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以唐末五代为分界，中国佛教历史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一千余年，是从佛教传入到兴盛的时期；后期一千余年，是在前期已经基本定型的基础上发展和衰落的时期。在前期，特别在二秦、隋唐时代，长安是这一时期的译传中心。长安佛教之最大贡献就是各个宗派的建立，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国佛教在这一千多年中，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力，若以长安佛教为例，则表现在学术性的特点上。发达的佛学研究与教育的兴盛对长安佛教发挥了指导性作用，而由于长安佛教的地位与影响，进而指导与促进了全国佛教乃至北传系统佛教的兴盛。

　　那么长安佛教兴盛的原因何在？ 

　　　　一

 　 首先，长安佛学与长安文化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那么”水”如何？源头何在？亦即长安佛学寄托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

    第一，长安地区有利的文化传统与氛围。在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中先民的生产方式、文化风格，与其它地区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聚、升华的齐鲁、巴蜀、荆楚等不同，这里的文化主体性不鲜明，没有所谓的主流文化，在中原文化圈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数千年以来，长安地区处于多元文化结构的状态，各民族文化杂处，诸种成份并存，培养形成了宽容与活跃的文化性格。

    第二，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长安地区是十三个王朝的京城所在地，周秦汉唐，人文荟萃，东西交通发达，有比较集中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以及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印度佛教思想有利于与中国最深层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印度和中国都崇尚和平精神，佛教的大乘思想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理想一致。因而尽管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却得到了大多数王朝的认同与支持。

    第三，隋唐时代的国家统一和对佛教的支持。隋代国家统一，给南北分张的中国佛教思想之交流带来了恰逢其时的机遇。特别是隋代，隋文帝代周自立不合儒家传统，更由于承北周苛政之后人心思安，以及隋文帝个人信仰的原因，支持佛教有历史的必然性。唐代初期虽有道先释后的国策，但仍在”竹分丛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1]?的政治理念指导下实施。例如经典翻译，隋唐两代登给予极高的重视，都作为国家文化事业对待。延及社会风尚，佛教的信仰与佛学的研究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知识界的尊崇，义学僧被誉为”清流”[2]?。总的来看，隋唐两代对宗教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

    诚然，长安佛教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遭受挫折的个案很多，”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三武”源于长安便是证明。但这也说明了长安佛教的活力所在，巨大的挫折并未使其消沉。每次法难维持的时间都比较短，之后佛学便有新的飞跃，佛教之品位也有质的上升。这种活力与生命力是内在的。从佛学的发展来看，”三武一宗法难”都处于佛学的低潮期。在这些时期，僧尼的数量异常庞大，每次法难都沙汰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出家众。佛学发展的高潮期，人数并没有这么多。尽管有各种原因，学术素养欠缺导致僧伽素质不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长安佛教的学术性及其特点。简而言之，大略可以归纳出下面几条。

    第一，长安佛教的学术性特点首先反映在领袖身上。综观长安佛教历史，西来传法译经僧不必说，中土领风气之先之僧人莫不为义学大德，从法护、道安到鸠摩罗什，从隋代”六大德”诸”众主”到唐代诸宗师，无不一学术造诣精深，集研究于教育于一身，虚怀若谷，甘为人梯，著作累累，门下桃李成蹊，有极高的成就。这些领袖秉继承与融会之精神，信仰坚定，学术专一，立身严正，御下有方，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尊敬，以楷模视之。

    第二，研究与教育，互为表里，围绕义学大德形成若干学术研究性僧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领袖的带领下，发扬了集体的智能。如道安僧团，鸠摩罗什僧团，信行僧团，玄奘僧团，不空僧团等等，各有导师率领，各自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所谓六家七宗及三论、唯识、律、华严、净土、密，甚至三阶教，皆发轫于学术研究，然后广布于师资传授。这些派别的性质，本质上都属于学术领域。”宗派”二字，虽有中国特点，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世俗派别，主要指学术领域之分野。

    第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务真求实，学术性及普及性相结合。包含两个方面，在理论上的求实何实践上有的放矢，应机而施教，普度众生，在学习印度上，目的明确，法显、义净赴印，为了求律，玄奘西行，意在瑜伽。长安译传印度佛学，尽可能忠实于原义。但毕竟中土与天竺不同，自然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如道宣创立南山一派，作”南山五大部”之外，认为：”前代诸师所流遗记，止论文疏废立问答要钞，至于显行世事方轨来蒙者，百无一本”?[3]因而又编写《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章服仪》、《归敬仪》、《护法仪》、《正行忏悔仪》、《量处轻重仪》等知识性读本，对下层僧众广泛教化。又敢于开天下风气之先，作《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筑戒坛，实践新法。

    第四，批判与创新精神。这一点最能反映长安佛教的学术性特点。长安佛教历来学术气氛浓，表现在讲论与著述上。长安寺院，都有讲论的风气与制度，有教授式，有辩论式，有群体讨论式，形式多样，互相批判，互相学习。罗什译经，从罗什到大众，逐次讲论，曾与佛陀跋驮罗门下辩论不已，甚至分道扬镳。又如隋代日严寺集中了众多江南义学僧，”并海内杞梓递互相师，每日讲乘五轮方驾”[4]。即如玄奘，门下也敢批评不宜”以凡语增加圣言量”[5]，玄奘虚心接受。《大藏经》中真正的佛所说只占少部份，大部份可看作学术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在对前人学术思想批判的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创新。如《四分律》相部、南山、东塔各派，各述己见，互相批评，由讲论而至著述，非常尖锐。发展就是在不断地批评与创新中。

    三

    今天两岸佛教，同根同源。近五十年来的发展略有不同，然殊途而同归，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故此，对两岸之佛学研究与教育作一体化之考量，亦无不妥。

   和古代长安佛教相比较，今天的佛教与佛学寄托的基础全然不同。

    古今相比，客观世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近代，世情多乱，国是日非，加上西学的冲击，佛教与佛学都呈风雨飘摇之势。如近代震华法师所感慨：”此值东西文化沟通之际，凡百事业，莫不步入竞争阶段，新兴团体，日有所起，狂风骇浪声声震憾山门，使门内人大有稳坐不得之慨。”[6]如政教关系方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与古代相比已经下降了许多，政教分离被确定为原则。资本经济已成发展潮流，且已定型，使寺院经济来源发生重大变化。文化态势方面，西学来势凶猛，求法取经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承担终极追求使命的宗教理解，遭受多元化观念的冲击。佛教之信仰形式，各国各民族表现不一。等等。

    与长安佛教文化的时代相比，虽相差千年，但仍有可比之处，仍有相同之处。

    主要的相同之处首先在于佛教信仰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没有改变。作为代表东方文化精粹的佛教，经两千五百年积累，与其它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共同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及物质财富。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只有进一步发展不可能被替代。

    从具体方面来与长安佛教的时代相比较，略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其一，学习的需求相同。

    其二，多元化的氛围相同。

    其三，创新的现实必要性相同。

    两岸佛学研究与教育性质相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也完全一样。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佛学研究与教育的现状存在一些差别，即基础不同，发展的水准不同，各有优长之处。除了地区性文化背景的差异外，主要原因在于1949年之后的数十年隔阂。

    台湾佛教的独具特色虽只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发展极快，吸收了斋教的特点，亲近了下层民众；摄取了日本佛教的长处，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借鉴了西学的方法，提高和拓宽了知识层面。至于佛学研究与教育，已呈百花齐放的状态，以与世界佛学相沟通。

    大陆佛教自从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经历了三十年的低潮。1980年之后，也以较快的速度恢复。佛学研究也是如此，至1980年才在西安召开了首届全大陆性的佛教专题学术会议。目前大陆的佛学研究有教内、社会科学院、高等学校和民间等四方面的力量，有效整合不够。客观的评价，这二十年的佛学研究带有恢复性，表现在培养人才，抢救资料，建立联系，设置机构等基础工作上。目前仍囿于文、史、哲等旧学科的设置，理念落后，方法有待提高。大陆地区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相对于极丰厚的佛教人文资源，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亟待去做。

       四

    以上对古代长安佛教之文化基础与佛学特点作了简单的回顾，又对两岸的佛教与佛学研究现状作了粗略的分析。两岸佛学研究与教育，同根同源，同呼吸，同命运。针对今后的发展，似应有以下启示。

    首先，融会贯通东西之学，纳东西之学于佛学之内。佛学本来就是智能之学，具足海纳百川之雅量。在这方面，法鼓山在圣严法师的带领下，优长于佛学研究与教育，在台湾独树一帜，很有古德之气象，自应肩之重任，发扬光大。

    其次，应机施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回避当今社会提出之任何问题。释迦教化众生，不分贵贱，游行于世俗之间。长安高僧，应机施教，研究与教育并行，学术与普及不悖。

    再次，勇于创新，革除流弊，与时具进。佛教的流传本身就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递进关系，其中自然包含着三方面的因素：沿用、变通与革除，否则，无法创新，无法进步，也就无法流传。那么，无容讳言，佛学研究自应回答沿用什么、变通什么和革除什么的责任。如太虚法师所云：”顾震旦之佛法，又隋、唐为全盛，六朝以往，发端而微；五代以降，残废而偏。欲复震旦佛法大全而扩充之，则又当取隋、唐诸宗师学为依止也。”?[7]太虚法师倡导”当取隋、唐诸宗师学为依止”之意，也在于隋、唐诸宗师的创新精神。如戒律制度，古代的中土与天竺在精神上虽无二致，但在实际的施行中已有了不少变化。

    最后，两岸互补，扩大交流的深度、广度。今古相同，两岸所面临的是共同的问题，解决问题自然须两岸携手，优势互补。两岸交通仅有十余年，还未脱离互相了解的阶段，距实质性的学术交流尚有距离。例如台湾对西学的了解、先进的方法与手段、研究成果水准与积累、研究与教育机制等，都值得大陆借鉴；大陆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考察、丰富的研究资源、新发现的资料、不同地域与阶层的研究成果等，也值得台湾参考。

    总之，探讨两岸佛学与教育问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很有现实意义的紧迫性。以上只是站在学习古代长安佛教经验的角度上谈一些简单的个人体会，拋砖引玉而已。

[1] 唐太宗《小池赋》，见《全唐文》卷4。

[2] 《宋高僧传》卷４《慧沼传》记载：“中书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经院，叹曰：‘清流尽在此矣，岂应见隔。’因奏请乞同润色新经。”（载《大正藏》第50册第728页）。

[3]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序》，《大正藏》第40册1页。

[4] 《续高僧传》卷14《慧頵传》，《大正藏》第50册534页。

[5] 《宋高僧传》卷4《法宝传》载：”释法宝，亦三藏奘师学法之神足也，性灵敏利最所先焉，奘初译《婆沙论》毕，宝有疑情，以非想见或请益之。奘别以十六字入乎《论》中，以遮难辞。宝白奘曰：此二句四句为梵本有无？奘曰：吾以义意酌情作耳。宝曰：师岂宜以凡语增加圣言量乎？奘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 载《大正藏》第50册第727页）。

[6] 震华法师《历代僧制泛论》，载《碧岩文选》，新加坡南洋佛学书局1977年3月版第4-5页。

[7] 太虚法师《整理僧伽制度论》，载《圆光丛书》之三十八，圆光寺印经会1988年8月印行本，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