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对众生的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宇宙人生是一种缘起，这就是说宇宙万物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华严经》用因陀罗网来形容这种缘起，表明了这种关联的广泛性与包容性。在这种关联的网络中，以人与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身与心的关系为三大主纲，从而形成了重重无尽的因陀罗网。

但是，如果我们用佛教来理解生态学，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生态学是研究生命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广义地理解生态学这个概念，可以把它解释成研究关联的学说。所以，佛教的缘起论与生态学都是说明生命与万物关联的学说。这样似乎又会产生一种新的学问——佛教生态学。当然，这不是想当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理路与根据的。

在这个关联网络中，我们人类从生态环境中采撷物质资源，但是在刀耕火种的时代，这种关系是十分平静的。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大地的史无前例地掠夺，远非任何历史时期可比。人类已被形容成极具破坏性的寄生虫，他威胁着要毁灭大自然以及最终毁灭自己。

大地是无言的。人类在大地上制造了太多的不平衡，于是大地以沙尘暴、洪水、温室效应来表示抗议。这样，我们人类似乎觉察到了大地的愤怒。我们应该反省自己对大地的行为，因为这种不平衡同时危害到人类本身的生存。

在目前国际社会中，关切环境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做法：一者是实际保护运动。如防治污染、保护动植物、反对核扩散等；二者是为生态保护寻找一种理论上的依据。如从形而上学、认识论、宇宙论、伦理学等方面，认为关心环境不仅需要改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需要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这被称为“生态哲学”、“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从“深层生态学”出发，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因此生态和环保不只是科技的问题，也是人文问题，其中包含有价值观和信仰基础方面的重塑和修正。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理论都是先从西方传过来的，其实，西方深层生态学将问题的症结归根于西方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是基督教的教义，于是他们开始加以批判。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与自然是主仆关系，上帝赋予人支配和控制其他生物及事物的权力，这样人类的任何作为都是理所当然的，从而激起人类最大的剥削性和破坏性的本能。当代西方批评家赫胥黎（A.Huxley）也曾说过：“比起中国道家和佛教，基督教对自然的态度，一直是感觉迟钝得令人惊奇，并且表现出专横和残暴的态度。他们把创世纪中不幸的说法当作暗示，因而将动物只看成东西，人类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任意剥削动物而无愧。”所以要解决当今生态困境，必须重新树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于是，他们纷纷转向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去寻求答案。曾受佛教影响的环保人士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诗人斯尼德（Gary Snyder）。他广读铃木的著作，并且在日本习禅十年。他说：“草木和动物都是人（people）”（这其实就是中国佛教所说的“无情有性”）。斯尼德提倡自然界的一切万物也有其基本权利，如动物有“动物权”，草木有“草木权”，他也相信草木有“解脱的潜力”。与斯尼德相似，艾肯（Robert Aitken）也是一个习禅的生态学家，他认为“人类和非人类（non－human）的万物之间不应有隔阂，一切众生，包括草木皆处于开悟的过程中。”在他的环保伦理观中“瓦石和云都有其生命权”，人类只有“无我”与“忘我”，才能与万物建立亲密的关系。

所以，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之路怎样走，不但取决于我们对生态的关心，更取决于我们对生态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