司马便要求亲见此人。当时百丈门下华林首座出来要求住持，但经司马勘辨认为未可；讫乎身为百丈典座的灵祐走出，司马一见便说：“此正是沩山主人也。”对于司马头陀的行状，我们虽一时难以找到可征的文献，《景德录》卷九《沩山传》正文的夹注谓“司马头陀参禅外，蕴人伦之鉴，兼穷地理，诸方创院多取决焉。”他能坚持行十二头陀行，热情襄助丛林办道，他至少可以说是当时丛林中颇有声望的大德了。有这样的人出面来推荐沩山住山，自然给灵祐的出住沩山，开辟道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3。百丈扶持

　　再则，百丈禅师对于灵祐的住持沩山也是极力扶持的。当年灵祐住持沩山，在经过六七年之久而无人上山时，就连灵祐自己也认为如此居山独善，而无益于弘法，渐生下山之念。恰在此时，懒安上座率数僧从百丈处来，辅佐沩山道场。“自后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众共营梵宇”（见《沩山语录》），沩山道场从此便初具规模。

　　4。丛林地理位置

　　丛林内部的扶持，是灵祐创立沩山道场的外缘中的决定因素。因为任何道场的建立，离开了丛林内部的扶持，都是不会圆满的。但另一方面，道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环境，也是与道场的兴旺至关紧要的。历代祖师的开创丛林，几乎都有一个同样地过程，许多禅师游方参学，习定于山中数年，最终才选定他所认为满意的道场。沩山地处湘中偏北之处，北邻常澧二州的古驿道，有药山、夹山、德山等祖庭分布于斯；东面处通往赣州的要道，有鹿苑、石霜、道吾等禅宗古道场分布于斯；且东面的驿道又与洪州相通，此地故又成了洪州的大德游方的必经之地；其南方有南岳胜地、云岩道场。沩山处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上，固然是十分有利于接应四方禅众的。据《沩山语录》与《传灯录》等文献所载，当年曾参学或游方至沩山的大禅师就有五台隐峰、归宗智常、道吾圆智、云岩昙晟、石霜庆诸、夹山善会、德山宣鉴、九峰道虔、疏山匡仁等。在诸大德中，大多是开宗阐教的一代尊宿，或是一方道场的开庭祖师。可见沩山当年不只是一个大的禅宗道场，而且也可以说是一所培养禅门硕彦的大学堂。在这一点上，除了灵祐祖师自己具有善接群机、广弘万品的道行以外，恐怕也与当年沩山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沩山的山川形胜宜作大道场等因素分不开。

　　5。历史条件

　　再以历史条件上看，灵祐禅师的住持沩山，也正是处在南禅的盛弘时期。据《宋高僧传》卷十一所载，灵祐禅师于“元和末，随缘长沙，因过大沩山，遂欲栖止。”今衍为西历，大约在820年左右，是时青原、南岳两系禅正处兴盛时期，加之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北方长年处在战乱之中，北民南徙，他们多数遁入丛林，更使禅门一时勃兴。而沩山不但地理形胜，而且所处地理位置又甚宜弘法，因而成了常住达近千六百人的大道场。

　　此外，沩山之所以能成为大道场，还与当时的地方及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分不开，据《宋高僧传》与《传灯录》所载，当安上座等率僧来沩山护法后，遂使沩山的梵宇得以建成，“时襄阳连率李景让统摄湘潭，愿预良缘，乃奏请山门号同庆寺。”（见《宋高僧传》卷十一）沩山的寺院一旦竣工，不但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这便为灵祐禅师的弘法造成了一种合法而又稳定的政治环境。再则，当时身为宰相的裴休也对灵祐禅师十分亲善，这对于提高灵祐禅师在丛林中的声望，使之具有种种弘法的方便，无宁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沩山道场尽管在会昌法难时未能免于大劫，就连灵祐禅师本人也枉遭澄汰。但会昌法难一过，身为湖南观察使的裴休，对灵祐禅师“固请迎而出之，乘之以己与，亲为其徒列”，相国崔慎由亦崇重加礼［4］。同庆寺虽曾一度空其梵宇，灵祐禅师也虽一度“裹首为民”，然因地方及中央政府官员的支持，沩山不久又恢复了元气，成了中国丛林中规模超前的大道场。可见，一个大道场的创建与繁荣，不但要有十方丛林及民众的支持，而且还要有政府官员的护持，同时其道场还必须具备有利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等种种优越性。以上诸缘，是成就一大道场所必备的外缘。同时也是沩山道场得以兴旺发达的必备条件。

　　（二）沩山道场兴隆的内因

　　沩山之所以在中唐得以成为规模盛大的道场，除了它具有种种殊胜的外缘以外，更重要的是它也同时具足了成为一个大型丛林的各种内因。

　　首先，沩山道场的住持灵祐禅师，他本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禅门大德，因而他能使沩山道场兴盛。据《沩山语录》记载，灵祐禅师在参学百丈之前，就已“究大小乘教”；后参百丈，彻了心疑后，被司马头陀荐住持沩山。当灵祐经百丈印可而欲往沩山时，百丈门下的华林以第一座的身份而不服气，他也要去住沩山。为了使华林心服，百丈叫他与灵祐当众各呈心见以分高下。百丈云：“若能对众下得一语出格，当与住持。”即指净瓶问云：“不得唤作净瓶，汝唤作甚么？”华林云：“不可唤作木木突（音t　‘u，　有二义，指直门闩，或指块柴）也。”百丈乃问师（沩山），师踢倒净瓶便出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输却山子也。”师遂往焉。（见《沩山语录》）

　　沩山的踢倒净瓶，足以体现他作为一代禅门上根利器的颖悟，也表现了他顿超三界的气魄。初读此则公案，学人或许以为沩山将在日后的行业中如黄檗、临济、德山一般作风凌厉剀切。其实不然，沩山在当时若不打破净瓶的名相，何以显示其解脱的了义，那纯然是出乎一种无语中的有语。而在沩山日后的施教行业之中，却极少有过激的言教出现，他除了在勘问学人“如何是沩山一顶笠”时曾施行过一次脚踏的接机以外，便再无任何激烈的施教了。相反，在沩山的禅教之中，倒是不乏平和霭如的风度。例如：

　　师（仰山）夏末闻讯沩山次，沩山云：“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云：“某甲在下面租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沩山云：“子今夏不虚过。”师却问：“未审和尚一夏之中作何务？”沩山云：“日中一食，夜后一寝。”师云：“和尚今夏亦不虚过。”（见《仰山语录》）

　　在师徒间貌似寻常家话的言谈中，却尽寓机锋：寻常的作务坐禅、穿衣吃饭，全是禅机的显现。这就如同庞居士所述之偈：“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见《五灯会元》卷三）。

　　正因为灵祐禅师非独自家彻了心疑，而且又能随缘方便开示学人，所以他的道场不但能接引修学自马祖一系所传的学人，即便是自家洪州派禅系的学人也能方便垂接，他而且还能接引修学石头一系所传禅法的学人。查《沩山语录》，则不难看出：道吾、云岩、石霜、夹山、九峰、疏山、德山等禅德，均是石头法脉的传人，但他们都曾在沩山游历参学过。而沩山在接引来自各个宗门禅师时，有的禅师要勘察禅之本体（如石霜等），有的禅师要体悟禅的大机大用（如隐峰等），有的禅师要求体用圆融（如云岩等），有的禅师则于寻常事中见道（如夹山等），有的禅师却在大起大落中顿除执缚（如德山等）……凡此各种根基的禅师，沩山均能接引，是以其门庭盛极一时。要接引如此之多根机不同的禅师，若非沩山这类彻见心源而又于禅教圆融无碍的大德，恐怕是断乎不可能做到的。有的学者认为沩仰宗思想“比较杂乱”，其实，沩山的这种“杂乱”，实质上是他在把自己于百丈处所证得的大机，圆融无碍地运用到其禅教的实践之中。从某种角度上讲，沩山在当时之所以能成为天下十方共修的丛林式大学堂，全在于沩山禅师非独深得百丈之大机，而且又不囿于门户之见，所以他能成为十方拥戴的大德。站在这一点上讲，沩山是具足了弘法十方的才德的。

　　其次，沩山当时之所以能成为拥有千五六百人常住的大道场，乃在于沩山禅师能将自己的施教贯彻于日常农事杂务之中，使农禅二者圆满地结合起来。

　　若提起“农禅”二字，人们一定会想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禅师来。诚然，农禅之举经百丈倡导后大兴于丛林，但沩山在承嗣百丈的这一宗风时，无疑是对这一宗风有所发展的。试想，一个偌大的道场，如许多的僧众，其衣食之费并非等闲小事，要经营好这样一个大道场，若不将禅教寓于农作之中，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在百丈的语录中，虽有“闻鼓声，吃饭去”（参见《景德录》及《古尊宿语录》等文献）的农禅记载，然我们只要一通检沩山的语录、行状等文献，则将会发现其寓禅教农作之公案比比皆然。诸如石霜因筛米而悟道，仰山的蹋衣、刈禾与合酱，石霜会下的二禅客之搬柴，香严的作饼，沩山本人也亲自参加摘茶与泥壁等体力劳动。在师徒共同劳动的场合中实施禅教，既解决了禅门彻了心疑的人生大事，又为禅僧提供了自身的衣食之需。这种自给自足的农禅经济，使沩山这一规模空前的大道场得以稳定地发展。

　　此外，沩山的丛林清规也甚为完备，基本上形成了一整套有体系的丛林管理制度。虽然在百丈时，便为丛林立下了清规，但其原始文本今已不复可见了，仅从《景德传灯录》里可以窥其大约。百丈立下了方丈、长老、法堂之制，订有“设长连床，施椸架（衣架，椸音yi，－－编者注），挂搭道具”等规矩，“行普请法，上下均力”，并“置十务之寮舍，每用首领一人，管多人营事”。凡此种种，只能初见其丛林管理模式，到元代德辉禅师的八卷本《敕修百丈清规》，各种司职才十分明了。今查《沩山语录》，则可略见其丛林各种序职之一斑。诸如石霜曾在沩山做过米头，夹山在沩山做过典座，其语录中已有库头、火头、院主等序职之记载。事实上，要管理好这么大的一个丛林，若果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是断不可能运作得井然有序的。也就因为沩山的丛林管理制度完善，故沩山既能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道场，又能使禅门的各种作务及禅众的日常生活都能有条不紊。

　　法以人弘，灵祐禅师毕竟是中唐时期的一代禅门大德，他具备了弘传南禅正法的才德。另一方面，灵祐祖师严格地实行农禅并重的措施与完善丛林管理制度，也是使沩山道场稳定地发展的可靠保障。以上数者，可以视为沩山道场兴盛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