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  言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的8.0级特大地震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一时间，举国上下，世界各国，不分种族、信仰、政党、地区和国籍，纷纷行动了起来，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全球聚焦中国，普世为灾民和救援人员奉献爱心、祈福祝愿。

灾情发生后，在抢救生命的志愿者中出现了宗教界人士的踪影，在运送发放救灾物资的队伍中更有宗教界朋友们的身影，在灾后心理救援行动中也有宗教界心理辅导员的温馨疏导。无论是身着袈裟的尼姑、道长、和尚，还是身穿会服的修女、牧师、阿訇、神父，抑或一批批平信徒志愿者，大家踊跃参与，不分先后，奉献爱心，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救援故事。

面对天灾人祸的灾难危机，尤其在自然灾害面前，紧急援助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宗教及其慈善公益组织不但能够提供物质援助，而且更能发挥其自身优势，进行有效的心灵安抚和心理创伤治愈，为灾后的社会稳定、灾后心理辅导以及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在任何灾难危机中，面对死亡及幸存者的创伤治愈，仅仅物质援助还是不够的，如何强大的人力、物力和组织也无法替代宗教信仰层面的终极关怀作用及其为幸存者带来的希望。同时，在危难人道主义的紧急援助中，社会大众通过宗教团体及其公益组织的热心参与能发挥很好的表率作用。如果政府给与其足够的服务空间和支持力度，既能带动社会更多人积极参与，又能减少政府压力，稳定社会。本文拟结合进德公益在四川赈灾、天主教社会训导及其全球性明爱救援组织的模式为例，与学界和教界同仁分享探讨，并愿与佛教界同仁多些交流，以期为我国宗教界在当今社会的社会服务以及公益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一些参考经验，引起社会各界的思考。[ 海峡两岸天主教和佛教间一些友好交往的故事在海内外一直传为美谈。一次，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基金会支持河南漯河教区10名神学生2.5万元的学费。前不久，进德公益听说都江堰普照寺严重受损，尼姑师傅们无处栖身，进德梯队立即为尼姑庵送去了两顶大号帐篷。之后，进德公益又为都江堰普照寺的果正法师捐送过一批食品和日用品。据星云大师曾介绍，“在台湾佛教低潮之时，高雄教区的单国玺枢机不但尊重佛教，而且只要佛光山举行重大活动，枢机每次必到。”因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单枢机推动下，2006年，为表彰星云大师八十年来努力不懈弘扬佛法，推动天主教与佛教间的友好交往以及对社会的卓越贡献，台湾辅仁大学为星云大师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星云大师在天主教真福山的奠基礼上即席捐献500万新台币。在创办慈济前，三位修女与慈济大师的分享交流；台湾美籍名嘴丁松筠神父选择到寺庙坐禅避静。

二、进德公益在四川地震赈灾救援行动中

四川地震发生后，进德公益一如其他宗教界同仁朋友一样立即行动了起来。在海内外积极为灾区人民募捐筹资的同时，进德公益迅速组织了一批修女神父组成的志愿者梯队奔赴灾区一线，并在成都设立了“进德公益驻蓉赈灾办”，具体协调向灾区提供赈灾物资，提供心理援助，跟进重建项目等工作。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进德公益在灾区已做和正在做的工作：

（一）派出志愿者梯队，保护羌族文化

1、5月和6月先后向灾区派出了3批志愿者团队和6批慰问团，18个修女会加盟派出了大批修女志愿者。

2、7月12日和10月12日，进德公益曾三次为进德心理援助志愿者举办专业培训，在四川绵阳和安昌设立了“进德公益心里援助驻绵阳站”，协调为当地灾民安置点的长期心理援助及其他服务。

3、积极支持保护北川羌族文化项目，参与羌族年的文化庆祝活动。

（二）赈灾物资：

1、5月下旬和6月初，三次为四川七个县市24个乡镇的52,400多灾民提供了价值12,619,517.60元人民币的三批6,550顶帐篷；8月，一次为重灾区汶川1万多山区灾民提供了价值3,465,000.00万元的1,000顶过冬帐篷。

2、为重灾区汶川和北川县4.3万多灾民提供了价值3,311,042.44万元的大米、食用油、药品、日用品、折叠床和文具等；如为北川帐篷内的孕妇、老人和中学生提供援助。

3、目前，正在为北川上千名学生和和灾区三万多灾民筹集价值260万元的16137 套过冬被褥或棉衣。最近，为救助一些偏远区域的灾民，进德公益驻蓉办和进德心理援助驻绵阳站已经为北川的九州板房学校、民族中学、禹里乡、陈家坝乡；平武县的平通镇；青川县的红光乡；汶川的水磨镇的灾民提供了被褥援助。

（三）重建项目：

1、为绵阳精神病院修建了严重受损的水塔；

2、在绵竹、安县秀水和彭州三地援建了多功能板房，供当地灾民平日公益活动和教会主日分别使用，共投入23.2522万元。

3、目前，正在平武落实造价390万人民币古城老人院的重建项目，并为北川、青川和平武三地灾区的一些乡村诊所重建和设备筹资。

三、进德公益的仁爱理念

（一）进德公益因紧急援助而创办

1997年，鉴于一些遭遇天灾人祸中的个人家庭的求援申请，为回应其危难急需，进德公益在石家庄创办。从成立至今，个人家庭紧急援助和自然灾害赈灾救援始终都是进德公益的重要项目。可以说，因为关注天灾人祸危机中的个人、家庭和社团的急需，进德公益才应运而生，并以有信仰背景的NGO/NPO的身份开始了其专业的社会服务。[ 今天已经从当初的紧急援助项目扩大到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项目等八个范围：紧急援助、社会发展、安老服务、助学金、教育培训、防艾办、反拐卖项目和受托项目。]

对于内地没有经济条件上任何保险而又突遇天灾人祸的贫穷个人和家庭来说，从数千元到上万元的资助，虽然数量有限，但可谓雪中送炭。其榜样带动和鼓励作用远远大于援助本身的价值。在人遇到危难时给与的哪怕一点爱心，不仅仅是爱，带去的更是希望。

进德公益虽然是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公益组织，坚持“笃行仁爱，践行信仰”的宗旨，奉行不分信仰、性别、民族和区域的服务原则，但绝对不以皈依信仰作为合作及资助的先决条件。

（二）倡导公益文化理念

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背景的NGO/NPO，身处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进德公益倡导和推动发展宗教公益文化建设，以仁爱见证自身信仰，淡化宗教色彩影响，突出社会公益理念。因此，进德公益只代表教会，联合社会各界力量，专注于从事社会公益事业。通过参与专业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各种社会发展项目，以爱心服务社会人群，为构建和谐的现代文明社会做贡献。

进德公益在起初创办阶段曾经包括过“牧灵照顾”项目，但根据天主教的社会训导精神原则和中国国情，并参考海外教会救援组织以及社会公益服务机构的模式，进德公益停止了参与资助传教牧灵性的教会项目。一个专业的社会服务身份将是进德公益的发展方向。

在这次四川大地震后，进德公益只为灾区教会修建了三个临时活动板房，三个板房也同时要为附近社区居民的社会公益活动聚会开放，提供服务。三个板房造价相对于进德公益救灾援助投入仅有1%的比例。

由于进德公益在海内外教会的影响，也收到一些为地震灾区教堂重建项目的捐献，进德公益每次都将这样有清楚意向的捐献及时转给专门负责教会项目的“定汉基金”来落实。

以前，修女志愿者身着会服深入灾区一线服务，非常受欢迎。修女们和尼姑师傅们曾经被社会媒体誉为灾区一道亮丽风景线。虽然四川省宗教部门致函河北省有关部门感谢进德公益的赈灾工作，但在灾后一段时间，进德公益及其服务因本身的宗教背景以及媒体炒作等原因一度受到了个别部门的质疑并保持了距离。

为避免社会的误解，消除有关部门的顾虑，从7月20日开始，进德公益为之后赴川的志愿者规定：为避嫌疑，一般不着修女会服、不参与当地的宗教活动。实际上，嫌疑虽然是避了，但对于所服务灾民却是一个损失。因为身着会服的修女们的本身就有一种亲和力，是希望的象征和关爱的体现。尤其为那些丧失亲人的妇女和孩子，修女们的临在、倾听和陪伴的慰籍作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推动多元合作

进德公益立足河北，面向省内外，服务各地，与海内外各界广泛合作。

进德公益从创办之初至今非常重视内地合作者，每年都收到大批内地教内外朋友及善心人士的慷慨捐献。《进德通讯》和进德网上的“芳名录”透明化地纪录了个人和组织的捐献数量。进德公益欢迎海内外社会各界无条件的爱心捐献，尊重任何个人或机构的捐献意向。

进德公益98%以上的赈灾项目都是通过与各省市县三级政府有关部门和灾区乡镇合作落实。但个人家庭紧急援助项目则主要由进德公益自己实施。比如那些无医疗保险而突遇天灾人祸（急病和车祸等）的贫穷个人家庭，凭当地村委会或街道或宗教团体负责人的推荐证明给予部分资助。

进德公益坚持与所有海内外合作伙伴彼此尊重与平等合作的原则。德国明爱是进德公益多年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今年5·12大地震后，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韩国、卢森堡、波兰、葡萄牙、瑞典、英国、西班牙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明爱组织一起参与支持了进德公益在四川的赈灾救援。

不管海外朋友和组织的捐献数量有多少，其理解与合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捐献本身。这标志着十多个发达国家的教会以及亿万明爱捐款人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同情中国、理解中国、支持中国，欣赏中国政府及社会对地震灾区做出的积极回应，这是海外教会愿与中国人民同行的友好表示。同时，这样的公益善举，不但推动了中外民间外交，也推动了一些国家政府与我国的友好往来。比如，在这次地震救援项目中，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政府通过进德公益为灾区捐献帐篷。德国总统看过电视报道后，致电德国明爱，表示非常赞赏其政府和德国明爱合作支持进德公益在四川的赈灾工作。

当然，中国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及成功发射载人飞船之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陆续调整了对华经济援助政策，致使当前在海外筹资面临新的困难。比如，德国和英国政府分别在今年9月和10月明确表示将停止对华经济援助。但众所周知，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同领域和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国内还有数亿人每天消费不足一美元。即使如此，海外合作伙伴普遍表示，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有限，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目前为中国社会公益项目筹资相当困难。

一方面，这需要政府和民间合作加大海外宣传力度，帮助海外大众真正了解和认识真实的中国。另一方面，急需加强内地的筹资力度。当然，这需宗教主管部门和学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为有信仰背景的公益组织提供更多宽松政策上的支持、更大服务空间。至少需要为其提供公开筹资、减税发票和服务发展的机会。

四、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及其全球性的明爱组织

天主教的慈善仁爱精神和实践，由来已久。在天主教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传教和社会服务始终都是两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和领域，二者均源自耶稣。两千年来，无论在信仰、传教，还是社会训导都形成了一系列神学思想体系及其社会理论体系。近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新的《天主教教理》以及传统的《天主教法典》对于社会服务、社会公益事业都有详细的论述和规定。

在普世教会层面，全球范围、全国范围、教区范围，甚至小小堂区范围的天主教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多不胜数。其中，明爱是天主教普世性最大公益慈善机构联盟。明爱的社会服务模式不但对中国教会，而且对内地兄弟宗教团体和社会都有借鉴和思考的价值。

（一）明爱服务的三个主要领域：
1、紧急救援：当灾难发生时，明爱将调动全球性赈灾资源向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如食物、药品、帐篷、被褥等。

2、可持续性发展：医疗卫生、健康、教育，尤其长期可持续性环境发展保护项目。

3、和平建设：在那些发生战争的国家和地区，明爱总是通过宗教对话站在最前沿来推动当地的和平与修和。

其实，明爱的服务非常广泛，形式很多。既有社团中心和国际救援机构，也有老人之家、各种培训教育机构、艾滋病关爱机构。明爱“代表世界上十多亿天主教信友，为穷人、受伤害者、被遗弃者提供各种帮助”，并致力于减少世界上的贫穷和社会不正义现象，倡导为建设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合作努力。

（二）国际明爱及其会员

国际明爱实行会员制，虽然国际明爱在全球范围内有162个国家性或地区性的明爱成员组成，但其服务的区域范围远远多于162个国家或地区，而且，强调不区分种族、不区分宗教信仰、不区分性别和国籍等。

每年明爱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服务2.4亿人。明爱有4万全职员工，12.5万志愿者。（这些数字不包括德国明爱的40万全职员工和40万志愿者）。明爱组织的联合周转资金超过55亿美金。

国家性的明爱成员都归属在国际明爱的大伞之下，属于会员关系。但各国明爱的管理和经济都是独立的，有当地主教团、教区和堂区独自治理。

国际明爱的总部设在梵蒂冈，但在纽约联合国、日内瓦、罗马和巴黎都派有代表。其中在联合国、日内瓦和梵蒂冈还设有办公室，协调与国际社会以及各国明爱在紧急援助和各种社会服务项目上的合作，包括全球变暖的环境保护问题。

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发生重大危机灾难时，国际明爱将牵头协调，能调动全球各国明爱筹集的资源，不但分享资源，而且可以集中支援。如2006年的东南亚海啸，仅国际明爱就为其筹集了45亿美金（当时折合342亿元人民币）。

国际明爱分为七个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中东和北非、北美洲、和大洋洲。他们通过共同工作来促进跨区域性的活动及合作。

国际明爱的治理：每四年时间，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明爱成员代表齐集梵蒂冈，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回顾和评审，并且进行新的预算。在每四年的大会中，代表们选举一个小组，称为执行委员会，服务四年时间，来管理和组织明爱的活动。大会同时也选举一位国际明爱主席、秘书长、总会计和七位区域主席。这个小组和观察员们一起组成办公处，负责全部的领导和管理工作。

（三）出色的专业社会服务

普世天主教在各国有一些非常特色强项服务。如目前全球范围内24-26%的艾滋病关爱机构及组织为天主教慈善机构开办或负责。为此，前任联合国前任和现任秘书长安南和潘基文都曾感谢教会在防治和关怀艾滋病患者方面对人类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

与此同时，各国明爱和各地明爱的服务重点也有不同。如，德国明爱作为全球最大的明爱组织，一直非常重视紧急援助和安老服务等；英国明爱的艾滋病关爱项目则非常出色。法国明爱的总预算国内占80%，海外援助仅占20%。

如果瑞典明爱为海外合作伙伴能够筹款10%，那么，瑞典政府将提供其余的90%。当然，瑞典明爱与海外受助合作伙伴要有三年以上的成功合作经验，而且，受助方提供相关的审计报告、中期和完工报告等。因此，明爱项目没有传教性质的项目，只限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等范畴。

西方发达国家政教之间成功地通过类似明爱等有信仰背景公益组织在本国和海外所展开的社会服务模式，既发挥了不同宗教团体的优势，也减少了政府部门的压力，政教在公益事业上都有事来做、消除了双方的矛盾，实现了政教和谐、社会和谐、人群和谐的目标，开创了一个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皆大欢喜局面！为文明社会建设做出了贡献和榜样。

五、参与灾后心理重建，迎接挑战

唐山大地震后，当时内地拒绝海外援助，又无心理援助，所以，多年来唐山一带的自杀率和抑郁症比率都高。台湾大地震十年之后的今天，当地仍然有因地震创伤引起的自杀案例。因此灾后心理重建（心理救援、辅导和干预）一如紧急援助和灾后重建一样非常重要。

在参与灾后重建项目的同时，进德公益也特别重视和参与了四川灾后心理重建。这期间进德公益曾经遭遇过被误解、怀疑和不信任的境况。在经历了重重困难考验后，尤其在了解、目睹和经历了进德公益梯队专业和耐心的爱心服务后，灾区政府终于慢慢认同和接受了进德公益的奉献服务。

灾后心理创伤引发的症状问题一般在2至3个月时表现出来。因此，在汶川地震发生两个月祭之日，也是绝大多数志愿者陆续撤离了灾区之时，7月12日，有60多人报名参加的“进德心理援助志愿者”专业培训活动在石家庄拉开序幕。[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北川羌族同胞颜世富教授、美籍华人临床心理咨询师杨鸿涛博士和德国明爱的心理辅导专家Inge Missmah女士分别结合他们参与美国纽约9·11和印度洋海啸以及巴基斯坦大地震后心理辅导经验，并结合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为进德志愿者学员提供了一系列专业的培训。] 经过短期强化训练和筛选，由一批持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学员组成首批进德公益心理援助梯队立即奔赴灾区，“进德公益心理援助驻绵阳站”随即成立。

在汶川地震发生第5个月的祭日，进德公益第二批心理援助志愿者经过两次培训、测试和筛选，于10月12日被派往灾区，接替第一批心里援助梯队。这个梯队以及陆续递补的志愿者将根据灾区需要，开始1-2年的长期服务使命。

在社会各界优先关心灾区中小学生和普通乡亲的同时，对灾区干部和教师的关心和心理疏导却有被忽视的现象。其实，他们和普通灾民一样也属于急需获得心里援助的群体。

10月3日，北川县委农办主任兼救灾办主任董玉飞在其暂住地自杀身亡。董玉飞既是震后一位幸存者，但也是第一位自尽轻生的北川干部。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侄儿、弟媳。北川县委认为“地震中独子遇难、工作任务繁重、抑郁症”是导致其最终选择轻生的三大主要原因。[ 董玉飞在留给他弟弟董卓锴简单遗书中这样说，“卓锴弟：抗震救灾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我走后，父母和嫂子只有难为你一人多加照顾了。跪别父母、岳父母。”  吴伟，“北川自杀者董玉飞”，2008年第30期《新世纪周刊》。]

5·12大地震中北川党政干部遇难470人，幸存的干部大多数也失去了亲人。除亲人亡故、受伤致残、财产损失以外，“县址未定、板房潮湿、一贫如洗、工作沉重和二度受灾”等几大压力让当地大多数干部疲惫不堪。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即使法定假日也不例外。 另外通过对北川300多名教师的调查显示，教师群体70%有丧亲经历，症状反应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其中24%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25.5％有抑郁倾向。我们对北川中学93名教师的调查更表明，在同一所学校中，教师出现PTSD的比率(27%)和严重程度（36.52分）明显高于学生（24.%；32.55分）情况。[ 引自中科院心理所驻绵阳心里援助站和进德公益驻蓉办合作项目背景资料。]

显然，灾后心理辅导不但为普通灾区乡亲需要，而且，为各级干部、教师、学生、老人和孩子也都很有必要。同时心理援助还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工程，因此，这就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关心、支持和参与。2008年11月12日，汶川大地震半年祭日，“北川首期心理援助学术与管理论坛”在绵阳安昌举办。论坛讨论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倡议成立“北川心理援助联盟”的建议。进德公益通过与基层灾区、灾区妇联、中科院心理所、各地大学心理学系及心理援助组织的交流合作，共同服务、非常欣赏和支持这种联盟方式。合作将有益于节省资源，相互补充，相互帮助、相互提高，将有效更好地为灾民提供各种心理援助。

有信仰背景公益组织在灾区参与心理重建从其身份和专业上有其巨大优势，其无私奉献的爱心精神，最为灾区乡亲们称道。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心理援助绵阳站站长史占彪博士8月15日曾这样感叹分享：“我们有的是专业，但你们（修女）有的却是爱！”从大家对宗教界神长的态度，其信任、尊重和依赖可见一斑。

但鉴于其宗教身份带有敏感性又会影响其服务，一方面需要更加开放的政策，一方面，有信仰背景组织也必须严格约束自己。个别宗教团体曾经一边传教，一边服务灾民，这不是有信仰背景公益组织的专业服务原则。当代天主教会的社会训导反对利用爱德行为扩充宗教。因此，进德公益坚持笃行仁爱，践行信仰的宗旨，但绝不附加信仰条件，不利用公益事业而从事传教活动。

在特大危机灾难或自然灾害发生之时，目前我国内地宗教团体及其公益组织各自还没有培训出一批专业的医疗救护和心理援助志愿者梯队，可以第一时间驰援灾区。

进德公益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组织和派出的志愿者梯队还不够专业，也缺少组织和协调经验。经过三十多年的空缺，一批研读心理学专业的神父、修女和教友正在海外研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有的已经学成回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宗教团体都能培养一批相应专业人才，能回应社会发展和灾难危机的需要。

结  论

灾难发生后，宗教人士可以不出现，但那并不意味遭遇天灾人祸的个人、家庭和团体就不需要宗教了，或者人们不需要宗教信仰力量的慰籍。政府和民间为灾民提供基本生活保证方面的援助非常重要，但仅仅物质援助还无法满足人们心灵的需要。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慈悲力量、大爱力量及其终极关怀为遇难者及其家人能起到有效治愈作用，带来希望，重振信心。

中国佛教在两岸三地都有优势，尤其政府相当重视和信任，民间大众喜欢，又拥有众多的佛教信友。如果说，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属于少数的话，那么佛教理当是中国的大宗教。2006年海啸发生后，两岸三地的佛教界朋友一天就为印度洋海啸灾区募捐到近千万元。这次四川大地震，佛教界朋友再展宏图，为四川捐献两亿。台湾佛教界的四大山头（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带领的法鼓山、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及惟觉老和尚坐镇的中台禅寺）都及时作出了回应。慈济功德会深入灾区基层的连续耐心服务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相信宗教团体之间通过交流分享，大家既能受到鼓舞，也能彼此受益。当然，若能加强教内和苦熬宗教之间的彼此合作，其见证信仰的服务力量和效果更佳。

宗教团体的救助是危机灾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其自身力量之外，还有更大的感召力量，可以带动周围的社会人群，起到模范推动作用。因此，宗教在应对灾难危机时的作用如只从其数量和力量看，一定有限，但其社会性的“教化作用”、“感召作用”以及“安抚作用”要远远大于外在的数量效果。

不同宗教信仰都赋予了其团体的服务他人、救死扶伤和贡献社会的责任义务，而且还形成了社会服务的优势。宗教及其有信仰背景的公益组织为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危机灾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近日社会有目共睹。当然，在研究这样的现象同时时，不应只注意和重视物质层面和捐献数量。其实，这种政府资助、监督，民间实施落实的模式，即很多国家政教愉快合作服务社会群体的体制，受益者不仅仅是受助个人、团体、社区，还有施予者——政府和宗教团体双方。因为一方面，从人生信仰追求上，的确“施比受更有福”（宗20：35）；另一方面，宗教不但有安定人心的作用，也有安定社会的功能，政教双方在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危机灾难中的携手合作，既可解决了社会危机问题，而且还充分地发挥了宗教服务社会人群优势和稳定人心的作用，社会当然和谐，人们当然满意 [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都乐于支持宗教团体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现代文明社会服务机制。其实，宗教团体既能动员大批人力、组织大量物力积极参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紧急援助以及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也能筹集大量资金，兴建教堂寺庙，传教救人。二者都值得执政者来说思考。] 这些成功的经验模式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尤其为构建和谐文明社会的今日中国以及各个宗教团体自身都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