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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在《三国遗事》（卷五）中记载有不少的新罗密教僧的名字，如:密本、惠通、老居士、恩惠、明朗等。

    其中密本、惠通、明朗三人都是曾经到唐求学并跟随善无畏三藏学习印度胎藏界密法，而后归国的。

    因为他们使用神秘的密教法术的原因，所以称他们为密教僧人。而且惠通和明朗二人在“密本摧邪”和“汝见我通乃奉爐咒香”条中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也说明他们是密教僧无疑。因为显示神通，以神秘的咒法解决现世所求的原因。但《三国遗事》的作者，生活在高丽后期的释一然把密本、惠通、明朗三人与善无畏三藏一起记述的原因，在纪年上造成一些混乱。

    到了近代，韩国的李能和与日本的忽滑谷快天通过其学术研究，对于最初把密教传入新罗的僧人问题有所保留，他们所掌握的新罗僧人的原始史料是什么不得而知。他们二人提及因为在先学所编撰的《朝鲜佛教通史》和《朝鲜禅教史》中只是简单记叙的原因，查找原始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

    笔者为了再次理清这一部分，准备把收录于《三国遗事》卷五中的内容作一番探讨，思路如下：

    第一，明朗跟随善无畏三藏学习，得到其密法的真髓，除了为众生消除恶业、驱除病魔、维护家庭的安定等共通以外，明朗还在密教弘扬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贡献。

    第二，实际上新罗的密教从明朗时代开始，得到了大幅的弘扬。不仅如此，在明朗以后，其后裔的努力让人明显的看到了密教的隆盛发展。高丽初期的广学、大德、大缘、三重等纷纷依托于神印宗，明朗则依循传统的密教方式修行，神印宗成为多个宗派的宗祖。

如上所述，明朗与其它初期密教僧的不同在于他不仅从善无畏三藏那里得到密法的真髓，还因其对密法的弘扬让人刮目相看，他分别在天磨山修建了总持庵、母岳修建了咒锡院等主要道场，灌顶则只在道场举行。

众所周知，密宗以理、事的灌行为依托，修习三密瑜伽与其相应而得到悉地成就。

本文所关注的是《三国遗事》的作者释一然是如何认识密教传播的这一方面。

二、《三国遗事》中与密敎关联的内容分析

《三国遗事》中的眞言呪语

出现在《三国遗事》的真言咒语中从属的用语、术语为数不少，整理如下：“神呪”、“神术”、“神仙之术”、“总持”、“咒香”、“咒之立活”、“神印”、“神印宗祖”、“印法禳之”、“龍宫”、“逐毒龙”、“龍主”、“断甁项(法)”、“砂甁”。这些用语都是在灌顶法的广范围内出现的形态，缩小到密教根本精神的范围来看，无外于“息灾”、“增益”、降伏“、“欢喜”。

①总持是陀罗尼的译语，也翻为咒语。是指一种不失众善法、蕴含多重义、无所能障碍的功用。如果说“文豆楼作法”是始于明朗的话，那么真言持诵的总持法则是由惠通而来。

② 断瓶是断瓶法的简称，与其类似的有“实瓶”（《密敎发达志》第751页）、“泄瓶”（《密敎纲要》第2页)。前者是忠于嗣法的用语，后者是相承的意思。

③ 神印宗是以明朗阿阇梨为宗祖。文豆楼是梵语Mūdra的音译，意为密教的契印。在唐代曾有以“文豆楼道场法”击退过蕃兵的例子。

④ 逐毒是驱鬼役神的一种消毒的意思。

⑤ 龙主的龙是降龙祈雨、请雨法的主体，主要经典是《龙王经》。

⑥ 神咒的运用虽然范围很广，主要以息灾求祥和安家治病为主。

    以上密教用语大都是从明朗阿阇梨而得，因为在《三国遗事》的编撰中，选择他作为初期杂密的中心人物的原因。这些咒语是修习的一种方便法，可称为是密教的特色。

    从《明朗和神印》中也可以得知，这是否是他作为神印宗的宗祖的原因不得而知，从被引用的《金光寺本纪》中可知明朗的字是国育，是新罗沙干才良的儿子，其母南涧夫人是著名的慈藏法师的姐姐。其它有关明朗的具体情况则无从而知，至少在去唐求法一事上应该是比慈藏要早。

   《三国遗事》卷五记慈藏入唐在新罗善德王五年(636)，明朗入唐是在善德王元年(632)，归国在贞观九年(635)。如果以这个记录来看，明朗与善无畏三藏无缘相见。因为善无畏三藏是在唐玄宗开元四年(716)才到达长安[1]，这样的纪年错误在《三国遗事》的惠通条中也可找到。

    明朗去了龙宫，并得到了神的图章‘神印’，继而创建了神游林(天王寺)，修法击退邻国的侵犯，并由他使得密教的教化得到了广泛的弘扬。

    那么以明朗阿阇梨为首的，在中日文献中出现的新罗初期的密教僧侣们，从古籍中可以找到如下几位：《三国遗事》中的密本、惠通、明朗；中国文献中出现的玄超、慧日；日本文献中的义林等。

(1)《三国遗事》中的明朗说

前面提及的，近代的佛教史学家韩国的李能和与日本的忽滑谷快天都认为明朗是新罗最初的密教僧侣。同意此观点的还有以后的学者郑泰爀与徐闰吉，前者是从传统的观点来说明，后者是以依据护国仪规的神人秘法的实行为凭据。[2]中国的何劲松在其《韩国佛教史》(宗敎文化出版社, 1997年版，第234页)中也提到说明朗是在初期弘扬杂密的僧人。

(2)《元享释书》的义林说

    (相当于两宋)在《元亨释书》(卷10，第16页)中记国师义林大阿阇梨103岁时,新罗国承传大法轮,并付法给弟子镇国道场的大德阿阇梨顺晓，顺晓又传法给日本弟子最澄。如此在中日之间必定是有一位新罗的僧人作为文化传承的中介。据传最澄是一位从百济渡来的僧人。[3]

    镇国道场在山东泰山西北侧的灵岩寺，最澄是日本天台宗的始祖，也被称为传教大师。他从国清寺道邃那里得到天台教义，还在越州龙兴寺得到密教的传授。越州是现在绍兴，龙兴寺的旧址在现在城内东门外的车水桥巷的运河旁边。[4]原址上已是民房森立，在清朝时还存有本殿一座，日本现在还称其为台密的故乡。

   在最澄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东方书院, 1930版，第34页)中记有“大唐沙门义林大师”，即把义林作为唐代僧人。但是在权田雷齐着《密教纲要》(丙午出版社,1916年版，第3页)中引用“顺晓和上付法记”，把义林作为新罗僧的重要角色做了一番说明，更为重要的是，他师从善无畏三藏得到了大悲胎藏曼陀罗的真传，传承是由善无畏三藏传给弟子一行→顺晓，可惜一行英年早逝，日本的《元亨释书》卷一中认为此是正法脉。其实与一行同在善无畏三藏门下修学的新罗僧玄超的角色更为重要，经由佐伯有淸的整理可以看到的法脉传承是由善无畏 → 义林 → 顺晓 → 最澄 → 广智的印心传法。[5]

(3)《大唐靑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狀》中的惠日说

     建中二年(781)，新罗国僧人惠日自本国携信物往青龙寺奉惠果和上，求胎藏界、金刚界及苏悉地法。同年新罗国僧悟真得到胎藏毗卢遮那及诸尊持念教法的传授，在前往中天竺的途中死在吐蕃国。

    日本密教的初祖空海与新罗惠日同在青龙寺惠果门下学习，惠果以前曾与新罗僧内道场玄超同在不空三藏门下共同学习。[6]惠果同时得到胎藏界和金刚界的传授，所谓“两部一双”，[7]海云编的《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中也有同样的记录。[8]对此持不同看法的是大村西崖和权田雷齐。[9]

    笔者认为要完整的掌握中国密教法脉传承的的话，需要向上追溯到惠果的老师新罗国僧玄超以及善无畏三藏。正是玄超从善无畏三藏处得到大悲胎藏曼陀罗的真传，继而又传授给惠果，肩负着如泰山般艰巨重要的使命，因为他的前后都是杰出的密教继承者的原因，才凸显出他在法脉传承中体现的桥梁作用。

三、善无畏三藏的入唐与《三国遗事》纪年的谬误

《三国遗事》中关于陕西户县境内的“新罗王子台”记叙如下：“于终南云际寺东悬崿之上,架室居焉。” 因为记录的非常详细的原因，令去现场实地考察归来的笔者也是赞叹不已。[10]这以后的原史料即使在《续高僧传》卷二十四中做了说明，也不能对原始资料有所改动，因为在选用资料之初的客观性态度很重要。再者对于地理知识的严重不足也不免产生纰缪，韩国以外的地名、山名不是那么容易掌握。除此之外，历史学者对于年代的记述更是应该区别对待。在资料的选择上，《三国遗事》的作者直接引用《续高僧传》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却引来后来者对于年代谬误的指责。

那么后来者所依据的原史料是何？谬误是如何引起的？这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四、结语

    《三国遗事》卷五中，记明朗入唐在“善德王元年”，归国在“贞观九年乙未”，把两国年号混用在一起，有关惠通的记录也是如此。惠通与郑恭在高宗麟德二年(665)返回了新罗，驱逐恶龙。明朗和惠通二人都是师从善无畏三藏得到真传，但是因为年代差距的原因，产生了谬误，众所周知，善无畏三藏入唐是在唐玄宗开元四年(716)。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释一然忽视了年代差距，这要先从周边的问题开始需找。

  《宋高僧传》卷十四中引用了著者赞宁的《僧传》中的一段话，他对善无畏三藏入唐的时间表示了疑惑，“又无畏非开元中者，贞观显庆已来莫别有无畏否。”

   《三国遗事》卷五中可见的密本、惠通、明朗等人虽然都是直接跟随善无畏三藏学习秘法，但是在中国、日本的文献中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以青龙寺东塔院惠果和尚为起点，其传承可以追溯到保寿寺新罗僧玄超，这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在本文前面所列举的《密教发达志》、《密教纲要》中却有所省略，至多也就提及空海和惠日是同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