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生法师：试论悟端法师树立佛教徒参政的三种思想

一、绪 论
从佛教在社会的发展来讲，对于佛教信仰始终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中，不同国家会受到不同的佛教的影响，它们在进行互动时除了会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之外，也会涉及各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悟端法师在《树立佛教徒参政的三种思想》一文，是提供佛教徒们尝就知觉理论和给予政党的建议书，希望佛教与政党之间和平共处，并鼓励佛教徒各自所在社会采取一种开放、公益的态度。本文尝试讨论此一问题为起源，并从该文中圆瑛大师“抗日救忘运动”与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为运作领域与意义分析。

关键词：悟端法师、参政、三种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佛教思想，是兼具生活性、慈爱性与道德性。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是“国学”百花园中一枝独特而绚丽的奇葩奇葩。[1]其体现价值的意识形态，是以智慧为标志，主要特征是和谐，兼具人类价值观、道德观与伦理观的规范形成和基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中华儿女，莫不激起，正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之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佛教健康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需要。在佛教普及的今天，与政党之间应当相互宽容、相互尊重、相互赞同、相互承认、相互对话、相互理解、以切切实实保证宗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我们须承认人的意志自由，实施佛教徒参政的三种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实有效整合了生态价值与社会管理。

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与社会管理
佛教与政治间的关系，就历史的角度来看，有着错综复杂的纠结关系，因为在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发展中，与政治可说在佛教传入中国期间就进行的重要文化活动，而且这两种往往都是不可分的。南北朝时佛教思想家道安大师（312～385）明确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思想观。所以，在东晋时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前秦苻坚崇信佛教，在夺取东晋襄阳后，迎得高僧道安大师。道安大师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至苻秦都城长安后，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但道安大师在长安的主要活动，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

在社会中上层的思想意识方面，由于东汉后期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权夺利，致使政治日益黑暗，危机不断加深。自汉武帝以来根据儒家经学树立起来的纲常名教，也因此遭到严重践踏，声誉大落。再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已完全和迷信谶纬合流，走入了绝路，因而失去了维护统治、控制思想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中，佛教在东汉末年渐渐开始流行，但于南北朝时期才被广大的社会共同体居民接受，成为他们生活的共同凭籍，此时佛教才获得稳固的社会基础，为人们的生存发展提供长远的贡献。

因此，佛教可以被视为一种价值体系或精神结构。至于佛教思想，被提升、建构为一种价值体系或精神结构的时候。佛教的特征无疑是决定于它所依赖的社会范畴。如果这种依赖对象是国家、民族、文化或思想制度，那么，这些出自国家、民族、文化或思想的认同与结构，就会把个人佛教及其认同规则建构为一种群体佛教，促使佛教徒个人必然要对于这些外在的权力、利益、身份等关系形成某种依赖，使其佛教认同规则深陷在国家、民族、文化等制度的制约之中，徒然保留了佛教与社会紧密相关的，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核心的道德自律。

悟端法师在纪念政协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的发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佛教徒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2]；佛教是一个充分尊重环境（庄严国土）、尊重生命（利乐有情）的宗教。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我们所居住这个星球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问题。[3]佛教思想中，尤其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思想中蕴藏着极具生态价值的思想宝藏。开发这些宝藏，必定会给我们的现代环境的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全新的启示和一定的助益。中国现在大力倡导保护生态，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佛教把生命状态分为两种，即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人与动物等属于有情众生，植物乃至宇宙山河大地属于无情众生。《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佛教对待有情众生最根本的两点，是平等和报恩；佛教对待无情众生最根本的两点，是自律和珍惜。所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佛教徒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

三、太虚大师与“人间佛教”

太虚大师是民国佛教改良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在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太虚大师（1889- 1947年），俗姓吕，本名淦森，又名柿林，浙江崇德人。自幼务农，家境贫寒。16岁时在苏州木渎小九华寺出家，法名唯心。后镇海寺奘年和尚又为他取法名太虚。1904年11月，奘年老和尚带太虚大师往宁波，在天童寺敬安长老处受具戒。以后游学于江、浙、粤等地，或听讲，或阅藏，佛识日深。1909年在南京祇洹精舍受教于杨文会，获益非浅。青年时代的太虚思想活跃，不仅读佛教经典，还研读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邹容等人关于社会改良和革命的著作，甚至读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以及马克思的著作，思想倾向社会主义。太虚结交革命党人朱执信，从事反清秘密活动。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他因作《吊黄花岗》诗，为清廷追捕，由粤逃沪。1912年与同学仁山法师共创佛教协进会，不久该会并入敬安长老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大师被任命为会刊《佛教月报》总编辑。同年敬安长老圆寂，他在追悼大会上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建立新式僧伽制度的改良主张。1915年，太虚大师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全面阐述改革思想。

因为改革思想伤害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故受到守旧的 丛林派 的强烈抵制，改革无法进行。但太虚毕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军阀混战。太虚目睹时艰，十分感慨，遂放弃社会活动，在普陀山 闭关 三年，潜心研究佛典及中西哲学著作。

1917年2月出关。1918年与章太炎、蒋作宾、陈元白、张季直等人在上海成立觉社，宣传佛教思想。在《觉社丛书出版宣言》中他写道： 当此事变繁剧，思潮复杂之世，……惟宏佛法，顺佛心 ，希望用佛教思想救国。1920年2月，改《觉社》季刊为《海潮音》（即人海思潮之觉音），该杂志至今仍在台湾出版，有广泛的社会影响。1920年以后太虚大师开始了南北讲经，足迹遍于湘、鄂、皖、赣、陕、沪、京等地。1922年后他相继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北京柏林教理院、重庆汉藏教理院等佛学教育机构，为革新僧制培养人材。近代不少著名佛学研究者也出自他的门下。太虚不仅在国内活动，为了宣传他的改革思想，他出访过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力图把佛教推向世界。1924年7月，在庐山召开 世界佛教联合会 成立大会。1928年太虚大师又倡议成立世界佛学苑 ，为世界各地培养佛教人材。太虚大师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太虚作为一名爱国僧人，忧心如焚。他在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演讲，号召佛教徒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发起组织了青年救国团和僧侣救护队，抢救伤员，为国出力。抗战期间，他曾率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等国，广泛宣传中国抗日救国的正义立场，争取国际援助，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圆瑛大师与“抗日救亡”

圆瑛大师（1878-1953年），俗姓吴，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人。1896年在福建鼓山涌泉寺剃发出家，翌年依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戒，并在妙莲和尚门下学习佛门律仪。以后又到福州大雪峰寺修习苦行，磨炼身心。1898年，发心远游，历访名山大刹，师从治开、敬安、通智、谛闲、祖印、慧明等大师，参禅开悟，修习教观，在佛学上有很高的造诣。1908年在涌泉寺首次开堂讲经，颇受僧众欢迎。1909年在宁波创办讲习所，培养佛教人材。1914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曾在北京、福建、浙江、天津、武汉、安徽、湖南、湖北、河北、台湾等地讲经，名声大震。他还曾出访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弘扬中华佛法。1917年任宁波佛教会会长。1929年与太虚大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佛教会，被推选为会长，连任七届。
　　
1918年，圆瑛大师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创办佛教幼儿园，自任园长，收容孤儿，免费提供衣、食、住、用，并在儿童成年后提供教育。1923年，他亲往南洋募得巨款，作为举办慈儿院基金。20年间，共培养人材1000余人。他还在各地设立佛教工厂、农场、林场，重兴工禅、农禅、林禅之风，鼓励僧侣用劳动养活自己，收入有余，还可兴办济世扶贫的公益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圆瑛大师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曾先后在上海、汉口、宁波等地组织僧侣救护队，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又办难民收容所，周济战争难民。他还组办佛教医院，收治伤员和难民，由各庵女尼充任看护。圆瑛大师利用自己崇高的国际声望，两次赴南洋募捐，开展一元钱救国运动 ，筹款支持国内抗战。1939年圆瑛大师回国时被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分子罪名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受到酷刑折磨，但始终没有屈服，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由于上海各界人士的抗议和营救，日军被迫释放了圆瑛大师。此后他在上海主办圆明讲堂，闭门谢客，拒不与日伪政权合作。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圆瑛大师被推为第一任会长。同年9月在宁波圆寂。
　　
圆瑛大师不仅是著名的佛教活动家，在宗教理论方面也颇多建树。他青年时代治学刻苦用功，加之天资聪慧，故对佛教经典领悟甚深。他学习佛书不局限于一宗一派，而是对各家学说析异通观，舍短取长，成为一名台、贤并治，禅、净兼修的高僧。尤其是对《楞严经》有精到的研究。他一生多次讲述《楞严经》，每讲一次便有新的收获，最后编成《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24卷。他认为此经是 诸佛之心宗，群经之秘藏，众生之大本，万法之根源 ，竭力提倡。此外还著有《大乘起信论讲义》、《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佛学阿弥陀佛经要解讲义》及《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著作，由后人编为《圆瑛法汇》传世。

五、结论
悟端法师《树立佛教徒参政的三种思想》一文大抵可分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类”、“人间佛教思想类”、“抗日救亡类”共三类，其中都是告诉我们积极面对人生，了解自己、认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进一步超越自己、奉行善法、尊崇佛陀、行菩萨行，亦即“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精神。关于，信仰佛教的最终目的，在于发扬佛教大无畏的精神，积极入世、净化社会、以大爱与慈悲、利益众生。

2009年冬撰于上海松江西林寺
沙门利生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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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 洪修平《国学举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3。
注二、 悟端法师1976年至1984年，就读于当地选城学校。1984年12月至1986年9月，于福鼎市镇西乡乐善寺，依上立下平法师出家，学习五堂功课及佛教礼仪。1986年9月至1987年9月，于福建省莆田市南山广化寺就读于福建佛学院。1997年正月，任玉佛寺知客；98年任寺务处成员兼僧值；99年任监院；2000年，任玉佛寺寺务处主任，协助觉醒大和尚管理日常事务。2001年6月，兼任松江区西林禅寺监院和寺管会主任；2004年7月，荣升西林禅寺方丈。现任上海松江区政协委员，上海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上海松江区佛教协会副会长，松江西林禅寺寺管会主任。（参见《树立佛教徒参政的三种思想》《崇恩》2009年10月31日。）
注三、 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李奥帕德(Aldo Leopold）教授认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问题的切实改观，必须从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从改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根本处入手，确立一种新的生态价值理念（参考李奥帕德《沙郡年记》，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页50）。历史学家怀特先生则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说：“更多的科技也无法解除目前的生态危机，除非我们找到个新宗教，或重新审视我们原来的宗教。”（Lynn white,Jr.The Hostorial Roots of Our Ecocomic Crisis,Science 1967，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