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克莱因思想史文集》译后记[1]

张卜天[2]

雅各布•克莱因（Jacob Klein，1899－1978）[3]，美国哲学家，以阐释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传统，研究现代符号数学的本性和历史起源而著称。他1899年生于俄国，在柏林大学和马堡大学学习，曾师从哈特曼、海德格尔和胡塞尔，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来到美国，次年在马里兰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任教，直到1978年去世，1949年至1958年任圣约翰学院院长。生前出版的著作有《希腊数学思想和代数的起源》（Greek Mathematical Thought and the Origin of Algebra，The M. I. T. Press, 1968，英译本译自1934－36年发表的“Die griechische Logistik und die Entstehung der Algebra”）、《柏拉图的<美诺篇>评注》（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5）以及《柏拉图的三部曲：<泰阿泰德篇>、<智者篇>和<政治家篇>》（Plato’s Trilogy: Theaetetus, the Sophist, and the States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虽然克莱因的名声主要在古典学和政治哲学方面，但实际上他在圣约翰学院长期讲授科学史，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深深植根于他的科学史研究。他认为对现代性而言，科学中的革命比政治革命更有影响。他反复强调，在过去四百年里建立的数学物理学不仅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且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思想源于17世纪发展出来的一种“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观念。“普遍数学”并非对真理的呈现，而是发现真理的技艺。把程序作为目标本身，是现代独有的现象。现代科学与其说是对自然的理解，不如说是支配自然的技艺。现代科学的理性化主要在于方法的理性化，整个现代科学本身就是技术的。此外，“普遍数学”观念要求通过符号抽象来运作。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概念以及我们与世界的直接接触都是符号性的。我们的理性主义是一种符号理性主义，它是笛卡尔区分“心灵”和“外部世界”的真正结果。要想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必须从形而上学层面、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考察从古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的演变。

本书是雅各布·克莱因去世后整理出版的一本文集，原名为《雅各布·克莱因演讲与论文集》（Jacob Klein Lectures and Essays），此中译本出版时改为《雅各布·克莱因思想史文集》。国内学界对克莱因的了解往往仅限于他对柏拉图的解读、与列奥·施特劳斯和政治哲学的关系等等，但对克莱因思想的全貌，尤其是其科学史研究对他其他方面思想的奠基作用鲜有认识。《雅各布·克莱因思想史文集》最能体现他全面的思想，充分反映了克莱因广博的学识以及对根本问题的深刻洞察和把握，其独树一帜的研究思路和风格非常值得广大哲学和科学史研究者借鉴。书中近一半的内容与科学史有关，大都结合希腊数学及其形而上学背景，彻底回溯近代自然数学化观念发生的必要条件——古代数学的符号化以及整个近代形而上学体系发生的革命性转变。书中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堪称“神作”，貌似平淡的语句背后是克莱因那惊人的洞察力，其深刻思想的涌来每每让人猝不及防，而某些文章遽然的结束又给人留下意犹未尽之感，令我们不由得再三玩味。

鉴于克莱因的生平和思想在中国还不太为人所知，我选择了克莱因思想的美国研究专家伯特·霍普金斯（Burt Hopkins）20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雅各布·克莱因的哲学成就”，经作者同意译出前半部分附在下面。之所以节译是因为该文后半部分的内容过于专门，前半部分则有助于我们了解克莱因的生平。对全文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The Philosophical Achievement of Jacob Klein”. New Yearbook for Phenomenology and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11: 282-296。

【雅各布·克莱因有一部分独特的哲学成就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著名老师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但时至今日，他的大部分成就尚未像他的老师们那样为学术“界”内外所了解。据了解克莱因的人说，他名头不够响亮并非偶然。众所周知，他对装出教授的派头毫无兴趣，他在圣约翰学院的生活几乎排除了一切哲学席位和学术认可。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曾经邀请克莱因出任宾州州立大学资深教授的候选人，在1959年写给罗森的回信中，克莱因说：

……衷心感谢你提出这一建议。但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与圣约翰学院的关系不仅仅是在这里拥有一个教席。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血液已经融入了这所美妙的小学院的一砖一瓦。当然，（除死亡以外）未来会发生什么是不确定的，但是眼下，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不可能离开圣约翰学院。

一年之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写到了“克莱因先生对任何引起公众注意之事的那种特异的（idiosyncratic）厌恶”，讲到他们做学生时曾在柏林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中交谈数个小时“培养思想”，施特劳斯“突然放开嗓门大喊一声‘尼采！’看到克莱因先生果不其然地吓了一跳，不由得乐不可支”。

克莱因去世后，他的妻子说：“他对学术名声不感兴趣，也不想带学生。”罗伯特·巴特（Robert S. Bart）在其追悼会上指出：“如果有人当上他的学生，会受到他近乎残酷的对待。”了解克莱因的人大都认为，克莱因之所以具有施特劳斯所说的那种特异性，其原因既深刻又明显：克莱因关心的是学问，任何阻碍“那些向他学习的人自发产生思想”的东西，他都会天然地感到厌恶。在他看来，通常与身为“教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权威性”损害了学问的必要条件，不利于对未知的东西进行对话式的追问，因此他对名声和追随者都无甚兴趣。

但克莱因也受过很多正规教育，一度准备在德国大学体制中获得任教资格。他曾在俄国（利佩茨克，1908–12）、比利时（布鲁塞尔，1912–14）和德国（柏林，1914–17，马堡，1920–22）学习过。一战爆发后，由于在德国是外国籍，他不得进入文理高中学习，一位文理高中的教授对他做了拉丁语、法语、德语、历史和数学的私人辅导。德国占领他的祖国（波罗的海诸省）之后，1916年8月14日，他不再是外国国籍，应教育部批准，得以在勃兰登堡实科中学参加毕业考试。1917年3月27日，他通过了考试，从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实科中学毕业。1917年逾越节，克莱因进入柏林大学，学了六个学期的数学和物理学。1919年，克莱因在弗莱堡大学拜访了胡塞尔，打算跟从他学习，但找不到寄宿的地方。胡塞尔推荐他到马堡大学跟随保罗·那托普（Paul Natorp）学习。据克莱因的妻子说：“这项建议非常冷漠。当时学校有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他倒是不冷漠，但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在马堡大学呆了3个学期后，克莱因在哈特曼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黑格尔哲学中的逻辑与历史要素”（Das logische und geschichtliche Element in Hegels Philosophie）的博士论文，并于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年仅23岁！）。1924年到1928年，克莱因陆陆续续参加了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开设的讲座。1924年到1928年，他在柏林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教授进行研究。1933年，他已经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但因纳粹颁布的《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于1933年4月7日通过，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在文职部门工作，所以他未能获得任职资格。

然而，纳粹的法律并没有阻止克莱因从事教学或私人授课：从1932年到1938年移民美国，他靠私人讲授柏拉图和开设相关研讨班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1934年和1936年），他还在奥托·诺伊格鲍尔（Otto Neugebauer）主编的著名期刊《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历史的起源和研究》（Quellen un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 Astronomie und Physik）上发表了两篇长文，题为“希腊逻辑斯蒂与代数的起源”（Die griechische Logistik und die Entstehung der Algebra），施特劳斯将其直译为“Greek Logistics and the Genesis of Algebra”。此标题无疑准确描述了文章的内容，却未能真正揭示其创新性。施特劳斯的评论在今天看来甚至比51年前（即1959年）更为贴切，他指出，克莱因的工作：

远不只是一项历史研究。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我们把它纯粹视为一项历史工作，在当今的哲学史、科学史或一般的“思想史”领域，也没有一项工作能在内在价值上与之比肩。事实上，这一点的一个迹象（而非证明）是：如果根据引用数量所做的推测是可靠的，那么读过它的人似乎不超过六位。

这一评论之所以今天看来更为贴切，是因为它是在埃娃·布兰（Eva Brann）将克莱因的这项研究译成英文之前9年做出的。在译文出版（1968年）后的44年里，读它的人的确比施特劳斯提到的多了几位，但还远未获得其创新内容所应得的那种学术认可。和克莱因名头不够响亮一样，这也不是偶然的。布兰的翻译无疑使克莱因的这本通常所谓的“数学书”（Math Book）免遭遗忘。虽然它把克莱因的学术德语出色地译成了尽可能平实的英语，但未能避免这本书的内容获得了“过于学术”的特殊声誉。在一些人看来，这首先是该书用词和编写方面的缺陷，特别是与克莱因的其他著作相比，它被认为显示了一种“炫耀、乏味和艰涩”的风格。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学术性并非缺陷，而是妨碍了对其细节内容进行讨论，更不用说指望去理解它们，因为“其论证的那种强烈得令人无法忍受的学术性”以及作者“伟大而彻底的……博学”导致“几乎无人能在他的领域游刃有余”。

克莱因本人与“数学书”声誉的这两个方面都有关系。在布兰译本的“作者注”中，他写道：

这项研究最初是在动荡的年代用德语写作和发表的。倘若我现在来写它，用词就不会那么“学术”，同时也会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考察从古到今思维方式的转变。

此外，在美国的讲演和文章中，克莱因一次也没有提到他的“数学书”，这无疑也促进了学术界对其内容的忽视。然而，今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内容，对此克莱因不仅没有促进，而且据说还起了阻碍作用。施特劳斯指出，若不是克莱因的那种“特异性”，简直无法解释克莱因为什么会“被正当地……指责为不愿与人来往”，因为“除了那些碰巧浏览过《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历史的起源和研究》B部分第二卷的人以外，所有人对他的这项贡献一无所知，而他对此根本不在乎。”克莱因的妻子回忆说，克莱因和施特劳斯之间“总有争论”：

施特劳斯说，你有自己的孩子，却只会哄他们睡觉，而不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克莱因确实认为教学更为重要；施特劳斯常常取笑他不写书，他总是回答说，说出来的要比写出来的更重要。

布兰近来证实了这一点，她认为克莱因之所以与学者的活动保持距离，是因为他更看重启发年轻人的思想。她说：“他对出版的确厌恶到了极点。”

由于翻译提议几乎未获克莱因鼓励，布兰不得不“在一年时间里偷偷做这项工作”。然而，当她把翻译成果拿给克莱因看时，他立即原谅了她“未经授权的举动”和实现它的决心，并对它的出版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布兰说：英译本“只做了一处重要改动”，那就是把克莱因的德文短语“symbolische Abstraktion”（“符号抽象”）译成了“symbol-generating abstraction”（“产生符号的抽象”）。这个术语背后的问题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数”（αριθμóς，指若干确切对象的确定集合）朝着现代意义上的“数”（number，一个一般概念，其含义与表示它的符号密不可分）的关键转变。克莱因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表明，如果把αριθμóς与number之间的差异解释成二者“抽象”程度的差异，那么这种转变的意义就丧失了。这种解释没有把握到真正的差异，因为它预设αριθμóς和number有共同的存在方式，即它们的“抽象”。克莱因的研究表明了这一预设的谬误，在此过程中，他创造了相关术语来刻画——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ἀφαιρεσις[“去除”意义上的抽象——译者注]不同——一种新的“抽象”，它能产生现代数学所使用的符号数。布兰向克莱因指出，“符号抽象”这一短语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作为一种形成概念的方式，由这种“抽象”产生了一种新的概念对象，即符号，但这种“抽象”本身并不是符号性的。克莱因很欢迎这一提议。

克莱因的“数学书”认为，现代代数的发明正是使抽象概念得以具体化（reification）的恰当历史时机，它把对这些概念存在方式的误解归咎于现代早期的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尔。同时它也指出，直到今天，数学物理学这门学科的自我理解一直以这种误解为典型特征，正是这两件事[即现代代数的发明和抽象概念的具体化]促成了这一学科。

为了评价克莱因哲学成就的时代背景，我们需要对施特劳斯的以下说法作一解释，即这本书“远不只是一项历史研究”。这里未曾言明的“远不只是”必定是从克莱因的两位名师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思想视角出发来说的，因为这两位思想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联系克莱因在“数学书”中研究的问题，即概念的“形式化”问题，定义了他们的哲学。对于这两位思想家而言，这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被形式化的概念指的是特殊对象（或存在者），还是存在本身（或本质结构），这是不确定的。就胡塞尔而言，他的思想（自始至终）都受这样一种信念的驱动：只有“现象学”才能为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即现代数学和逻辑学馈赠给我们的关于存在的形式化科学，提供一种恰当的明证性基础，当代的形式逻辑和形式数学（在他看来）错误地试图用符号演算这一纯机械工具对这种形式化科学进行研究。就海德格尔而言，其伟大著作《存在与时间》的整个计划都指向一个目标：对“形式的现象概念”（formal concept of phenomenon）进行“去形式化”（entformalisieren），从而揭示被概念的形式化所遮蔽的真正现象。

克莱因关于古希腊数学和代数起源的研究之所以远不只是一项历史研究，是因为他的两位老师对形式化向哲学提出的问题的反应中都贯穿着各自的问题，而这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对胡塞尔而言，问题在于如何在知识被形式化之后恢复知识的完整性。对海德格尔而言，问题则是如何重新唤醒存在问题，从而第一次从总体上提出和研究存在的意义问题。现代数学的发明者们把希腊的αριθμóς变成了现代的数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形式化，克莱因的“数学书”为原初的形式化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从而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在此过程中，他提出，这种具有明确历史定位的形式化的本质结构对于非数学概念的概念形成已经变得具有典范性，在克莱因看来，这种形式化的本质结构乃是“现代意识”最显著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