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对有关政治事务思考的过程中，政治与道德经常被我们理所应当地放在一起思考：要么政治权力被道德化，这是人们对于政治良性运转的期许，即少一些阴谋、诡计，多一些善意、正义；要么我们把个人义务所呈现出的集体性向度考虑成一种政治参与的扩展，好人、善良的人去参与政治、造福大众。实际上，政治与道德二者根据各自的定义与目的，分别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而它们的分隔也是在哲学史的演变中逐步出现的。这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政治与道德在东西方的分离或分裂，同时又表现出对于二者相悖的担忧，试图从不同的切入点分别修复（第一篇）、超越（第二篇）抑或改造（第三篇）二者的关系。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典型代表了古代人与现代人在政治哲学上重大分野的话，那么他们对政治与道德的诠释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开端。在柏拉图[i]与亚里士多德[ii]的论述中，政治与道德是互相依存的。但是随着现代政治的降临，即对于个人自由、国家政治的重新解释，道德就不能够进入到政治建构中，也就是说，如果让每一个人先变成道德完美无缺的公民之后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政治共同体就永远不会出现，因为现代性政治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即使个人道德再差，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这样来看，政治也不再是为了城邦的幸福，而是通过保护诸多个体的安全进而合法行使权力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手段之下，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有必要残酷（ferocità），这与道德问题不相关，而只是将恶引入到了政治问题中。如果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所谓的“德性”（virtù）是一种完成政治事业所要的能力的话，它与现代基督教长期主流对于德性的道德感则完全不是一码事，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又有一点像古人，在他的书中也会出现亚里士多德式的“审慎”（prudenza），超越普通人性界限的能力（《君主论》，第十八章）。所以说马基雅维利谈论道德，只不过他追思的是古代道德，而他所谈论的政治则是现代性的新事物。列奥·施特劳斯曾言，霍布斯在马基雅维利发现的大陆之上建立了他的学说，霍布斯对于道德与政治的论述，其最大的创意在于引入了契约与法的概念，即一种全新的政治设计。但是我们依然应该看到的是，霍布斯所引入的“利维坦”并不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更不是一个道德家（moralist），而是一个现代代表制国家的象征，一个具有信仰（foi）的英雄以及法律的化身（law）。在这里，信仰其实与道德也无太大关系，一个人信仰上帝与他的所作所为，往往有太多的不一致，剑桥学派的拉斯莱特在“洛克的《政府论》导读”中，不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中的洛克吗？其实对于道德判断的拒绝，在17世纪、18世纪已经构成了推动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手段，荷兰医生曼德维尔不是写过那本有名的《蜜蜂的寓言》吗，个人的恶成就了公共的善，这种经济哲学的思维深刻影响到了后来的亚当·斯密[iii]以及马克思在政治哲学上的建树，只有卢梭还在对人最单纯的善良而坚持着，他在《卢梭评判让-雅克》中严厉指责着这个“恶人”（Mandeville, man devil）。可见政治与道德在现代性初期之间的关系，由于“古今之争”在政治领域中的继续，显得并不是那么简单，但是现代政治、现代国家确实是被孕育出来了了，最佳制度这个问题到了卢梭那里也看似有了较为满意的答案，而道德能否像政治一样成为一种范式，如何建构政治中的道德伦理则，这些就成为了20世纪中叶以后政治哲学最为关注的要点。

马克思作为彻底脱离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这种尝试在其青年时期（1883至1884，从巴黎定居到《共产党宣言》的起草完成）就已经显现无疑了。马克思从来没有探讨过道德，就连对资本家的剥削、工人工作环境的恶劣，马克思也毫无道德批判（反倒是恩格斯对此格外关心）。如果不引入作为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所具有的思想或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的话，青年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所谓“超越”远远不是真正的超越，而更多的是将政治-社会关系的一种简化。反倒是黑格尔将道德（ Moralität）与伦理性（Sittlichkeit）的分离，使得道德与政治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道德作为“是然”（sein）存在于个人自律的范畴，而政治中的伦理性则是属于“应然”（sollen），应用于公共事务之中。马克思对道德的置而不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黑格尔的传承，因为黑格尔已经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才有了马克思对于代议制民主、宗教当然还有道德的不讨论。在黑格尔的“理性的狡黠”理论中，在历史迈向绝对精神、实现当下普世性（法、制度、国家等等）的过程中，黑格尔就已经超越了善向恶的妥协、理性与利己主义的混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其实他们所论述的个人道德，完全是一种纯粹内在的、唯心的道德，是缺少“有效现实”（Wirklichkeit）的道德。他们不是用道德评判来将善恶分离，而是依照正确适当的行动、人在社会之中的时机以及偶然性来还原善与恶的。

关于中国政治哲学中“内圣外王”，其本身就首先是一种道德诉求，而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则是为政治关怀披上了一层道德的外衣。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政治，在经典中大多时候指的是一种君主的“统治术”或“治理术”，道德也仅仅局限于君主个人的德性，所以道德与政治的张力仅仅是一种上层的张力，不触及整个社会的问题。而在当前的现代社会中，公民作为政治主体之一，如何应对这个原本属于君主的问题，是儒家思想在新时代所遇到的问题，即是否只有成为君子的公民才能够参与政治？对于个人美好道德的信任，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对于性善论的推崇，即孟子的思想，而孔子对人性善恶基本上是持不讨论原则，认为善与恶完全是后天的培养与环境的熏陶。所以这样来看，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直以来都是道德优先而轻视作为管理的政治。久而久之，当我们遇到制度、法律、民主等一系列现代性名词的时候，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政治空间，让儒家的道德观可以发挥其积极地作用，如何让君子成为自律、负责任的公民，这同样是在儒家思想改造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

从古代到18世纪末，道德所思考的一直是关于善的问题，而政治则致力于对于正义的推崇，往往我们可以说强者思考善恶问题，弱者倾向于优先思考正义、公正问题。而如何能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张力中，思考一种有效的个人伦理秩序（保罗·利科），而又不陷入功利主义的误区，并且赋予道德以实质的内容，这是我们在这阅读完这三篇文章以外所要继续思考的。

评议人简介：

杨嘉彦，南开大学法语系、国际政治系，获文学、法学双学位。后于巴黎索邦大学（巴黎四大），历史系获本科学士学位、哲学系硕士学位（政治哲学方向），同时获巴黎先贤祠索邦大学（巴黎一大）法国大革命研究所专业硕士学位。现继续攻读巴黎索邦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法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和法国当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