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的最后一天，国内外媒体热切关注的少林寺“上市风波”，尘埃落定了。曾经激烈的各种议论、担心、道德义愤，好像也一并消失了。

　　登封市政府明确表示，不论合资公司是否上市，少林寺的正当宗教行为不会受到限制，宗教活动的正当权益也会得到有效保护。尤其重要的是，政府、少林寺、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三方，当日口径一致对外：少林寺“上市”纯系误读；少林寺不会上市，少林寺利益不会受损。

　　信仰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少林寺上市风波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少林寺上市、贱卖国有资产”？

　　且不说那些充满感情的批评，我觉得法学界的意见最值得参考。法学家的意见是，少林寺能否上市，完全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其上市后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少林寺的公益性。或者主张，谈及少林寺上市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它以怎么样的方式来上市。其方法有，一是通过与一个上市公司签长期协议，将寺庙的门票收入、维护等捆绑与上市公司签长期的合同。因为国家让寺庙收费是长期稳定的政策，不会随意改变。但寺院本身不能与上市公司直接签定合同。因为寺庙受宗教局、旅游局管理，所以这项合同不可能由寺院本身来签，最好有两家单位共同鉴定。

　　但是，其股权到底归谁？并不明晰。归国家、河南政府？还是归宗教局、少林寺？

　　法学界的议论很专业，也很地道，看出了少林寺问题的根子。这就是少林寺的寺产归属问题。它不是少林寺本身所有，少林寺仅有经营权和使用权。少林寺是国有资产，完全可以由政府加以配置、使用，甚至分配。所以，人们才认为河南登封市作为县级政府，无权处理国家财产。这就再次肯定了少林寺无形与有形资产的国家公有特征。同时，这也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少林寺门票经营权与名称权的管理与使用，虽然涉及宗教地位与功能主体性，但其问题的构成，却出自少林寺财产归属的界限不明，同时也是佛教、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界限不明。

　　信仰与法律交织为一体。地方政府利用寺院知名度成立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这是法律问题；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少林寺的价值绝不局限于商业评估。这是信仰问题。如果政府将宗教文化作为赚钱工具，则是突破了宗教信仰与商业伦理的底线。少林寺一但上市，它就成为股民之财产，不再属于佛教。那么，人们的佛教信仰将挂搭在何处呢？

　　寺庙不等于信仰，官商不是和尚

　　寺产的国有或公有，表明佛教信仰与政府市场没有界限，说明佛教僧团无法自理这份如来家业。

　　中国佛教是所有中国宗教中得益于改革开放最多者。但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其主体本非佛教，亦非寺庙，更不是佛教信仰大众，而是地方各级政府。这就在处置和使用佛教资源方面，当代中国早已建构了一种传统，这就是政府与佛教的长期合作。因为佛教与社会没有界限，寺庙作为国有或公有，参与这一合作本来就属常见。而佛教资源的这种存在与发展形式，其社会学实质，就是让每一信仰佛教的中国人能够不费成本地获得自己的信仰，从而避免了宗教神圣资源的稀缺性难题，使佛教信仰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信仰现象。

　　与此相应，佛教与国家社会之间也就没有了彼此的界限，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神圣化。然而，这也就使佛教信仰的实践与表达基础，同时获得了一种国有或公有的形式。本来是一个人的信仰生活的问题，却因为寺庙财产的国有或公有，成为了一个国家政府必定要关心的事情；而每一个单一的佛教信仰者，同时也把自己的信仰与寺庙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本来，一个佛教信仰者的宗教生活是否纯真，是否健康？实与一座寺庙的存废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少林寺上市的风波激荡，说明了如今中国人的佛教信仰乃与寺庙的存废、公私归属问题紧密关联。寺庙的存废、公私归属，似乎同时就是佛教信仰的存废与公私认同。寺庙的危机，同时就是信仰的危机。所以，民众争议的，是觉得长久以来的信仰或信仰象征被商业所玷污。于是，少林寺上市，才会严重伤害了佛教信仰者的感情，甚至有可能颠覆了中国佛教的基础。

　　一方面，人们强调，少林寺的财产不属于少林寺和登封市，少林寺属于公共财产，属于全国。另一方面，人们也主张，少林寺的有形与无形资产，分别属于国家或少林寺僧众，登封市政府无权将少林寺上市。然而，说到底，这少林寺的寺产究竟属于谁？却和当代佛教其他寺产一样，始终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安排。它们被高悬起来。谁也不能做主；谁都可以做主。关键就在于一时一事的利益博弈。

　　值得指出的是，佛教寺产的这种高悬状态，一方面说明寺庙僧团并非它的法人代表，另一方面也说明，所有的佛教信徒也不是它们的法律主体。而佛教寺产的这种高悬状态，往往会落空，最终制约着中国人表达信仰和实践信仰的方式方法。一个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寺庙成为了佛教信仰主体，而谁能够处置寺庙这种神圣资源的人，谁似乎就是佛教信仰的主宰。

　　信仰也有所有权的问题？

　　现代太虚的佛教革命，以寺产革命为中心，佛教民主为手段也是目的，即反对把寺庙佛教财产变为少数住持的私产，废除按法派继承遗产的制度，而要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公有，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各种佛教事业之用。太虚根据教制革命的原则，立意要消灭佛门圣地私人占有寺产的封建主义，确定寺产为僧众共有，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侵占，政府也不例外，且负有保护之责。这样，太虚和尚既为僧众争取了寺产所有权，也向政府提出了保护寺产的合法要求。

　　太虚的佛教革命最后失败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失败的后遗症，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出来。这是因为佛教的教产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并得到法律的落实。

　　如何配置与使用像佛教寺庙这种神圣资源，往往有政治、市场、习俗、宗教等多种方法。不同的配置与使用方法，当然就有不同的社会结果。一般而言，神圣资源的政治配置方法，就会因为它的公共权力特征，而使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无法实现个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表达，进而把整个国家、社会都牵扯进来，公然发生一些信仰偏爱，使人们不得不去放弃那些力求要维护、实践的纯真信仰，最后构成信仰变异。

　　少林寺自北魏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都是国家出资的宗教活动场所。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少林寺的土地归国有，使用权归少林寺僧众。历年来对少林寺的修整，也是国家文物局、旅游局出资，故少林寺的无形有形资产，无疑是国有或公有的。而在这次少林寺上市风波的争论之中，人们最反对的，似乎就集中在登封市政府无权处置少林寺这样的国有公有资产上面。言其违宪，何宪法之有？

　　对此，我一直在琢磨，政府处理国家公有的寺产，是否就是有违宪法上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既然是寺产公有，政府处置，情理之中。任何一级政府都可以自由处置。这就是政府官员们提供的自由信仰。所以，当人们忙碌于寺产维权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寺产的法律状态。这说明，在社会变迁当中，中国人宗教信仰的自由和纯真，似乎首先要始于宗教维权。

　　不过，这确实也有一个与国家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否相违背，以及与宗教政策是否符合的问题。如果人们的宗教信仰，首先就被局限于寺庙的门票，没有门票就无法表达信仰、实践信仰，这就大有违宪之嫌了。

　　“少林寺上市”风波，让我们看到了宗教资源的公益性质正在被异化。从表面上看，这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但从深层次来说，这是在左右无数公民的信仰方式。因为这种做法，其实是控制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神圣资源的配置与使用。神圣资源公有，其信仰方式就不得不表现为公有或国有。就目前中国人的佛教信仰方式而言，总不能把寺庙改造成为商业公司，使用政治的神圣资源配置方式，而使他们的信仰无处挂靠、成为一介游魂吧。

　　寺庙姓“公”，还是姓“佛”？

　　当代中国佛教的各类庙产，似乎就是垂死孤老的一笔无主遗产，早已成为各种社会集团势力觊觎的目标。

　　通过少林寺上市风波的思考，人们终于明了，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究竟是什么含义。宗教自由的真实含义，不仅仅是对宗教信仰的认可，而且还是对宗教信仰实践方法及其实践条件的认可。无论这个条件是实在的硬件，还是文化的软件，或者是宗教法制。

　　一个非常基本的常识是，任何宗教寺庙或宗教组织绝不是公司企业，绝不应该经商、上市。如果一个宗教、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连这种基本常识都没有，还能奢谈什么精神与信仰？

　　因此，佛教的寺产，无论公有、私有，它们首先是佛有。寺庙的法律归属，本来就应当是寺庙。否则，信仰私有，寺庙公有，这公私之间的空白如何填补？只有佛教信仰作为社会的建构，佛寺才会成为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佛教信仰才具有了社会的实践方式，而不会担心一个寺庙的存废，就会影响到一个佛教信仰的被颠覆了。

　　为此，我很赞同这样的意见，当代中国不能出现类似于宗教+商业+政治的现象与机构。现在不能有，今后也不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