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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经幢的研究，相关成果甚少，仅在某些论文或著作中涉及。如李彦、张映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刘淑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陈晓伟《浅述辽代山西地区的佛教和寺院——以朔州“辽天庆八年经幢”为中心》等。笔者从文献和现存经幢出发，对唐宋时期山西经幢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其流行的原因、分布、结构以及影响等方面的内容。这一研究对于揭示唐宋时期山西佛教发展情况，以及对社会民风、民俗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关于经幢的来源问题

关于经幢的来源，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种看法：第一，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由丝织的幡演变而来的；第二，由丝织的幢演变而来的，持此说者仅王惠民一人；第三，北凉石塔发展说，史岩很早便提出此说，但未为人重视；第四，经幢之雏形发轫于石柱。

笔者以为经幢的产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在理论上，“幢”首先是佛教道场的严饰之具。梵语“驮缚若”或“计都”，意译曰“宝幢”、“天幢”。《法华经第五·分别功德品》和《观无量寿经》等经典载有供养“幢幡”之殊胜功德。若有人向塔寺道场，施“幢”供养，必能获得殊胜果报。如大唐中印三藏善无畏译《苏悉地羯啰供养法》卷下说：“次运心供养者，以心运想，水陆诸花，无主所摄，遍满虚空尽十方界，及与人天妙涂香云。烧香灯明幢幡伞盖，种种鼓乐歌舞妓唱，真珠罗网悬诸宝铃，花鬘白拂微妙磬铎，矜羯尼网如意宝树，衣服之云天，诸厨食上妙香美，种种楼阁宝柱庄严，天诸严身头冠璎珞。如是等云，行者运心遍满虚空，以至诚心如是供养，最为胜上。”[1]可见，“幢”作为佛教行法中供养物之一，用来庄严道场。

其次，幢在密教中还被作为供奉成就物布置。善无畏译《苏悉地羯啰经》之《成就诸物相品第二十七》说：“复次我今说成就物。依是三部真言悉地，所谓真陀摩尼、宝瓶、雨宝、伏藏、轮、雌黄、刀，此等七物，上中之上，能令种种悉地，成就增益福德，乃至成满法王之法，况余世事。佛部、莲华部、金刚部三部真言，皆有如是胜上成就。于三部中，随受持者，具获五通，为上悉地。言七物者，若欲成就真陀摩尼者，法验成已，当作金台，量长一肘，或用银作，庄严精细。台头置摩尼珠，其珠用红颇梨，光净无翳，或好水精，如法圆饰，成此宝者，应念诵作台图样，此样不具载。若欲成就贤瓶法者，庄严其瓶，如受真言品中说，唯不著水置于幢台，次作瓶样，样准印法……。”[2]可见，诸如成就真陀摩尼法、宝瓶法、佛顶法等行法中都要建立幢台，或用金作，或用银作，将成就物置于幢台顶部供奉。该经中附有幢台样图（见下图）。从该图所示，笔者将此推断为经幢建立的理论来源之一。其原因是《苏悉地羯啰经》作为密教重要经典，是指导僧人修行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也是建立摩尼幢的经典依据。另外，该图与实物经幢对照，结构高度相似。因此笔者做了如上推断，但还需要做进一步论证。

　  在现实中，缘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经宣传之功德非常现实，非常广大，它不但拯救幽明，还可祈求现实利益，使人永离病苦，延年益寿。凡人接近或见到此陀罗尼，甚至陀罗尼经幢的影子映到身上，乃至幢上的灰尘偶然飘落在人身上，都可以净除一切罪业恶道，而得福报，修行较为简便，对于中下层人民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因此，经幢的来源也就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因为每个人在树立经幢时的目的有所不同，他们所臆想的空间较为广阔，且各不相同，或许是塔，或许是幡，又或许是石柱。笔者以为如果要想判断经幢的来源，必须和现实目的、内容以及地点等相联系，从多方面来衡量和判断。

由此可见，经幢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演变而来的，特别是为了适应社会信众祈福消灾的需要，成为佛教道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并发挥着世俗与宗教两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唐宋山西经幢探究

唐宋时期，山西地区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之地，民风淳厚，思想活跃。加之，境内名山众多，佛教信仰非常兴盛。这一时期密教经幢被大量树立，尤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为多，并表现出一些地域性特点。

1.文献所载与现存之经幢　

文献记载中，笔者主要依据《山西通志》、《山右石刻丛编》、《三晋石刻总目》以及山西各地县志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1）凤台县（今晋城市）：杨□仙造陀罗尼经幢，幢高二尺五寸，广四尺六寸，八面刻。先经后记。六行，行字不一。字径六分，正书。唐天宝十有二载（753年）岁次癸巳七月朔庚子十五日甲寅。

（2）闻喜县（今运城闻喜县）：王守忠经幢，幢高一尺三寸七分，七面，各广三寸八分。七行，行三十一字至二十九字不等。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永泰元年（765年）十二月□□朔□□守，闻喜县令王守忠敬造。

（3）凤台县（今晋城市）：郭存寔造陀罗尼经幢，幢高三尺七寸五分，八面，面广六寸，记三行，行字不一。字径四分，正书篆额。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天佑十八年（921年）岁在辛巳四月丁巳朔十一日丁卯太原郡大同军□□□郭□□建。

（4）虞乡县（今废）石佛寺经幢：幢高四尺，八面，每面广五寸。七行，行六十七字至八十七字不等，正书。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序和经文，唐末碑，时间不详。

（5）介休雨水村吉祥寺经幢，幢八面，高四尺二寸，每面广六寸二分，八行，漫漶过甚，字数难稽，正书。开元二十年（732年）六月七日上为圣神皇帝皇后州牧县宰七代□□师僧□□□□有情六道众生同出苦门，离苦解脱，幢主佛弟子□□□□南无佛陀□□□□□□□□□□□□□□□□□□□□□□□□□当读十二部经一遍□等敬造施者。

（6）寿阳县平舒村崇福寺经幢，幢八面，高二尺八寸，每面广六寸，九行，行五十五字至六十三字不等。大唐神功元年（697年）三月二十八日崇福寺内建立陀罗尼经幢一座，主持僧洪深，门人真元、真义。

（7）凤台县（今晋城市）：王刘赵珍等造陀罗尼经幢，幢高三尺四寸五分，八面，面广六寸五分，经七面，记一面。两截刻，七行，行字不一，正书。唐开成四年（839年）季己未岁五月二日。

（8）凤台县（今晋城市）广福寺经幢，幢高四尺八寸，八面，面广五寸，记二行，行字不一，字径五分，正书，额题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幢。大唐天复三年（903年）岁次癸亥七月己亥朔二十五日癸亥。

（9）凤台县（今晋城市）：泽州刺史皇甫曙造金刚经幢，幢高五尺三寸，八面，面广六寸五分，行字不等，正书。唐开成元年（836年）岁次丙辰五月七日建。

（10）猗氏县（今山西临猗县）雁塔寺经幢，幢高三尺六寸二十六，八面，面广四寸一分，七行，行七十三字，正书。刻有陀罗尼经文和尊胜陀罗尼经幢记。大宋建隆三年（962年）四□□□日建。

（11）闻喜县（今运城闻喜县）保宁禅院经幢。幢高三尺八寸，八面，每面七行，第八面八行，五十七字至六十三字不等，正书。大宋开宝七年（974年）岁次甲戌八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

（12）闻喜县（今运城闻喜县）保宁禅院经幢。幢高三尺二寸五分，八面，面广五寸。七行，行八十字至六十四字不等，正书。大宋淳化二年（991年）岁次辛卯十一月丙申朔三十日乙丑建。

（13）闻喜县（今运城闻喜县）唐兴寺（后改为保宁寺）经幢。幢高三尺五寸七分，额题第一面，上列三行，行三字，经刻八面，每面广四寸。俱七行，行六十九字至四十四字不等，正书。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大宋天圣六年（1028年）岁次戊辰仲冬之月辛卯朔二十二日壬子建。

现存经幢如下：

（1） 五台佛光寺经幢，一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建造，高3.24米;另一为唐乾符四年(877年)建造，高4.9米。唐大中十一年幢设八角形基座，仅有上枭和束腰，每面镌刻壸门，狮子卷伏其中。基座上是仰覆莲的狮子座，之上立八角形幢身，上刻《陀罗尼咒》。幢身上设八角形宝盖，每面悬璎珞一束。宝盖之上设八角矮柱，四正面各雕佛龛一尊，中置佛像，最上为莲瓣及宝珠。唐乾符四年（877）经幢设八角形须弥座，束腰部分每面设龛，内有伎乐。幢身平面亦为八角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身上为八角攒尖顶形的屋盖。

（2）交城天宁寺经幢，现存经幢6座，皆为唐贞元、元和年间(785~820年)所建，有方形和六角形两种。其中一座设须弥座，上置仰莲座，幢身二层，下层正面雕方形门，门外刻拱形门楣，两侧各雕金刚一尊；二层塔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上为幢顶，由云墩、仰莲、宝珠和宝顶组成。

（3）潞城原起寺经幢，建于唐天宝六年(747年)，高2.88米。幢为青石造，分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幢座由两层组成，底层方形，上层为八角形，上下两层均雕伎乐人，风姿飘逸，造型生动；幢身为八棱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顶为仿木结构的攒尖顶。

（4）高平定林寺经幢，共两座，位于寺内雷音殿月台前，分别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和雍熙二年(985年)，造型基本相同。幢通高4.4米，由基座、幢身和顶盖组成。基座由两层组成，下层为八边形矮座，上层为须弥式；幢身八边形，上刻经文；幢身之上覆以宝盖。

（5）五台山尊胜寺经幢，共两座，一座为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所建，一为民国前期所建。两幢造型基本相同。经幢建于石砌八角平台上，设莲花式须弥座;幢身平面为八角形，四层，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设屋盖，屋盖下为仿木构建筑的椽、飞、瓦垄等。

（6）晋城青莲寺经幢，共两座，为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的遗物，结构相同，高3.51米。幢设须弥座，上为八角形幢身，每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身上为仰覆莲宝盖三重，宝盖之上立八角形矮柱，每面也刻经文，其上为八角攒尖形屋盖。

（7）繁峙岩山寺经幢，宋元丰二年(1079年)建造，仅存仰覆莲瓣的束腰、八角幢身和幢盖，残高1.9米，幢身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8）大同下华严寺经幢，辽道宗寿昌元年(1095年)建，为华严寺初创时的遗物，高2.87米。设六角形须弥座，幢身亦为六角，分上下两部分，下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上部四面分别刻一尖拱龛，龛内分别供四方佛。幢顶为仿木结构的六角攒尖顶。

（9）朔州崇福寺经幢，共3座。一为辽乾统四年(1104年)建造，高1.17米，平面八角形，风化严重。其余两座存放于文殊堂内，形制基本相同，分别镌刻于辽乾统十年(1110年)和天庆三年(1113年)，高分别为1.15米和1.27米。幢基座保存不完整，幢身为八角，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设宝珠组成的幢刹。

（10）平陆陀罗尼经幢，唐开成四年（839）造，八棱柱体，顶已佚，身高1.36米，面宽0.15米。底座长方形，高0.43米，长0.63米，宽0.55米。正楷，上书陀罗尼经文。经幢稍微损伤。

（11）阳城佛顶尊胜陀罗尼8面经幢。宋皇祐四年(1052)二月造，在灵泉寺院内。柱状6节型，高70厘米，直径38厘米，刻有僧惠超楷书经文。

（12）沁水石圣寺经幢，高4米，径约50公分，八角形，经幢底座刻莲花，顶撞上刻滚苏宝顶，身刻佛，还有陀罗尼经，并刻有供养人像。年号未见，按文字推断为金代。

（13）闻喜县唐陀罗尼幢。长方形，高0.23米，宽0.52米，上开两佛龛，左龛内1尊释迦佛跏趺坐。右龛内1站立护法天尊。两龛之间楷书为“唐兴寺庄司马伯逵陀罗尼幢”，保存完整。

（14）忻州静乐县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原设置在建于唐代的“寿圣寺”的碑亭内。抗日战争时期，寺庙及碑亭均遭日军焚毁，现在仅留这座经幢，保留在赤泥洼乡的下马城村。经幢为石质，据面刻文字记载，经幢建于唐代元和十五年（820），通体为八棱八面，高146公分，每面宽为16.5公分。由底座、幢身和幢顶三部分组成。底座一面刻有“佛顶尊胜陀尼经幢”9个楷书大字，幢身各面刻满经文，大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仅有少数尚能辨认。

（15）稷山县西社镇仁义村３座经幢。其中１件保存较好，由青石雕制而成，呈八棱柱体，上细下粗。幢身高1.03米，每面边长0.14米，底径0.3米。据幢身记事文载，建造于北宋元丰五年。柱面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楷书，字体俊秀。另外２件剥蚀严重，字迹已模糊不清。

（16）汾阳北廓村经幢。这通经幢为青石质，通高 3.2米、底座直径 0.9米，经幢平面为八角形，整体由十节石料叠压构成幢座、幢身、幢顶。幢座由八角形基座上托圆形束腰莲花须弥座构成，基座八角有石雕力士支撑。幢身为八棱直柱，分上下两段，两段间由一宝盖间隔，宝盖分两部分，上为八角帏幔宝盖，下为仰莲。幢顶由八角攒尖上嵌莲花宝刹构成。幢身上段八面各有线刻佛像一尊，下段为经幢主体，七面阴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咒全文七十六句，首署：“佛顶尊胜陀罗尼”末署：“乾符肆年（877）岁次丁酉贰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建，随州江禹锡书并述记。”一面为题记，上部线刻供养人像，下部阴刻题记：“奉为先师临擅律大德文幽建造陀罗尼幢并记，弟子重晖造……”。书体楷书，字迹秀丽，遒劲刚健。

（17）山西晋城崇寿寺经幢，寺内有唐代八角形石幢两座，通高4米，须弥座上雕宝装莲瓣及石狮，幢身刻陀罗尼经，宝盖为缨珞花纹，镂刻精细。

（18）山西朔州市平鲁区败虎堡村发现了一座辽代经幢，呈六面柱体形，残高 0.18米，对宽0.27米，其余各边长分别为0.13米、0.075米、0.11米、0.17米、0.16米，盖顶、身 基座不存。该经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正文共十九行，每行仅存四或五字，残缺严重。首行为“佛顶尊胜”四字，题记为“大辽国山西云和尚僧行该、□座僧志德、□塵沾影”，幢文共计84字。

（19）山西偏关石经幢，贾堡村有经幢两通，形制为八棱经幢。一通年代字迹不清，另一通上有“大康六年”（1080年）字样，为辽代遗物。所刻文字字迹较清，两通经幢大部埋于土中。

（20）洪洞县广济寺唐陀罗尼经幢。它由青石砌成，平面呈八角形，四层十五级，高9.4米。

（21）五台山延庆寺宋代经幢。寺前经幢，高七米，分为四层，造型别致，结构紧密。上刻尊胜陀罗尼经，经末刊有“景佑二年（1035年）岁次乙亥拾月辛亥朔拾五日口口口时建”字样。

（22）五台山广济寺唐代经幢。大雄宝殿前，立八角形石经幢一座。经幢通高四米，下施扁平的须弥座，并各面雕狮。幢身八面，俱有造像，刀法简洁古朴。经幢铭文已漫漶不清，书法近似唐体，遒劲有力。幢身之上覆以宝盖，周围浅雕几何形图案，且绕以缨络。宝盖以上施覆钵和宝珠，镌刻莲瓣。建幢时间难以考查，从形体和雕饰方法看，可能属于唐制。

2.经幢树立地点分析

唐宋山西尊胜经幢树立的地点大多集中在寺院或庙宇中。 这是依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制度，建立经幢的地点应在高处。“佛告天帝，若人能書寫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樓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族姓男、族姓女於幢等上或見，或與相近，其影映身，或風吹陀羅尼上，幢等上塵落在身上，天帝，彼諸眾生所有罪業，應墮惡道地獄、畜生、閻羅王界、餓鬼界、阿修羅身惡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為罪垢染污。”[3]初次之外，这可能和建立经幢时需要僧人的指导──包括经咒版本的选定、建造过程中所举行的仪式、完工时的庆赞的斋会以及寺院庄严神圣的功能等有关。有的经幢已经成为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起着庄严寺院的作用，如雁塔寺大宋建隆三年经幢题记记载希望“永镇修行之地”。

树立在寺院的经幢，或建于山门前，或树立在某一殿堂前，其地点的选择或系请教寺院僧人；或系出于自身的选择，亦或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经幢的幢记与最后题记结合来看，再根据密教的修行仪轨。一般经幢的建立都应得到僧人的指导，遵循一定的程序而建。如建于唐开成元年（836年）的泽州刺史皇甫曙造金刚经幢。又如凤台县郭存寔天佑十八年陀罗尼经幢，闻喜县保宁禅院大宋淳化二年经幢等都是如此。

由于在寺院树立经幢非常普遍，有的寺院内甚至有好几所经幢。如五台佛光寺经幢有2通，高平定林寺经幢2通、五台山尊胜寺经幢2通、交城天宁寺有6通经幢，各经幢树立时间不一，地点各异。五台山尊胜寺经幢并不是同时建立的，而是先有人树立一所，后另外再立，呈现对称的形状。

3.经幢树立者

唐宋山西尊胜经幢建立是统治者的支持、僧人与信众努力的结果。就建幢人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士大夫阶层。天佑十八年（921年）闻喜县郭存寔所造陀罗尼经幢，“弟子太原军招信都相虞侯郭存寔以天佑十七年庚辰岁暮春之季，无□□巡游到寺，复睹名山，瞻此境奇，发愿于罗汉楼前建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台双□□□□□□□□□□□所造铭德意者，伏愿烽烟早息，铁骑罢征，四民乐业，五谷丰登，于□□□□□□□福两地，骨肉安康。自身职禄日迁……。”其发愿希望国家战乱早日结束，四民乐业，五谷丰登，自己能官职高升，颇有几分政治意味，体现了立幢者忧国忧民之情节。又如唐开成元年（836年）泽州刺史皇甫曙造金刚经幢，“忽闻家人传诵是经，一世思尔建立传模，暗记数行及长思之，信有宿习，自弱冠至于今，时念不辍，常愿广宣同志，播于无穷。今刊石幢，永为供养。”其立幢的目的是为了使《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更广泛地传播，体现了其浓厚的宗教弘法的目的。再如永泰元年（765年）闻喜县令王守忠所造经幢也是士大夫官僚所立。这就说明当时佛教在当时的社会流传较广，特别是由于社会动乱等原因，得到上层人士的支持和信赖，或是为自身，或是为国家，亦或是为百姓，总之，是希望通过建幢来消灾祈福。再者由于陀罗尼经现实意义较广，建幢花费较少，易于实行，因此得到这些地方官吏的认可。

第二是僧人。大宋开宝七年（974年）闻喜县保宁禅院经幢，题记中提到都维那王说，副都维那李迎福、杜迎贞、张千、卫裕、张诠、遆迎韬、吕斌、魏彦。又闻喜县大宋淳化二年保宁禅院经幢中，也有典□□智聪、供养主僧智霭、保宁禅院主沙门赐紫缘正这样的记载。凡此种种，说明在建立陀罗尼经幢的过程中离不开僧人的参加。这是由于密教具有秘密修行的特征，因而陀罗尼幢的建立必须得到僧人的指导，二是由于唐宋时期除武宗灭佛外，其他帝王统治时期大多介于宗教的诸多功能而积极支持佛教的发展，再加上三教合一的趋势，使得佛教以及僧人的生存空间得以扩展。因而建幢的过程中经常有僧人的身影。

第三是一般信众。宗教赖以生存的根基就是信众，佛教也不例外。在陀罗尼经幢的建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信众的支持。唐兴寺大宋天圣六年经幢，是造幢人依其亡父遗言所建。有的经幢则是多人所建，如大宋开宝七年（974年）保宁禅院经幢由邑人捐资修建，幢记曰：“胜利具邑人如后”，提及青衣邑众魏氏、敬氏、王氏、徐氏、王氏。又闻喜县大宋天圣六年（1028年）唐兴寺（后改为保宁寺）经幢中提及“有解州闻喜县东镇郭下清信弟子杨明”。又闻喜县大宋淳化二年保宁禅院经幢中提及“今有绛州曲沃县孤子燕知裕，弟知玄、弟知显等想生身之父母，思乳抱之功劳。怀擔之恩重难酬，掬育之情深未报，遂乃投金地□□□□□□□□□周圆级级之庄严毕备经镌刻八面回鸾之字字分明，佛坐四方金相之辉辉显赫。伏愿尊圣鉴永功德而永处天宫神识照章领良而长居净土。”建幢者为了表示对父母的思念和为父母追福，体现了一片孝道之心。可见，陀罗尼幢的建立离不开信众的参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前文所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现实意义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另外与地狱思想、忠孝观念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经幢的建立者既有僧人，也有官吏、士大夫、一般的民众，真正体现了佛教之民间化。经幢扮演的角色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密教之修法成就物的象征，它已经成为一种能消灾祈福的神圣之物，广泛地被中国各阶层民众所接受。

4.经幢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分析

为了将上述文献与现存的陀罗尼经幢形象的表述，笔者在此将它们列表如下，以分析唐宋时期山西陀罗尼经幢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

表一：山西经幢分布

从以上分布来看，分唐宋两个阶段分析。

唐代而言，陀罗尼经幢建立时间在武则天、唐玄宗、唐代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文宗、唐宣宗与唐昭宗各有所建，并主要集中在唐中晚期。这与中国密教的历史发展的脉络相一致。在唐代，密宗在玄宗的支持下于开元年间兴盛起来。安史乱后，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君主大多昏庸。密教宣传护国思想迎合了统治者巩固国家政权的需要，而“即身成佛”思想又迎合其成佛之精神需求。因而，进一步与皇室等上层统治者发生密切关系。宝应二年（762），不空在代宗皇帝诞日呈上“尊胜咒”抄本，并建议其随身携带。《首楞严经》载：“一心劝令持我《佛顶（首楞严）陀罗尼》。若不诵，写于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唐代宗于永泰元年（765）组织不空编译《仁王护国般若经》，时正值仆固怀恩招引回纥、吐蕃等兵十万，聚集灵武。郭子仪率师往讨，而代宗则敕百名法师，在资圣寺“为国传经行道”，京城其它寺观僧道，也于每日两时，“为国家”举众齐念“护国经”。郭子仪获胜还京，代宗又设“无遮斋”，重赏诸僧，倾城轰动，以为边境清平，乃是“圣力经威”所感“福应”。密教法师一时成为显贵，得到比禅师更加优渥的待遇。唐代宗于大历十一年（776）诏：“天下僧尼每日须诵尊胜陀罗尼咒二十一遍。”僧尼二众必须在一个月内背出《佛顶尊胜陀罗尼》，每天读诵此经二十一遍，并于每年元旦由贺正使将一年所诵遍数具奏。

因为密教高僧不空的极力推荐以及代宗的政令推广，《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广为流传，其经幢也被大量建立。因此，今天山西地区流传下来的经幢也基本与全国的情况相同，即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为主，所谓“唐时尊胜经幢遍满诸道。”[4]

实际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非一部护国的经典，综观其内容，仅提及诵此陀罗尼对个人的利益：得免病苦、得消一切罪业、得天上，乃至于得大涅槃，而无一处提到护佑国家。统治者大力支持推广可以说主要是出于密教高僧之推荐。而其之所以在民间能得到认可则主要是其所宣传的功德比较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比较符合人们的现实利益，比如为亡者追福，破地狱的功能契合中国的孝道思想；该经宣传获得功德和福报之方法亦甚为简单，迎合了中国人崇尚简约的习性，以最小、最方便之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就地域来看，由上表统计，在晋南、晋北、晋中地区陀罗尼经幢的分布明显不均，以晋南与晋北地区为多。山西南部地区的晋城、闻喜、永济分布较多，以晋城为最多，闻喜次之；山西北部地区主要集中在五台山周围的地区。这样，事实上在山西形成了两头多、中间少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与山西地区寺院的分布是基本一致的。晋北地区之五台山自从后赵传入佛教以来，就得到历代皇帝的支持与扶植，唐代五台山又受到密教的推崇。受五台山佛教的巨大影响，其周边地区形成了山西佛教最为兴盛的区域，陀罗尼经幢的建立便顺理成章。但晋南又为何出现如此多的陀罗尼经幢呢？除了尊胜陀罗尼经的现实意义和密教修持的简单方便，赢得了各阶层人士的崇敬，笔者以为还有其他原因，特别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如下：

第一，晋南与长安、洛阳等佛教中心区域在地域上相毗邻，交通较为便利，可以说是山西晋南地区是中国中心佛教区域的直接辐射区。这大大有利于佛教的交流与经幢文化的传播。唐代定都长安，长安成为佛教发展最兴盛之地，佛教之八大宗派多出自长安。而洛阳曾一度作为唐王朝之东都，佛教最早传入之地。中国唐代密教最具影响力之善无畏就曾长期在洛阳译经宣教。因此，洛阳之佛教亦非常兴盛。唐代，山西属于河东道，治所在河中府（今永济县）。唐时河东道“东距恒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太行，北边突厥。”[5]晋南地区基本处于河南和洛阳之半包围之中，与长安、洛阳之距离较近，交通发达。如蒲津关地处关内（陕西关中）、河东、河南之交会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严耕望先生将之称为“河东、河北陆道西入关中之第一锁钥。”[6]张说《蒲津桥赞》曰：“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7]1989年曾在此地发现了唐代作为固地锚的大铁牛，足以证明蒲津关地理位置之重要。关于河东与长安之交通，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长安太原驿道》、第五卷《晋绛与潞泽间之乌岭道》，王文楚《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再考》已做详密之考证。另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载，他在大和二年由五台入长安，“（八月）十三日……从北舜西门出，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8]可见，由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巨大影响力，无数高僧大德，虔诚信众，远赴朝拜。而在唐代，一般都是从佛教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出发经晋南、晋中北上而致五台山。因而，晋南作为从山西南部赴五台山朝圣的必经之地，也使其佛教之社会氛围比较浓厚。可知晋南在沟通山西与西安、洛阳的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晋南地区佛教兴盛，在陀罗尼经幢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位。

第二，山西南部地区自古以来是山西自然条件最好，最为富庶的地区。富庶的经济基础，为经幢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山西南部地区是山西最为富庶的地区，其自然条件远远优于晋中和晋北，盛产小麦，矿藏丰富。民生比较富裕，为经幢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三，山西南部地区原有的文化根基也为陀罗尼幢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山西南部地区文化发达，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孔子弟子子夏于“西河设教”，儒家集大成者荀子亦出生于晋南，此地也是“法家文化”的孕育诞生之地。唐代文化亦很昌盛。佛教也非常盛行，尤其在晋南还发现了最早的密教文物，更证明其佛教文化之底蕴深厚。2007年晋城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证明密教在隋唐以前的山西地区的已有传播。该碑碑面基小，文字内容为：“大齐乾明元年，岁在庚辰，二月癸未朔八日庚寅，藏阴寺比丘昙始，共道俗五十人等，敬造龙华像一躯，今得成就，上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同入萨婆若海。”石刻的其它三面，内容是一些异域风情的社会活动场面。据大同云冈石窟研究所刘建军先生研究考证，确认雕刻的内容是《大方等陀罗尼经》中十二梦王的故事。该故事记录在《大方等陀罗尼经》梦行分卷第三中。这一北齐石刻的发现，其价值是弥足珍贵的。罗昭教授认为，这件密宗文物不仅比唐代法门寺的密宗实物早了一百五十多年，而且早于古印度现存的密宗实物，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密宗实物。

第二阶段，宋代。就时间而言，由上表来看，宋陀罗尼经幢在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各有所建，并主要集中在北宋初期和中期。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改变周世宗限佛政策，积极支持佛教发展，遣僧人游历西域，取经学法。最早的《大藏经》——《开宝藏》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印刷的。宋太宗即位后，效仿李世民弘佛的胜举，建立了国家经院，迎请印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组成译经队伍，翻译佛经，其中多是密教经典，使得密教再次兴盛。此后的真宗、仁宗都积极支持佛教的发展，而宋徽宗皇帝信仰道教，使佛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该时期山西佛教的发展也是受此背景影响，在北宋初中期较为兴盛，如山西省新绛县境内的吕梁山脉姑射山中发现一处开凿于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的张家庄石窟以及稷山发现的北宋经幢等。

另外，受当时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唐宋时期经济中心南移。[9]竺可桢概括当时的气候演变特征为，大致是冷暖交替，但其总趋势是由暖变寒，即温暖期趋短，程度趋弱；寒冷期趋长，程度趋强。由此可知唐五代处于温暖期，而两宋基本上处于寒冷期。唐宋之际经历了由暖转寒的气候变化。山西也正在北宋时，就因自然环境较差而为北方最贫穷的地区。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的记载，今山西省境内的湖泊，北朝有十六个，唐代有七个，宋代仅有三个。三本书的作者在记载湖泊时取舍标准可能不一样，但结合泉水、地下水、土壤水分、河流流量等情况加以分析，可知山西的水文变迁确在朝着水资源减少的方向发展。湖泊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缩小、消失，正是水资源减少较为明显的表现。[10]这一情况使农田灌溉受到影响，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因而下降。晋西南原为人口稠密地区，唐代设有十一个县，宋代减到七个。自唐至宋，山西的人口数量与密度均处于下降趋势。水资源减少还使部分地区的农业从集约经营倒退回粗放经营。宋代的山西除汾河河谷以精耕细作占主导地位之外，其余山区大多是刀耕火种。[11]比起唐代，其耕作方式显然是倒退了。入金以后，山西再经开发，虽然达到“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地步，毕竟可垦之地有限。而且土壤大多贫瘠，正常年景粮食尚难自足。“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金世宗也指出:“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不过经多方辛勤努力，也常获得大丰收。如大定二十一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元人余阙对元前期山西经济的概括说道：“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12]由此可知，宋辽金时期山西地区整体经济较唐代而言在衰落和下降，除个别地区有所富足之外，其他山区较为落后，这种社会状况也为佛教的存在奠定了基础。北宋初中期山西经幢的建立较为兴盛，当然离不开这样的社会环境。

而与宋相当的辽金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和僧人的努力，山西的佛教非常兴盛，陀罗尼经幢的建立亦相当兴盛。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专文论述，在此不赘。[13]

就空间而言，主要集中在山西南部地区。由前文论述可知，该时期的晋南比其他地区富足，因而为经幢的建立提供了经济条件，另外还与统治者的支持、交通的便利、文殊信仰的发展、三教合一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5.形制、结构

唐宋山西经幢比较流行，在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分布着各式各样的经幢，在此，笔者将分析它的结构、形制与内容等方面的特征，从而能够系统而全面了解这一时期山西的经幢。关于经幢的性质、形制与来源，台湾大学教授刘淑芬已有专文论述。[14]在此，笔者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山西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进行分析唐宋山西经幢的相关内容。

（1）高度。由上文列举的经幢实例来看，经幢的高度介于0.23米和9.4米之间。据笔者初步的观察，唐代初中期的山西经幢，结构简单，一般均为单层，装饰亦少，高度大都在2—3米以下；中唐以后，经幢逐渐采取多层的结构，装饰也益趋复杂；下施须弥座，上加华盖，装饰日趋华丽，高度有所增加，在3-4米左右，但也有少数例外者，如山西广济陀罗尼经幢高9.4米。至北宋时，经幢规模愈无多大变化，仍在3-4米左右，有的甚至仅高0.7米。 究其原因来看，可能和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山西人精打细算与艰苦朴素的作风。

（2）结构。由下至上，经幢一般可分为幢座、幢顶和幢身三部分。幢座一般由八角形基座上托圆形束腰莲花须弥座构成，基座八角有石雕力士支撑。幢身一般为八棱直柱，分上下两段，两段间由一宝盖间隔，宝盖分两部分，上为八角帏幔宝盖，下为仰莲。幢顶由八角攒尖上嵌莲花宝刹构成。

关于经幢的结构与做法，可能有好几种方式，刘淑芬教授总结为以下两种：一是榫接法，另外一种则非采榫接法者。[15]山西经幢的结构与做法也大体也是这两种，但以前一种为多，后一种多在北宋以后才出现，如稷山县西社镇仁义村１通经幢，即由青石雕制而成。由此可见，唐宋山西尊胜经幢建立中不仅应用并反映了丰富深湛的科学技术，而且这些科学技术背后还凝结了更为浓重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哲学等内涵，而这正是我们所应尽力发掘的宝藏！

6.经幢所刻文字内容分析

经幢上镌刻的文字主要是佛经，另外还有造幢记、造幢者的题名，少数的经幢也有额题。造幢记──包括序、铭和赞，主要是叙述造幢缘起，其中多是赞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威力神效，有的也兼述此经东来的传奇。造幢者题名通常刻于幢座。就上文所辑录的一些尊胜经幢看，大致内容有三方面：

其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唐代，此经有很多的译本，其中以携带此经梵本来华的罽宾僧人佛陀波利之译本最为流行，经幢上也多采取这个版本。刻波利本的尊胜经幢上，也常附刻了此译本的《经序》。如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山西晋城凤台县王刘赵珍等所建立的陀罗尼石幢赞文中云：“是佛陀波利问大圣于五台，远陟流沙，赉神咒于七载。佛顶尊经者，金果宣囗，以重译为五部之真宗，千佛之上道。”在今山西永济虞乡县的石佛寺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亦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者，婆罗沙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从西国来，至此土到五台山。次遂五体投地地向山顶礼曰：‘如来灭后，众圣灵唯有大士文殊师利于此中汲引苍生教诸菩萨。波利所恨生降人坚，不睹圣容，远陟流沙，故来敬谒。伏念大慈大悲普覆令建尊仪。’……回还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永淳二年回至西京，具以上事闻奏。大帝遂将其本入内，请日照三藏法师及勑司宾客令杜行頭共译此经。”

唐代此经有八个译本，但佛陀波利的译本是最为流行的本子。究其原因应与五台山文殊信仰有关。在佛陀波利在将此经梵本携来的前后，就有某些涉及五台山和文殊菩萨的灵异事迹，佛陀波利和其译本在此也被神圣化了，因此促进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形成，同样也推动了该经的传播和经幢的建立。

至宋代，波利本的“陀罗尼经”在社会中也是流布甚广，影响甚大。例如今山西闻喜县大宋淳化二年保宁寺经幢“昔有波利圣者，俄辞西国特礼文殊，获届东都，时当仪凤。斯经再取梵夹，重来慈风，还扇于三京。”

其二，《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唐昭宗天复三年（907），李宗大在今山西晋城建造宝林寺（至金朝时改为今名“广福寺”），并树立一所经幢，上面所刻的就是《金刚经》，其额即题作“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幢”。又如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泽州刺史皇甫曙在今山西晋城所建的经幢。这种在经幢上仅刻《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者，称为“金刚经幢”。那么为何在唐宋朝广建陀罗尼经幢的过程中，也会出现金刚幢的现象呢，二者有何关联呢？

笔者认为虽然经幢上刻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但实际上是把它当作咒语或者是陀罗尼去看待，同样富有密教陀罗尼的性质。

公元2世纪左右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中直接将“般若经”当作咒语对待，以期提高该经的地位。《道行般若经》卷二《功德品》曰：“是般若波罗蜜者，极大祝，人中之猛祝。学是祝者，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自念恶，亦不念他人恶，都无所念，善为人中之雄，自致作佛，为护人民蜎飞蠕动；学是祝者，疾成佛道也。”[16]祝即咒，“祝，咒诅也。《汉书·五行志》‘明年，屈牦复坐祝□，要斩。’师古曰：‘□古诅字按祝读，去声，其音为咒，古诅咒但用祝，本无咒字，咒从梵书出。”支谦《大明度经》译为神咒、咒中之王；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译为明咒，玄奘译为“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诸咒王。”[17]龙树造《大智度论》是对《般若经》的解释性著作，其中对为什么“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是大神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也作了详尽的阐释。《般若经》中所谓的“咒”是指“般若波罗蜜”或者也可以指“般若经”，而其意义更多地是以“咒”的重要性、根本性、“威神力”来象征性地说明“般若波罗蜜”的重要性，至上性，神圣性。虽然这种以“咒”来说明“经”只是一种象征性、譬喻性的阐释和说明，但通过这种方法，“经”和“咒”双方的重要性都得到了加强。一方面，因为咒的特殊神秘性质被印度社会所认可，《般若经》被作为“咒”来看待，使《般若经》的重要性大大加强。

同样，在经幢之上一般刻“陀罗尼咒”以消灾祈福的这种思想潮流之下，经幢上之《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也会顺其自然地被看作是咒语来对待。加之，其本身就曾被作为咒语进行宣传，更增加了这种隐性思想观念存在的可能性。

从以上所录经幢上所刻的经文来看，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多，其中又以波利本为多，足见该经流传甚广，影响甚大。

三、唐宋山西尊胜经幢流行的影响

唐宋山西尊胜经幢流行不仅具有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而且在流行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唐宋时期山西大量陀罗尼经幢的建立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它与其它宗教建筑一样具有世俗和宗教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能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也为大量的信众提供心理慰藉、宗教需求等功能。

第二，唐宋时期山西大量陀罗尼经幢的建立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尤其是汉地密教的弘传，这可以让我们了解文献以外的信息，譬如建筑艺术、佛教流布、佛经版本等，因此它可以起到弥补文献的作用，也是今天我们研究相关课题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现存的山西经幢大多是矗立在寺院的旧址，或者是在寺院的废墟上被发现的；有的则尚待发掘，总之，我们期待将来能有更多经幢的出土，同时也要对现存经幢予以保护。

第三，唐宋时期山西建立的诸多陀罗尼经幢，离不开山西本土的各种环境，譬如说山西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正是由于佛教外来文化与山西特有环境的相互交融，才铸就了山西丰富灿烂的经幢文化。这不仅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且也是山西对外来文化的一种自觉体认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到山西佛教的历史地位不可忽视，在经幢方面同样如此。

第四，唐宋时期山西建立的诸多陀罗尼经幢，是该时期我国经幢文化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我国经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资源，同时也为我们进行不同地域间经幢的比较提供了条件，而且当前这一课题研究比较薄弱，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