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乘佛教积极救世利人精神的极力弘扬，可以看作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佛教界最强大的声音。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佛教界对佛教慈善事业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

其一，慈善事业被看作是“佛教的基石”，也是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的工作。

思归子是1925年圆瑛和转道、转物等在泉州开元寺创办的佛教慈儿院的主要负责人。从1925年到1947年，慈儿院每年的收养从数十人到数百人，教养兼施，取得了显著成绩，赢得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作为泉州慈儿院教养兼施的亲历者，思归子深切地体会到，以往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存在着严重错解，以为佛教的唯一本旨，就是教人了生脱死，发心学佛就是唯依教奉行，以了生脱死为唯一之目的，除此以外，皆落第二义，完全将慈善工作排斥在外。其实，真正的佛教包括世间与出世间法，大无不包，细无不摄，备具无量法门，“何得谓佛教不应有慈善工作，所以五戒十善，名为人天乘教，可知佛教基石，即在慈善。”慈善工作，“正为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工作”，“不但为利生本怀，亦即为成佛正因。出家佛教徒应尔，在家佛教徒亦应尔。苟不尔者，便非佛教徒，亦非佛教。”

其二，慈航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教育、慈善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的观点。

慈航肄业于太虚大师所主办的闽南佛学院，长期追随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是太虚佛教革新思想最重要的继承人和推展人之一，并长期在东南亚地区弘法利生，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慈航于太虚大师去世后，在马来西亚接法于圆瑛，从而成为与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激进与保守两大派系均最有关系人之一。

长期的佛教革新与海外弘法经验，使慈航最深切地感受到，振兴中国佛教最急迫的，是文化、教育、慈善3方面的工作，缺一不可。他在1948年春季离开南洋赴台开办台湾佛学院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推行佛化，是佛教徒的唯一责任。然而，佛化究竟要怎样去推行呢？我平常有3个口号，就是‘文化、教育、慈善’。因为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我很希望今后的佛教徒，特别是在座的诸位，应从这三方面去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效果。我们要知道：‘人类如果不努力消灭战争，那战争一定会消灭人类的。’所以我们佛教徒应有悲天悯人的心，来救人救世，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将慈善与文化、教育同等看作是现代中国佛教的“救命圈”，不仅是慈航个人长期弘法利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觉继承和推展太虚、圆瑛两大亲教师之弘法利生业绩和精神的最集中表达。作为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太虚虽然一直大力提倡佛教慈善事业，但他留给后人的最辉煌的历史，无疑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而圆瑛作为相对保守的大多数传统佛教寺僧的领袖人物，从民初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上世纪20年代开办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积极鼓动和支持佛教慈善事业，到抗战时期组织和支持成立上海抗战救护队，并使宁波佛教孤儿院和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一直成功地保持到40年代后期，使他在弘扬大乘佛教的救世利人精神和提倡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上，作出了突出的成绩，赢得了海内外和教内外的广泛赞誉和景仰。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以太虚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圆瑛为首的保守派有着许多恩怨纠葛，但是，中国现代佛教史正是一部各派相争相摄而互动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互动，现代中国佛教从而能够稳步地向前推进。慈航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作为现代佛教的三大救命圈，正是对现代中国佛教两大传统的最好结合与最有力的弘扬。也正是通过他的历史性传递，使1949年后的现代台湾佛教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中心实现了历史性的复兴与繁荣。

1912年开始的中国佛教适应时代新要求的艰难探索，是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之后所进行了另一次历史性的走向现代形态的历程。与明清及以前的中国佛教相比，这是一个崭新的佛教历史现代形态。从此以后，如同中国社会不再可能回到封建时代，中国佛教也不可能再回到古代的传统形态，而只可能历史地、必然地推进现代形态的发展。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之发展是可以坐享其成的。历史不可能倒流，但可以衰变。中国佛教现代形态的未来发展，需要一大批如赵朴初、印顺、星云、证严、圣严、惟觉式的人物，能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欧阳渐、太虚、圆瑛、慈航等现代佛教先辈们所开创的现代佛教传统的佛门先进。这其中不可轻视他们都非常强调的现代佛教慈善观念。将慈善事业既看作是佛陀教化、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目的和弘法利生之主要手段，也看作是作为国民的佛教徒所应尽的义务。这是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返本开新”的重要体现，也是留给当代中国佛教走向未来的贵宝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