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佛教在东南亚及我国云南地区的传播过程也是其逐渐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南传佛教既改变了当地的文化，也改变了自己，使自己的运转、组织方式独具一格。而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宗教管理模式正是这一独特性的表现之一。　　

一、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　　

    如何适应当地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这是南传佛教融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其传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首先以傣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社会行政组织系统为范本，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组织管理制度。　　

    （一）佛寺管理模式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南传佛教佛寺管理系统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由很多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层层累加，最终组合成一个稳固的大金字塔型模式。即：在金字塔尖是总佛寺，总佛寺下面是中心佛寺，中心佛寺下面是各个村寨佛寺。总佛寺负责管理中心佛寺，中心佛寺又负责管理其下面的各个村寨佛寺，层层管理，分工明确。　　

    在佛寺的组织管理系统方面有着鲜明划分。如西双版纳傣式佛寺曾分为四级：最高一级设在召片领所在地——景帕钪，称为拉扎坦大总寺，是统领全西双版纳的总佛寺；第二级为总佛寺下设的12个版纳拉扎坦总寺和36个勐总佛寺；第三级是由4所以上村寨佛寺组成的中心佛寺——布萨堂佛寺；第四级是最基层一级，即村寨佛寺。　　

    这种金字塔型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首先，就管理范围来说，各级佛寺职责非常明确，相互之间不存在侵权或是管理混乱问题。一旦明确了各个佛寺的界限和管理范围，该寺院就会以此为依据，不干涉自己管辖范围外的其他佛寺的事务；其次，就管理方式而言，金字塔型管理模式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层层管理、分工明确的管理方式，上一层组织的佛寺负责管理下一层组织的佛寺，下一层组织的佛寺则服从上一层组织的佛寺管理。　　

   （二）僧团管理模式　　

    中国南传佛教的组织制度与傣族社会组织制度之间逐渐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作为制度化宗教，中国南传佛教僧团长期以来一直恪守原始佛教的纯洁性，严格坚持戒律，并严格执行布萨羯磨制度来加强对僧团内部的管理。　　

    布萨羯磨，巴利语Uposatha Kamma,是佛教古老的仪式，是出家众最重要的一种宗教生活。比丘必须每半个月在布萨堂集中，举行比丘集会。比丘们在傣历每月十五日与二十九日（小月）或三十日（大月）都自觉地集中到布萨堂进行布萨羯磨活动，即使外出也会及时赶回来，这已经成为每一位比丘重要的宗教生活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南传佛教在组织僧团进行布萨羯磨活动时，正是按照佛寺的金字塔型管理体制来组织的。并不是所有的佛寺都可以有布萨堂，只有中心佛寺和总佛寺才具备拥有布萨堂的资格。布萨堂成为中心佛寺和总佛寺的身份标志。　　

    每半月都定期到中心佛寺集中举行布萨羯磨仪式，这种制度既有利于整顿僧团的纪律，保持僧团的纯洁性，同时有助于强化中心佛寺以及上级佛寺的权威地位，强化僧团的制度化管理意识。　　

    （三）波章管理系统　　

    中国南传佛教规定，僧侣不得直接管理信众，不直接组织佛事活动，不直接处理与佛教相关的社会事务。因此，需要一支专门负责为其处理佛教社会事务的队伍，以此来与社会交流、沟通。在此背景下，波章及其波章管理系统出现了。　　

    波章是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专管佛教事务之人，负责在社会管理层面上与世俗社会进行沟通和融合。波章的选拔标准非常严格，由群众推选产生，经过严格的选拔程序，符合选拔标准后，才能得到教界和世俗社会的认可。在具体的南传佛教的社会事务管理中，波章扮演着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甚至在佛教仪式活动中承担着仪式主持人的角色。在严格的推选程序和管理监督体制中，波章以地方社会精英的身份参与到佛教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在南传佛教管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体系中并不是唯一的，波章有很多，大家各司其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共同参与，因此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体系——波章管理体系，即与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管理体系相适应，按照寺院管理的金字塔型模式也形成了波章管理体系的四级金字塔型模式：总佛寺波章——勐总佛寺波章——中心佛寺波章——村寨佛寺波章，上下级波章具有从属关系，不可逾越权限范围活动。    　　

    波章们作为地方社会精英，具有动员社会资本的能力，这是佛教社会管理系统融入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在组织人数众多、涉及复杂合作的佛事活动时，所有的活动安排全部由波章代表佛教界来组织、安排，来与世俗社会协商，或者是利用宗教资本来利用、安排社会资源。但在组织大型活动，需要跨区域进行时，还需要对波章进行合理的组织，需要对各级波章所具备的组织能力进行最大化的集中管理、优化组合、有序安排，这正是波章系统适应中国南传佛教发展需要而产生的重要基础。  　　

    这一管理系统的优点在于：在佛教与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中，波章按照自己管理体系的规则来组织参与、处理佛教的社会事务，将整个中国南传佛教的社会事务化整为零，划分到相应的各级波章，逐级分工，既避免了波章权限过于集中的现象，又有效地对佛教的社会事务进行了处理，有利于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　　

二、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的特点　　

    （一）高度重视基层管理，以僧阶制度来管理区域佛教　　

    中国南传佛教高度重视基层管理。在金字塔型的各种管理模式中，村寨佛教属于基层佛教，处于此管理模式的最下方，数量众多，共同支撑着金字塔各个层面。因此，村寨佛教的稳定、发展事关整个金字塔各层面的稳定、发展。为此，中国南传佛教非常重视基层管理，逐渐形成了僧阶制度。　　

    对于基层村寨的僧伽组织而言，除了以戒律等来规范行为外，还形成了特殊的僧阶制度，以加强对僧团内部的管理。僧阶只是一种荣誉，并不意味着享有特权。但僧阶地位的高低却是与僧侣的声望和影响成正比的。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为例，按年龄、戒腊、学行来划分僧阶。一般说来，做了大佛爷之后，不仅是寺院里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人，而且也是整个村寨中地位最高的人，即使到本村寨以外也深受尊敬。对于僧侣来说，进一步晋升僧阶既是在佛教体系内部对自己精进不懈、勤修佛法的整个修行实践行为的认可，同时也是世俗社会对其本人的一种认可。因为僧侣晋升僧阶并不由其本人提出，而是在其所在佛寺所属的村寨或者是某一区域的信众们认为其已经符合晋升条件后，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来，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最后该僧侣同意，并且经该僧侣所在佛寺的大佛爷同意之后，村寨举行隆重的升和尚仪式，才能逐步晋升。就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体系而言，这种僧阶制度也是对僧侣进行严格管理的一种制度，有助于进一步有序地管理佛教事务。 　　

  如果说中国南传佛教的金字塔型组织管理制度是从上而下地纵向管理各级佛教组织，那么中国南传佛教的僧阶制度则是横向地对本区域内部的僧团组织进行管理。这种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覆盖了中国南传佛教内部所有方面，使之从上到下、由内而外都得到了有效管理。　　

    （二）将宗教活动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之中　　

    中国南传佛教组织制度的执行极大依赖于社会行政组织系统。因此，深入寻求与社会各界精英的合作，积极动员社会资本，努力将宗教活动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之中也是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的一个特点。　　

    中国南传佛教的波章管理系统在管理具体的佛教事务时，还依赖村寨等各级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地方社会精英来帮助管理，这是中国南传佛教深入到社会基层的管理触角，能更有效地整合基层群众社会资源，使基层宗教资本真正地转变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让基层佛教得到有效管理。　　

    波章在处理佛教的社会事务时，通过依托各种基层组织，积极寻求与社会各界精英的合作，积极动员社会资本，努力将对佛教活动的管理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之中。例如，村寨里有各种社会团体，它们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社会团体，不从属于任何官方组织，是村寨开展各种活动，包括宗教活动的基本单位。这样的社会团体一直延续至今，在村寨中各司其职，发挥着各自的管理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因此，在处理佛教社会事务，例如组织佛事、供养、维修等活动时，波章就要代表佛教界主动与村寨里的老人们、村寨管理者、各个社会团体的领导者们协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这些社会精英及团体的支持后，由于涉及佛教事务，波章在无形中就成为各个社会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波章们在管理具体的佛教事务时，依赖地方社会精英的帮助，这是中国南传佛教深入到社会基层的管理触角，能更有效地整合基层群众社会资源。可以说，通过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中来实现发展，这正是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的独特之处。　　

    综上所述，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体系内部分工明确，既有佛寺的管理系统，又有僧团的内部管理系统，还有管理佛教社会事务的波章系统。其中波章们作为社会精英，具有动员社会资本的能力，这是佛教社会管理系统融入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在波章系统的运作过程中，波章们运用自己在各级社会组织中的社会资源妥善地处理佛教的社会事务；在管理具体的事务时，还依赖于地方社会精英的帮助，这是中国南传佛教深入到社会基层的管理触角。　　

    中国南传佛教的宗教管理模式，其意义在于，将管理重点放在基层，以僧阶制度形成佛教基层组织内部的制约机制；同时依托村寨为基本单位，专门管理与佛教相关的社会事务，有效地将基层佛教与村寨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能促进基层村寨佛教的良性发展。因此，有序的基层自治管理是中国南传佛教发展的主要保障，而将佛教的自我管理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内却是中国南传佛教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体系的设立，有序地整合了佛教资本和社会资源，有力地促进了佛教在当地社会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宗教文化》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