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要興盛、要在社會上為人所敬重，要順利開展弘法教化，就必須培植大批優秀的弘法與學術人材。台灣自光復後，佛教教育事業即開始蓬勃發展，佛學院林立，先後有八、九十所之多，但是整體觀之，卻沒有培養出多少傑出的僧尼，這是頗值得探討與反省的。

台灣佛教早期是由大陸的福建省所傳入，雖然之後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當中受到日本佛教的影響，有僧侶留學日本者，有以在家身份住持寺院、行日化法會儀式者，但大致仍保存了中國佛教的傳統，例如台南開元寺、基隆靈泉寺、中壢圓光寺等系脈之僧侶，都還傳授中國佛教的戒法，保持中國佛教的模式；此外也有若干僧侶，如斌宗、慧嶽師徒遊學大陸的叢林。

光復以後的台灣，許多大陸僧侶來台，其中，最先大力提倡辦僧教育的是慈航法師，他曾喊出「要在台灣辦一百所佛學院」的口號，因此他每到一寺，就安上一個佛學院名，雖然其在世之年壯志未能達成，但的確為台灣佛教打開了辦學的風氣。中壢圓光寺於一九四八年開辦了台灣第一所佛學教育機構

一、道場主事者「當寺眾如寺產」的心態

為造就人材而辦學，是所有佛學院的辦學目的，可是「為誰」而辦？這就有問題了。在台灣佛教，沒有理想的十方叢林，大都是師徒相承如家庭般的「子孫廟」，為了「自己的道場」著想，一方面為增加人眾、吸納人材，以辦學之名引來青年僧俗，畢業時部分學僧便會成為此寺院的子孫；另一方面，辦學院也可避免寺內青年的外流，免得子弟去別處求學後就「見異思遷」，成為別人的徒弟、其他道場的人手；當然，自己的子弟也是要栽培教育的。於是，凡有一點力量的寺院無不設法辦學，結果，所有的佛學院無不是某一佛教道場或寺院的私設機構。

本來，僧伽藍屬於四方僧物，非一寺之私產；佛學院應該是佛教的「公器」，為法為教栽培僧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由於各寺院為了道場的維持與未來發展，多不願意把徒弟往外送，卻都希望別人把徒弟送到我這裡來，也明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然結果就是：學生的來源成為問題。再者，一般信徒願意出功德建寺塑像、誦經拜懺，卻不願出錢供僧辦教育，必得自行另尋財源來維持學院開銷。如此學生、經費來源不易籌措，因此絕大多數佛學院規模都很小，水準不高，參差不齊，時停時辦。有些一年一屆，有些是上一屆畢業才收下一屆，有些則「景氣好」才開班授課、毫無章法。

另外，佛學院還肩負有「度人出家」（特別是年輕人）的使命，因此大都是僧俗兼收、免費供應食宿，為吸引學生、讓學生安心求學，還比照一般大學設置獎學津貼。最多的每月獎勵每名研究生六千元台幣，其次是五千元津貼。這對學生來說，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是一般而言，津貼數目之多寡在各寺院之間頗有差異，而且對待常住眾與參學眾之間也有所差別。

由於辦學的道場或寺院，辦學的基本動機，常是為自己的道場做打算，栽培屬於自己的、或可能會成為自己的徒孫，這就注定了它無法大規模發展的命運。因為佛學院基本上成為某一道場的「私塾」，單憑一間寺院的能力，很難辦好一所教育機構，無論就財力、物力、人力、技術、師資上，都是非常困難。這便是當前台灣佛學院教育的基本難局。

二、缺乏明確、崇高的辦學理念

由於台灣佛教各道場擁有高度自主性，誰也不管誰、誰也不受誰來管，各自經營一方信徒、發展各自的事業，所以儘管有數十所佛學院開張，但是都自行其事，並沒有統一的教育計畫、統一的教材課本，學制不確定、課程漫無系統，端看籌辦者個人的想法來設立課程，許多籌辦者對本身的發展方向也沒有明確的概念。有些佛學院開來開去就是那些課，甚至是能請到什麼老師就開什麼課，老師中途離去，這門課就立即廢除，缺乏連貫性，無視或根本無法滿足學生的求學需要與吸收能力。

當然，這是因為佛學專業師資有限、能教授的課程有限，但是佛教典籍浩瀚、思想宗派分歧，更相對造成教授完整佛法的困難度。於是即使佛學院的課程計畫完善，但往往「事與願違」

三、大環境無法配合，無法學以致用

有些學生讀了一所又一所佛學院，寧可在佛學院之間「流浪」，原因之一也是「不願意」回去常住。因為台灣佛教道場多經懺法會、少弘法講座，許多學生讀了幾年書，回常住後，也不得不投入道場忙碌的日常事務當中，使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日久下來，「菁英也成了庸常」。有些讀過佛學院的學生，很難適應常住師長傳統的教育方式，而造成師徒之間關係的緊張，其中不少就此離開道場、獨住精舍。結果，師長當初一片栽培的美意，落得徒弟不願回來，或回來後與人眾不和諧的「下場」，這真是情何以堪！許多師長因此對佛學院「視若蛇蠍」，再不許徒弟去讀佛學院，這也是造成佛學院收不到學生的一大因素。

而且，至目前為止，教育部都還不承認任何佛學院的畢業文憑，這固然是佛學院無法交出令人滿意的學術成績單，無法栽培出優秀的學術人材的重要原因，但是台灣的功利主義社會，不重視宗教精神層面的教育與栽培，更是主要的原因。雖然社會上對佛學有興趣的青年頗多，但想讀佛學院的則屈指可數，主要的原因還是文憑不被承認、就業沒有出路，現實的考量使年輕人裹足不前，即使不少佛學院提供獎學津貼甚至高於國立大學的研究生，但是來報考的人數還是甚為有限，平均素質也都不高。

近年以來，知識份子信佛的比率已大幅度提升，各大專院校皆有佛學社團，社會上也有不少知識份子以在家身份創辦佛學講座、或興辦道場、或辦理佛教文化教育事業，僧侶之中獲得國內外博碩士學位的為數不少，例如香光尼僧團就以擁有教內「最高平均學歷」著稱。目前，一座寺院當中好幾位大學學歷的出家人是很常見的事，不像二十年前，大學生出家是「希有難得」、轟動社會的事情。不過，這其實是台灣整體教育普及化的一種反映罷了。雖然出家僧侶當中不乏博碩士學歷，但這些人往往學非所用，對於佛教的發展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力？仍有待觀察。

四、缺乏因應現代社會思潮的能力

現代化的社會複雜而多變，習慣了山門中暮鼓晨鐘的寧靜單調，在環境的隔離之下，出家僧侶普遍變得閉塞、保守、偏狹、遲滯，無法因應現代思潮，要有突破性的變革，當然是極其困難的。師長、院長長年肩負起瑣碎的寺院庶務，難有恢弘的視野與寬闊的心量，與下一代之間產生代溝，也實在是無奈而可同情的。不過，現在也有不少佛學院院長是留日、留美歸國的，在辦學上，也就傾向於歐美的文獻學研究方式，著重於直接研讀原典與梵巴藏文的學習，例如中華佛學研究所、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即是。

但是，不論是固守中國傳統專研一經一論的研究方式，還是現代歐美的文獻學研究方式，終究還是佛教或佛教學「內部」的事，與現代社會學術思潮缺少交流，與外在社會環境沒有多大關係，使得佛法學術研究缺乏「契理又契機」的時代意義，面對時代的變化，顯得「捉襟見肘」，這是佛學院教育的最大隱憂。畢竟，要契理又契機，就必須瞭解時代；要瞭解時代，就必須走出山門、與外界對話；就算不走出去，社會思潮也終將會衝擊「生苔的」佛門。但是不論是被迫、還是主動反應，不但必須具備透達的佛法，還要有不被境轉、不被人惑的清明，要有大無畏的勇氣，以及洞悉世情的敏銳與慈悲，這對於普遍變得閉塞、保守、偏狹、遲滯的佛門僧侶，的確是不太容易的挑戰。

以上種種之分析，說明了台灣佛學院教育的困境與癥結之所在，企圖突破困境的教界大老，有的乃一一建設佛教大學，如一九九○年華梵工學院正式成立，是佛教界所辦的第一所大學，乃至現在已成立三年的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現代化的研究學府，以建立「玄奘學」為未來的學術方向與特色，但是由於多數學生的佛學、宗教學基礎不足，目前尚未有顯著之研究成果發表，但也頗令教界期待與注目。

又如新竹福嚴佛學院，最近禮聘留日有成的厚觀法師新任院長，年輕有為、頗有企圖心，引進當前日本佛學界的研究方向與成果，對提升福嚴佛學院達到國際的研究水準，應有所裨益。

另外，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所創辦的「佛教弘誓學院」，是教界之「另類佛學院」。其學制在教內可說是獨一無二，其特色及理念如下：

1. 不採「住校制」、而採「通勤制」，每月集中上課四至五天，俾便學僧兼顧常住或弘法事業，也讓護持院務之雙林寺住眾不至於太過繁忙而荒忽道業。。
2. 學生於上課期間，亦必須參與早晚課，以培養宗教情操，並避免與道場生活脫節。
3. 若學生想長期住校，則必須加入雙林寺學團，享受住校權利、學習僧團規矩，並得盡團體一份子之義務，在「享權利，盡義務」當中，體會常住師長住眾的辛勞。
4. 指導法師昭慧法師與院長性廣法師都不收徒弟，以避免引起師長擔憂徒弟「被搶」之疑懼。
5. 為培養學生自動自發之學習習慣，採開放式教學、不限畢業年限，只要修滿學分、交出夠份量的論文即可畢業。
6. 不偏重義學、而戒定慧三學兼重，故爾重視戒律之實踐於日常，並每年舉辦禪修營。
7. 不專崇文獻學式之研究，不專務原典語文能力之訓練，不為一宗一脈之徒裔，漢藏南傳皆在教學之列。
8. 以「提倡智慧增上、入世關懷，激發積極勇健之菩薩精神，推展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為宗旨，故爾有佈教實習、教化社會之推廣部，佛教文化事業之法界出版社，以及從事動物保護運動之社運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