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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2年，笔者从80几本密宗相关图书整理其精要，加上1989年辅仁大学的社会学学士论文《台湾地区四十年来(1945- 1988)密宗的变迁》一文，出版《民国密宗年鉴》一书后。[1]1996年，意外收到日本冈山县正通寺稻谷裕宣的读者来函，除指正几点疑议之外，并希望将来能收录有关东北满洲国的密宗弘传相关记录，开始引起笔者对日本随军布教的注意。

过去虽有许多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与日本关系的论文，但多着重在探讨大勇(1893-1929)、持松(1894-1972)、显荫(1902-1925)等赴日学密之汉僧，以日本真言宗，特别是台湾地区真言密教为主轴的研究仍不多见。[2]2009年，笔者发表“太虚大师的显密交流初探─以日本密宗为例”一文，[3]认为引发近代中国密宗热潮起始点的日本真言宗随军布教，是了解近代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点。因此本文即是对日本随军布教的起源，特别是真言宗参与的过程，与在台湾布教状况和影响等特殊重要性做一探讨。

首先，中文文献中惯称的“随军布教”或日文“従军僧の派遣、従军布教”，并不是日本人首创的。早在公元742年，德国里根斯堡(德国东南部古城)宗教会议首次正式规定，在军队中设立“随军神父”(chaplain of army)一职，但禁止他们携带武器或直接参战，这是“随军神父”一词的开始。[4]

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5月4日，[5]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安东尼奥‧贾勒纽(Antonio Carreno Vaides)率军在台湾东北三貂角(今台北县贡寮乡境内)登陆，之后进入鸡笼(今基隆)、社寮岛(今和平岛)，正式占领北台湾，建立了圣救主城。当时有随军而来的天主教西班牙道明会玫瑰会省，已卸会长职的马蒂内神父(Fr. Bartolome Martínez O.P.)，领了四位道明会的传教士：莫拉神父、莫肋神父、西六左卫门神父(日籍)、厄葵大神父及亚谢贝杜修士，一起登陆北台湾，在基隆和平岛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和诸圣会院，展开传教工作。[6]

1632年，当西班牙士兵前往淡水，道明会士跟随着他们，在淡水西南跨过小山的关渡，建立了一座玫瑰圣母堂。此后他们更进入台北盆地，在北投和淡水河的左边建立基督徒团体。台湾传播福音工作这时开始成为进入日本和中国的前哨站，许多到达台湾的传教士往后多被指派前往日本和中国。[7]

1647年，德国籍耶稣会士瞿纱微(Andreas Xavier Koffler, 1603-1652； 又名瞿纱微)，也是以随军司铎的名义，伴随着三百澳门葡萄牙军人，进入南明之中国内陆传教，成功地在永历朝廷中修教堂，于1648年给皇太后、皇后及皇太子等人施洗。[8]这些是海峡两岸最早与外国随军布教师的接触。

西班牙统治的16年间，共约有34位神父到台湾传教。但是与外来征服者一起进入台湾的传教士，给予台湾住民的印象也是外来征服者，对他们而言，实在无法把传教士和军队分开。[9]1642年8月24日，北台湾的西班牙人被荷兰人打败时，仍有五位传教士居留和平岛，他们被捕下狱并被移到台南安平古堡，11月下旬由安平港再转运雅加达。随西班牙势力来到台湾的天主教传教工作，也因其后盾的军事力量与商业贸易不再，传教工作遂在无保护下被迫中断。[10]这点和1945年后，日本佛教各派随日军战败迅速消退其对台湾佛教的影响力如出一辙。[11]

二、明治维新的废佛法难与真言宗的改革

日本自1867年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上奏奉还大政后，明治新政府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颁布“王政复古”的重大号令，[12]并破坏了德川幕府时代对佛教教团的保护政策而“废佛毁释”。明治1年(1868)3月，颁布“神佛分离令”，导致在萨摩，佐渡，松元，富山各藩，佛教寺院相继被废除，路边的观世音，地藏菩萨造像亦受到波及，连盂兰盆会等佛教传统节日都被禁止。明治4年(1871)1月，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寺院领地被没收为地方官宪管辖，德川时期赋予寺院的一切行政权力，皆被明治政府收回。[13]明治5年(1872)3月，解散神道意味浓厚的神祗省，改置教部省(后“(神佛合同)大教院”)，确定了教导职制度。将佛教各宗管长均任命为教导职，并要求未经管长许可不得私自传教，以达到对佛教徒与佛教思想传播途径的全面控制。[14]

后来因为醉心维新的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僧侣领袖─岛地黙雷(1838-1911)，他在明治5年(1872)1月，以岩仓大使团成员身份，与三名留学生到欧洲视察各国宗教事务，惊讶地发现当地宗教发达，与政教分离的作法，憬悟到宗教对国家存在的意义，归国后联合真宗四派，主张政教分离、信仰自由，批评“神佛合同大教院”制度的矛盾，反对神佛合并，发起脱离大教院运动。经过他三年的积极奔走，明治8年(1875)大教院终被废止。[15]但直到明治23年(1890)，日本政府才在法律上承认佛教各宗派有“布教传道的自由”，在此之前宗教政策极为混乱，而且要有警察许可才能布教。[16]

如上所述，明治初期的“神佛分离令”等措施，许多佛教寺院被迫改为神社，僧侣强制还俗，加上新政府对基督宗教采取开放解禁，使日本佛教蒙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打击与压力。当时佛教界的对策大体有二：一是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政府之间的联络，藉以取得政府的信任和重视。[17]二是努力谋求向海外发展，以图提高佛教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

后者的先驱中，浄土真宗东本愿寺派僧人─小栗栖香顶(1831-1905)，早在明治2年(1872)，日本设立教部省以来排佛声浪高涨，当时他就主张神佛二教之争将造成基督教鱼翁得利，所以向政府做诉愿，要求神佛两教代表同声呼吁共同对抗洋教，恢复了被迫改称“一向宗”的净土真宗名称。[18]

在对内多方改善与明治政府关系的同时，小栗栖香顶也试图通过对外联合历史上佛教曾经辉煌过的印度和中国，藉“三国同盟”的力量，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心，共抗西来之耶苏教。而这首先要启蒙中国佛教徒，以实现“日华佛教提携之宏愿”。于是小栗栖香顶于1873年7月率先来到中国，准备说服中国僧人，从此揭开了近代日本佛教徒来华活动的端绪。[19]

1875年6月以后，小栗栖香顶利用在东本愿寺担任出版部部长(编辑局监督)之便，出版了《真言宗大意》，当时东京护国寺(真言宗豊山派)管长高木大亮，听说香顶对真言宗非常了解，得知香顶心仪弘法大师著作，遂将私藏之古本赠送给他。但日本真言宗开始和中国与世界接触，却晚了小栗栖香顶21年，因为当时真言宗连布教的观念都还没有出现。

相对于出生明治时代混淆时期，将佛教回传中国的净土真宗世纪人物小栗栖香顶。日本真言宗广岛福禅寺的僧人─山本寂明(1808?-1892)，则堪称是改变了明治时期真言宗的代表人物。山本寂明早在19岁时(1827?) 的幕府时代，就开始升座说法，直到明治25年(1892)6月，时年84岁为止，60多年之间讲座达四万多场。但他对信徒大众积极布教的态度，在早期却被真言宗视为最下层次的传法，而轻蔑地称他为“谈义僧”，真言教团对山本寂明的评价是“对不特定大众布教并非密教布教之法”。[20]

徳川幕府瓦解后，明治2年(1869)，真言宗高野山月轮院的高冈増隆(1823- 1893)盟主，虽曾在东京召开“佛教各宗同盟会”反对明治政府废佛。但从明治3年到21年(1870-1888)，日本真言宗的代表道场高野山仍受到政府多次弹压，被迫合并寺院与收夺土地，但高野山管长对这些都毫无抵抗。因为当时政府对佛教的压迫，使许多动揺的僧人还俗，寺院被改为神社，住持都由政府派遣。日本真言宗系著名大寺院脫離佛教被改為神社的有鎌倉八幡宮、箱根神社、大山・阿夫利神社、四國金毘羅宮等。连高野山金刚峰寺也变成弘法神社，被改为神佛混合信仰形态。

面对这样的危局，真言宗不得不思考向大众布教的必要性以争取认同与支持。于是在明治8年(1875)10月，这位原被讥为“专以辩证说法”、“最下级”、“谈义僧”的山本寂明，被“高野山教议所”，招聘为讲师，成为传法大阿阇黎、大僧正，[21]被视为是布教的模范，并在高野山以一个月时间，每日早晚二回模范布教。明治十年，出版了真言宗第一本“安心书”─《密宗安心钞》。

明治11年(1878)，真言宗召开歴史上的“第一回布教会议”，统一了布教方法，决定了“大师和讃”、“在家勤行式”修行方式，把全日本分为四大教区，派人巡回布教。明治23年(1890)以前，要有警察许可才能布教，此后布教不必要得到许可，因此真言宗新的布教时代自此开始。明治24年(1891)从北海道到冲縄，确立了真言宗的布教制度。明治26年(1893)发布“真言宗自治布教条例”，真言宗布教制度从此展开。

在組織改革上，為共同對抗政府不利的宗教政策，明治8年(1875)，“真言宗大教院”以芝・真福寺（現在東京都港區愛宕・真言宗智山派東京宗務所所在地）為宗務所，負責全國日本宗務支所的工作。明治11年(1878)“新古分離各派別置管長制”，當年11月，在東京・靈雲寺召開“大成會議”，希望促成新義派、古義派[22]合同的近代真言宗。明治12年(1879)大成會議的體制，以東寺(教王護國寺)為新・古合同的總本山，管長則由古義派(金剛峯寺、教王護國寺)與新義派(智積院、長谷寺)4座代表寺院互選，擔任東寺住持，成為“長者”或“真言宗管長”。这个制度直到明治29年(1896)，醍醐派[23]分离独立，明治32年(1899)“新古各山分立别置管长制”，约持续20年。[24]

三、日本真言宗的海外随军布教

日本真言宗在亚洲的海外布教，几乎是和随军布教同步的，时间从明治27年(1894)的日清战争，[25]直到昭和20年(1945)8月15日，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为止，长达52年。当时还有真言宗新义系《密严教报》和古义系的《传灯》等文宣配合。

真言宗首度对日清战争做出回应，是在日清宣战诏敕发出前两日，也就是明治27年(1894)7月30日，由第245任管长高志大了[26]以其名义向宗内发布通知表示，现在清韩还在谈判当中，有保护出兵的可能，本宗宗徒对内要共同祈愿事件圆满、“降伏敌怨”，对外要对伤兵进行援助，奖励他们忠诚报国事实的表现。但在此之前2天的7月28日，真言宗所属智山、豊山两派就已先联合发布公告，29日醍醐派也发出公告。其实当时日本佛教各派在支持日清战争上的态度都是一致的。[27]真言宗各支派只是在具体的作方法上略有差别：高志大了大僧正和智山、豊山两派都在经济与精神上提供协助，醍醐派只限于精神面上。

早先因为金刚峰寺被改为“弘法神社”，以及高野山僧侣都被强制还俗，因此当时日本佛教徒对明治政府一点好感也没有，甚至有很多人抱持着厌恶感。但到了明治27年(1894)8月1日，日清宣战后，佛教界在日本全国都举办有“镇护国家武运长久祈祷法会”，各县、各寺，与宗内各机关报都有具细弥遗的报导。

日本江戸时代三百年都是在和平中度过，因此并没有外国敌人的意识存在。直到日清战争的重要时期，日本人没有“敌意识的酿成”。日本人对外国的敌对意识，是从日清战争之后才开始的。而促成这种概念的，就是佛教各宗派在战胜祈愿法会的时候或事后的布教，把敌国的概念注入所致。这种对立的概念，不仅出现在日清战争时日本与清国的“外部矛盾”，也在日本国内引起各派“内部矛盾”，激化了佛教与基督教教团的敌对关系。甚至连当时新兴的天理教也被当“邪教扑灭“。

日清战争时期，真言宗的地方寺院纷纷组织“报国会”、“报国义会”、“护国教会”，各真言宗寺院也纷纷联合起来。这些组织和真言宗各地方寺院，成为协助战争的末端机关。进行战胜祈愿、佛教演说、法话说教、幻灯布教以及义捐金募集。总之，日清战争期间，日本真言宗各寺院与执行战争的伙伴成为中心战力的效果非常好。[28]

  随着战局扩大，同年12月，真言宗决定跟随净土真宗等派的脚步，开始派遣随军布教僧到前线去。[29]这是日本佛教千二百年及真言宗立教以来，第一次有“从军僧”到国外战场，他们手持锡杖，身穿黒素绢金襕轮袈裟，头戴各宗帽子，特定的装束被《密严教报》形容好像是昔日的僧兵─武蔵坊弁庆(?-1189)[30]。

真言宗派出的第一批“从军僧”共计5人，分别是特许从军师─和田大円，真言宗军队慰问战死者追吊师─山悬玄浄、岩堀智道、五十岚光竜，以及同随员岩佐大道。他们在明治27年(1894)12月16日从京都出发，此外，还有东京“密严教报”社主笔─岩堀智道，随行担任真言宗布教活动的第一线报导。这五名从军僧的派遣，是当时真言宗和各宗派共同谋划的，由各宗联名向陆军大本营申请被认可的。至于岩佐大道，他是大本营的自愿从军的男子，也是真言宗第一位有具体行动从军的僧侣。[31]

四、古义真言宗的台湾布教

光绪21年(明治28年,1895)马关条约成立，台湾主权归属日本所有。当年6月日军占领台北，同月真言宗颁布了新领地布教条例，该年12月，古义真言宗开始台湾布教，明治29年(1896)4月便传入台湾。比迟至明治32年(1899)的真言宗朝鲜开教还要早。虽然日本学者松金公正的研究中曾提及《净土教报》里有记载，日本领台初期新义真言宗派派遣布教使来到台湾的说法。但在台湾总督府的官方文献里，却只有(古义)真言宗高野山派与醍醐派的记录。[32]

日本占领台湾初期，当时来台之日本佛教各宗派认为台湾既已归属日本版图，宗教应扮演适当角色，负起教化台民之责，为政府收治安之效；另一方面，也以为达爱国护法之目的，希望能申请台湾总督府不护，使传教工作更加顺遂。[33]真言宗高野派就以从军布教使的角色开始开教，最初派遣布教师有掠本龙海僧正、小柴丰岳僧正、小山佑全(?-1927)师等人，他们从台南市及彰化市开始布教，一方面从事布教，一方面对台湾本岛人教授日语，相当活跃。[34]

到了明治32至34年(1899-1901)，[35]更积极地以台北为主，在台湾岛内各地设立布教所(说教所)。[36]

其中，明治32年(1899)7月在新起横街一丁目[37]设立的布教所，在小山裕全的努力下，于明治43年(1910)5月，改建成台湾第一座密宗寺院─(新高野山)弘法寺，真言宗台湾总本山兼具台湾开教监督所就设在这里。[38]大正2年(1913)，弘法寺还经营社会事业设施─台北护国十善会寄宿所及住宿处，是台湾所有佛教宗派中最早的。同年 12月19日，小山裕全被任命为第一任台湾开教监督，但他在大正3年1月13日就辞职了，由宇山文应继任。大正13年(1924) 1月26日，小山裕全在台北弘法寺的台北护国十善会，还受到宫内省的表扬。

 大正11年(1922)，真言宗高野派花莲港布教所创立，其前身为日人川端满二于大正7年(1918)募建之日式木造佛堂，奉不动明王为主神，另奉弘法大师空海像，信徒主要为吉野移民村之日本移民。该寺以密宗持咒医疗法而富盛名，前来寻求医病者极多，加上日本信徒抵台，有到本山别院、出张所朝山的习惯，故香火鼎盛，成为在台日本人的精神支柱。[39]

昭和1年(1926)4月，高野山大师教会派遣佐伯恵眼到台湾视察。4月13日，在台北开办真言宗台湾开教30年纪念法会。昭和2年(1927)6月，和田性海到台湾巡教。昭和3年(1928)3月18日，真言宗决定在台北开办佛教学院。6月，原本因为经营困难而关闭的嘉义街西门外布教所，由高野山大师教会本部的岩田着任再度开办。这点说明了当时日本的随军布教师，虽然得到军方的肯定，但政府只是精神上的支持，现实营运上则各派必须自筹经费、自负盈亏。同年，台中市新高町真言宗大师寺建立。[40]

【表一】历任古义真言宗台湾开教监督略表[41]

昭和6年(1931)1月15至30日，高野山大学讲演部，派了三名学生到台湾与冲绳传道。根据江木生在这一年发表的〈内地(日本)佛教的台湾传来与其现势〉文中指出，当时的开教监督是弘法寺住持藤生佑俊，真言宗高野山派在台湾全岛有2座寺院、布教所8座，信徒7,000余人，其中的主要布教所、寺院一直有附设经营日校、妇女会。江木生之文中也指出真言宗醍醐派，最初是大正15年(1926) 在台中设立布教所，台北只有2处，由于传来时间尚短而未见有经营附属事业。[42]这和松金公正指出真言宗醍醐派在昭和8年(1933)设置第一个说教所，在台北、台中、台南总共设置有四个说教所的说法有所出入。[43]笔者以为松金公正的文章虽比江木生晚了68年，但他根据《台湾总督府统计书》为主的现存的各地方官厅发行的统计为基本资料加以整理，并与各宗派宗务厅发行的数据作比较，来追溯寺院及说教所设立与展开的概要，似乎比江木生之文可靠。

昭和10年(1935)6月，台湾真言宗开教监督藤生裕生，因对台湾开教有功被表扬。同年台南市盐埕高野寺创立。[44]昭和12年(1937)，日本神道教与佛教，因为在台湾应举行何种公葬仪式而发生争执。可见明治维新以来神道二教间的竞争仍未完全消弥。

昭和13年(1938)6月5日起，古义真言宗台湾开教监督藤生裕生，和台湾佛教各宗信徒代表，慰问北、中支军。昭和15年(1940)，2月高野山大师教会的石坪参事，奉台湾总督府的指示到台湾，处理32所台湾庙宇归属高野山大师教会事宜。6月，台湾开教监督藤生裕生到台湾南部与东部，进行真言宗接收原台湾寺庙事宜。

昭和16年(1941)，2月27日，为设立台湾弘法大师奉赞会并筹建台湾高野山别院，因此金刚峯寺高峯执行、高野山大师教会本部长等两人，与堀江清瑞(莲花院资)、冈崎隆现(普贤院)、中野裕谦(长崎东前寺)等三位台湾开教师一起到台湾。8月31日，为筹建金刚峯寺台湾高野山中学而到台湾的广安智道，被任命为台湾开教监督。昭和17年(1942)9月，真言宗以台北弘法寺做为高野山别院，升格为南方进出之基地，并派吉川法城为初代主监。[45]

根据《台湾总督府统计书》的记载，真言宗高野派设置从军布教以来，直到明治33年(1900)，也就是日本占领台湾第4年才设置了第一个说教所。此后，真言宗的说教所数量与寺院，都没有明显增加。一直要到明治44年(1911)领台第15年才稍微增多。从大正 1年(1912)领台第16年起的大正初期，在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等重要都市几乎都有设置说教所。之后一直到昭和 1年(1926)领台第30年，在新竹、花莲、嘉义等地进行地方也有开展。 此后又在竹东、东港等地设置说教所。昭和13年(1938)领台第42年以后，真言宗说教所显著增加，这都和在台日本人(内地人)人口增加与住地扩散有关。[46]

【表二】真言宗高野山派在台寺院与布教所略表[47]

日本真言宗高野派的随军布教台湾，当初积极地派遣布教使渡海来台，领台之初拥有不少台湾本岛人信徒。但因布教对象以在台日本人为主，相对轻视对台湾本岛人的布教，或无暇顾及的台湾本岛人信徒人数，从明治37年(1904)领台第8年左右就从近千人急遽减少到几近于零。此后几乎是以在台日本人为中心，只有个位到十位数间的台湾本岛人信徒存在。

这是因为“随军布教”是日本佛教在台初期的布教事业的特色。当时各宗代表均认为：“不论由国家观念上加以考察，或以佛教家之身份加以探究，皆可知台湾之布教，实一日亦不可轻忽也。”[54]学者胎中千鹤在《日本统治期佛教势力—1921年南瀛佛教会成立》，对从军布教使的任务定义为：战争或出兵之时，为了慰问军队、战．病死者的追悼会以及救护避难民等的目的派遣僧侣来做的布教活动。[55]释慧严在《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以曹洞宗为中心》中指出，从军布教师的任务，在于协助军方、传达政府的旨意，对从军者给与精神的安慰、士气的鼓舞、照顾看护伤员士兵，处理死亡士兵的遗骸及相关葬仪。如此的职务，是各宗派从军布教师所必须负起的。[56]由此可知“随军布教”的任务，原本就主要是以在台日本人为对象的。同时日本僧侣若要对台湾本岛人布教，势必也面临了语言的隔阂[57]。

【表三】明治33年～昭和17年(1900-1942)真言宗(含高野、醍醐派)说教所、寺院、台湾信徒数的变化表[58]

.直到昭和时期以后，真言宗才又展开对台湾人(本岛人)布教。直到昭和8 年(1933)领台第37年后，台湾信徒又增加到百位数。昭和 15年(1940)领台第44年，9男2女的11位台湾僧尼首度前往高野山参访。[59]

特别是在昭和16年(1941)领台第45年，台湾开教监督藤生佑俊变更布教方针，提出《古义真言宗台湾开教计划案》[60]后，与本岛人寺庙取得连络来进行布教，重新以台湾本岛人为布教对象而设立说教所，因此说教所数量急剧增加，台湾本岛人信徒也从提案前的1,843人，在短短一两年间激增到9,058人。[61]

相反地，真言宗醍醐派来台以后，一直只重视对在台日本人的布教。自始至终无法积极地对本岛人布教的真言宗醍醐派，布教的对象局限于在台日本人，说教所的设置亦是集中在在台日本人人口较多的中心都市。

真言宗在台湾发展了49年的时间，总共建立了14间布教所、4座寺院，日本内地信徒在一万到一万一千多人左右，台湾本岛信徒人数也达到九千多人的规模，算是小有成果。但是和当时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共计有148间布教所、65座寺院、日本信徒总数118,995人，台湾本岛信徒总数79,846人比起来。真言宗的布教所占10.57%，寺院占6%，日本信徒占9%，台湾信徒数占11.34%。在当时渡台的日本佛教宗派八宗十四派中，[62]在软硬件的规模上都只是小派。更可惜的是真言宗没有留下在台灌顶、传法，或培育台湾本岛人师资的相关记录，致当时弘法的情形难以被正确地理解。

由于日本真言密教在本质上，是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国策而在台发展的，在传教对象、传教方式、传教组织方面与基督教、天主教等都有所不同。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台湾各地开教建寺、传道授徒、拓展文教社会事业，获得广泛的发展。但随着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信徒大多回国，前来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将日本人所建的绝大部分寺院被以「敌产」的名义接收，许多都不复以寺院形式存在。[63]苦心经营了近50年的日本真言宗在台传教事业，也随着日本的军事失败迅速趋于瓦解，不复存在。

【表四】日本领台第1-43年，真言宗(高野、醍醐派合计)日本信徒(数列一)与台湾信徒(数列二)总数变化表.

倒是部份民间的真言宗法像、文物，因非日本官寺而得以留存迄今，例如大正 14年(1925)领台第29年，日人佐野庄太郎为祈求新北投所经营之温泉旅馆生意兴隆，利用岩石凿窟，内安置供奉石雕不动明王像，前有水台、洞旁清泉飞瀑，虽然规模小巧，但至今犹存、香火未绝，并被列入台北市市定古迹。[64]

五、结论

1868年日本佛教被明治维新的新政权“废佛毁释”后，佛教界的对策大体有二：一是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政府之间的联络，藉以取得政府的信任和重视。二是努力谋求向海外发展，以图提高佛教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但日本真言宗开始和中国与世界接触，却晚了浄土真宗的先驱小栗栖香顶21年，因为当时真言宗连布教的观念都还没有出现，遑论海外布教。面对明治时期佛教寺院被改宗、并寺、僧人被迫还俗的危局，真言宗不得不思考向大众布教的必要性以争取认同与支持，建立真言宗布教制度从此展开，同时展开组织改革。

日本真言宗在亚洲的海外布教，几乎是和随军布教同步的，从1894年的日清战争，向陆军大本营申请派“从军僧”5人到国外战场开始，直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为止，52年之间，随军布教台湾的就长达49年。随军布教使真言宗从被政府压迫者的角色，转而站在同一阵线，成为协助战争的末端机关。进行战胜祈愿、佛教演说以及义捐金募集的同时，也促成前所未有、与佛教慈悲、不伤害有情教义相违的强烈国家、民族的敌我意识。

1895年马关条约成立，台湾割让日本。当年6月真言宗颁布了新领地布教条例。1896年4月便传入台湾，最初派遣布教师有掠本龙海僧正、小柴丰岳僧正、小山佑全(?-1927)师等人，积极在台湾岛内各地设立布教所(说教所)。1910年5月，台湾第一座密宗寺院─(新高野山)弘法寺建立，真言宗台湾总本山兼具台湾开教监督所就设在这里。弘法寺自1913年起，经营社会事业设施─台北护国十善会寄宿所及住宿处，是台湾所有佛教宗派中最早的。同年 12月19日，小山裕全担任第一任台湾开教监督，此后继任的有宇山文应、藤生裕生、藤生佑俊、广安智道等人。

其间，昭和3年(1928)3月18日，真言宗决定在台北开办佛教学院。6月，原本因为经营困难而关闭的嘉义街西门外布教所，由高野山大师教会本部的岩田着任再度开办。说明了当时日本的随军布教师，虽然得到军方的肯定，但政府只是精神上的支持，现实营运上则各派必须自筹经费、自负盈亏的状况。

日本真言密教在本质上，是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国策而在台发展的，“随军布教”的任务，原本就主要是以在台日本人为对象的。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古义真言宗在台湾发展了49年的时间，开教建寺、传道授徒、拓展文教社会事业，获得广泛的发展，总共建立了14间布教所、4座寺院，日本内地人与台湾本岛信徒达到万人左右，算是小有成果。但是和当时日本佛教渡台八宗十四派，各宗派在台布教所、寺院、信徒总数比起来，都约只占十分之一左右。

随着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信徒大多回国，前来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将日本人所建的绝大部分寺院被以“敌产”的名义接收，许多都不复以寺院形式存在。苦心经营了近50年的日本真言宗在台传教事业，也随着日本的军事失败迅速趋于瓦解，不复存在。只剩下少数民间的真言宗法像、文物，因非日本官寺而得以留存迄今。

台湾总督府虽留下庞大的殖民官方文献，可惜的是宗教部份多局限在寺院、信徒的统计数字，而真言宗在台灌顶、传法等宗教活动，或培育台湾本岛人师资的相关记录阙如，致使当时弘法的情形难以被正确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