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市场理论引领了一场宗教社会学界的“范式转换”，对各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宗教有其独特的信仰模式和演变历程，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吸收、借鉴市场论模型假设的同时，也需关注其在中国宗教研究中的范式困境，并通过不断的修正、调整来推动宗教市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与以往偏重探讨结构、功能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不同，宗教市场理论更重视具体的经验数据资料，它是一种遵循社会学演绎逻辑和科学证伪原则的“中层理论”。以理性选择假设为逻辑起点，宗教市场理论将供给与需求概念引入其理论模型，并指出世俗化理论等关注的“宗教需求”，长期来看，这一需求是非常稳定的，宗教市场的变化主要源自宗教产品供应方的影响。

　　在“宗教供给”思路的基础上，斯达克等学者则提出市场理论的核心假设，即：不同宗教公司间的自由竞争不是令信仰遭到侵蚀，而是产生了热切而有效率的宗教供应商，提升了宗教市场整体的活力和参与度。

　　直接测量宗教竞争等变量较为困难，市场论学者因此转而论证“宗教多元促进宗教参与”命题，以期可以间接证明其核心理论假设。只不过近年来多数研究已倾向认为，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两变量间的相关性情况仍不明确，目前没有可信数据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积极影响。

　　具体到中国社会，宗教市场理论在使用Herfindahl等指数测量宗教多元时，要求被测群体的信仰身份明确而具排他性，且在总人口占很高比例。但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基督宗教等排他性信仰群体虽在中国大陆有大幅增长，但仍在总人口中占很低比例。同时，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杨庆堃先生就注意到中西方宗教间的结构性差异，为此，他界分了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并明确指出：与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模式不同，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与社会结构互相嵌入的分散性宗教。而中国宗教的这种分散性、包容性特质也对基督宗教等排他性信仰群体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了仅测量排他性宗教的宗教多元和竞争变量难以统计、分析的中国式宗教信徒，市场论的基本假设也因此变得无的放矢。

　　由于宗教多元和竞争假设的解释力有限，宗教市场论学者开始关注宗教管制变量，提出“降低宗教管制有利于提升宗教整体活力”的去管制化假设。由于操作化宗教管制变量需要大规模跨国数据的支持，已有研究目前更多探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宗教变迁个案。其中台湾地区近年来的宗教变迁情况，就较好的印证了宗教市场理论的去管制化假设。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宗教环境特殊而复杂，更没有经历去管制化过程，宗教管制变量由此更多成为研究者立足中国宗教现况，反思、修正市场论之模型假设的着眼点。如“三色市场”理论指出市场论学者忽视了中国宗教的独特性，高度的宗教管制不会抑制宗教的整体活力，而造成了宗教市场的复杂化、三色化；“三大板块”理论依据主导中国政教关系的政主教从模式，将当代中国宗教划分为地位不同、处境有异的三个板块；“短缺经济”理论则挑战了市场论“宗教需求相对稳定”的预设，认为宗教管制是导致宗教需求大幅波动，并造成“宗教短缺”局面的主要因素。

　　总体来看，宗教市场理论的宗教竞争和多元、宗教去管制化等假设在运用到中国宗教的具体研究中时，存在操作化困难、解释力有限等问题。中国宗教社会学者可能更应充分考虑中国宗教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转换思路以寻找更适合的变量、假设来解读中国现实的宗教信仰状况。

　　基于此，未来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应高度关注两个要素：中国特殊的宗教信仰模式，及受此影响产生的独特的宗教管理、管制效果。以这两个研究视角探讨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变迁现况，不仅能彰显中国宗教信仰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也将具备很强的理论解释力。目前，探讨中国特色之宗教信仰和管理模式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因此更急需各类资料翔实之宗教社会学实证研究的论证、完善和补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