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概念的哲学考察——基于星云大师有关共生的思考与实践
孙国柱
内容摘要：本文对当下流行的“共生”词汇，给予了力所能及的考察。第一部分，在中西语境中探讨“共生”概念的基本含义以及演变历程。第二部分，是对共生概念可能具有的哲学内涵给予重点性考察，可以发现，共生概念最大的思维优势就在于它存在于激烈的矛盾之中，可以导致主体层面的新生，也就是“同体共生”。第三部分，对与共生有关的类似概念（共同、共通以及共和）进行了考察，经过对比可知，共同、共通、共和，当然也包括共生，这些概念各有特定的内涵，不能简单地混淆使用。这有利于进一步廓清共生概念的使用边界。第四部分，根据上文的分析，总结出共生思维具有的三种价值，即对话价值，实践价值以及愿景价值，这实际上是对共生思想重要性的论述。笔者认为，共生思想，能够最好地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对症下药，适得其时，实际上是继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等价值之后，重新确立的时代价值典范。第五部分，笔者对星云大师有关“共生”的思想与实践予以个案考察，可以得出结论，星云大师对于共生概念不仅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也有相当可观的实践，为“共生”概念的深化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证明——“同体共生”是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这个世界最开明、最优良的思想——这一论断。
关键词：比较哲学 共生 同体共生
借用布赖恩·斯托克（Brian Stock）的“文字社群”（textual community）概念，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词汇，这些流行词汇，往往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进而引发新的精神运动。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来考量当今中国社会，共生一词，可以成为我们极佳的研究对象。近二十年，“共生”一词，逐渐在神州大地崭露头角，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甚至成为官方话语，这种势头方兴未艾，有增无减。那么，什么是共生？共生一词，是如何被人们所接受并广为传播的呢？本文力图从哲学层面对“共生”予以理论性阐述,并以星云大师的共生思想与实践为个案,加以介绍。
一、 名相辨析:中西语境中的“共生”
在探讨共生之前，有必要从中西语境中略说其概念演变。
1）中文语境中的共生
由于汉语造字的灵活性与词义的复杂性，需要将“共”和“生”分别解释一下。“生”的甲骨文为 ，《说文》解释为：生，进也，取象于草木生出土上。可见，“生”为会意字，原初的词性为动词。在中国，有时候，“生”字也与“活”字等同。“活”字，犹如英文living，然而从体用哲学的角度来讲，还有灵活、活泼泼地诸多意思，远非living一词所能完全涵盖。“生”的意义和用法非常之多，我们发现，“生”字的每一次出现都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含义，而且都还能够保持与生命、存在或物自身的意义关联。[1]“生”字，几乎可以代表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这对于理解方东美先生为什么将生生之学翻译为Creative Creativity大有帮助。[2]而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巨擘牟宗三先生亦云，中国哲学之所以殊胜于西方哲学，其分际也系乎“生”之一字。[3]
“共”，这个词，甲骨文作 ，为会意字，原初比喻一起承担重担或灾难。在中文语境，现有三个音，分别是gòng、gōng、gǒng。作gòng讲时，往往有同的意思，表示共同、一起；作gōng讲时，可通于供，如供给、供应；作gǒng讲时，可通于拱。现在我们最常使用的意思，往往是作gòng讲时的意思，例如共和，共同，共享，共有，共用。根据不同的语境，“共”字还具有其他不同的意思，而且，“共”字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还会出现意义的变动。在中国古代，“共”字，并不总是具有“平等”的意涵。《论语》曾云“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是描述朋友关系的，充满平等的义气。然而先秦以来，由于专制权力的异化与扭曲，“共”字的平等性意涵，到了明清之际才真正有所彰显。[4]例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原臣》中的名言：“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5]这里的共，就有平等分工合作的意思了。
共生这个概念，究竟起源于何时？最初由何人在什么层面上使用，是很难考证的了，不过在近些年，共生成为热点词汇却是事实。总之，单从共生的词性角度来讲，可以看成是一个副词加上动词，也可以看成是形容词加上名词。共生的字面解释，就是共同生存的意思，如果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学问”大背景下，其意蕴更为丰富而深刻。
2）西方语境中的共生
共生概念，在英文中被拼写为一个独立的单词：symbiosis，意味living together，即共同生存。最初，共生一词在西方文化中并不显眼，不过由于近现代生物学的发展，逐渐使共生一词登上了时代的舞台，因此，对于symbiosis内涵的理解，要从生物科学谈起。追溯共生学说的历史，第一个提出“生物是广义共生”命题的是德国医生，真菌学奠基人Anton deBary（1831－1888）。在1879年，他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并将两个希腊词“sym”(共同、一起)和“bios”(生活)合成一个专门的术语，这就是现在常用的单词symbiosis。不久，真正发生革命性影响的时间终于到了，细胞生物学的研究表明，“共生”在真核细胞演化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1981年，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正式出版了《细胞进化中的共生》（Symbiosis in Cell Evolution）一书，提出了细胞内共生理论（The endosymbiosis theory）。该学说一开始遭到误解和指责，但是现在已经获得广泛性认可。[6]Lynn Margulis的内共生理论，来源于对线粒体和叶绿体的研究。该理论认为线粒体和叶绿体分别起源于好氧性细菌和光合自养原核生物蓝藻。当细菌侵入到原核生物细胞内，并不总是相互噬杀，而是在某些情况下达成妥协。在这个艰难的合并反应过程中，逐渐从寄生过渡到共生，最终形成了含有线粒体和叶绿体的真核细胞。真核细胞的定型，对今天大型动物的诞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共生，是自然进化过程中，伴随竞争逐渐形成的倾向于合作的反应模式。Lynn Margulis的内共生假说，并非完美无缺，但是共生学说的方法论意义却成为广泛的共识。正是由于共生学说的出现与完善，达尔文进化论（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在经历两次大修正之后，成为今日生态学界的主流思想，也就是“现代综合进化论”(Modern Synthetic Evolution)。[7]但是很显然，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共生（Symbiosis）现象，不仅得到生物学研究的确认，修改了传统“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而且被引进其他学科领域并大放异彩，在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逐渐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总之，在中西语境中，共生，symbiosis ，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但是，从翻译的角度讲，共生，确乎能够传神地表达出symbiosis的意涵，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甚至具有了比symbiosis更为宽广的精神境界。那么，什么是共生呢？实际上，共生的确切内涵一直都在生成中，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会获得更加丰富的具体内容。这也就是说，与其在理论上定义共生，不如放在实践中追寻共生概念的可能内涵。职是之故，本文并不试图为共生下一定义，而是寻求之，仰望之，走近之。我们已经出发，但还在路上。
二、可能内涵：共生概念的思维优势
共生概念，作为一种哲学思维，可以应用到人类生活的任何方面，因此要想详细地说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共生概念最为殊胜的部分，即与其他类似概念[8]相比，共生概念优越性之所在。
在中文世界，现有讨论共生的文章著作，对于“共生”概念的“多元并存”、“异类同生”、“互利共赢”、“和合”、“共生共荣”等层面多有阐发。这似乎给予我们一个印象，共生，与中国当下时兴的和谐论并无二致，甚至就是一种特殊的和谐论。实际上，共生哲学有自己独立的领域，若是从逻辑的可能性空间上来讲，共生哲学要比和谐论涵盖的领域要更为深刻而宽广。
日本著名建筑学家黑川纪章，对共生，不仅有丰富的实践，也有深入的思考。在《新共生思想》一书中，黑川纪章表现出对于共生思想的卓见，“对于关系很好而且没有竞争与对立的朋友来说，‘共生’是没有必要的。‘共生’存在于激烈的对立、互不相融的要素之中。”[9]这实际上是说，并不是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使用共生这个词，在最为核心的层次，那些有激烈对立或者紧张矛盾的情况下，才更能够凸显出共生的殊胜作用，也只有在这种近乎生死存亡或者非此即彼的炽热化状态中，才最为渴望共生。这就划清了共生与一般和谐论的界限。黑川纪章还认为，“共生不是片面的不可能，而是可以创造新的可能性的关系。”[10] 这一点同样值得我们重视。黑川纪章的说法，虽有商榷的余地，但颇富启发。不过，这些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就笔者看来，共生思想还有一个巨大的优越性，而且这也是一般“和谐论”往往未曾达到的精神巅峰，即 “同体共生”思想。[11]
以生物学研究的成果为例，共生至少有以下诸种形式：
（1）既利甲又利乙（＋＋），如一体化共生（Symbiosis），互利共生（Mutualism）、互养共栖（Syntrophism）和协同共栖（Synergism）；（2）利一方而损一方（＋ —或— ＋），如寄生、捕食（predation）和拮抗（antagonism）等；（3）利一方而不损另一方（＋0或0＋），例如偏利共栖（commensalism）、卫星状共栖（satellitism）和互生（metabiosis，或称代谢共生、半共生）；（4）既不损甲又不损乙（0 0），例如中性共栖（neutralism，即无关共栖）；（5）不利一方而损另一方（0—或—0），如偏害共栖（amensalism）；（6）同时损双方（— —），如竞争共栖（competition）。[12]
这其中，只有第一类既利甲又利乙的一体化共生（Symbiosis），也就是同体共生，才能够显示出共生思维的真正优越性所在，当然，这也是一般的“和谐论”所缺乏关注的领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共生关系中，只有“同体共生”带来了主体层面的新生，而不仅仅停留于关系和解的层面。可见同体共生，虽为共生类型之一，却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对共生思维的深入挖掘，大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同体共生”的研究与探讨。那么，共生思维，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共生思维提供了足够宽广的生命视野。
共生概念，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尤其是同体共生，更是宇宙创生的最高形式。从共生的视角来看，存在就是一个和谐的共生整体，密不可分，完美无缺。因此，共生思维，天然地具有广阔的思想视域——任何简单的敌对关系，或者相生相克关系，如果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中来看，就呈现出“佛说原来怨是亲”的和谐局面。更一步讲，敌对关系，相生相克关系，皆局于限定时空，是某一层面的描述，而且这种描述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有色眼镜，只要将原来的敌对或相生相克关系放在更高层次，更为宽广的领域来予以透彻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关系都可以被同体共生关系所统摄。
由是，在方法论上，解决对立，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更不能简单地用一方取代另外一方的方式，而是要转换敌对立场，从尊重的学习的欣赏的从而能够超越性转化的角度来看待对立面，不断优化自己，从而真正充分完成事物内在发展的逻辑进程。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妥协等，往往是暂时的状态。逃避对立，或者消除对立，如是等等做法，都无法实现事物发展的“盈科而行”。这使我们想起张载的著名命题“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里面包含有一个完整的过程，也就是虽然任何存在都有它的对立面，但是最终都要统摄于一个整体，即使这个整体被打破了，也会有另一个统一体出现，否则该对立性存在将会走向自我毁灭的结局。总之，任何存在都是有对立面的，但是此对立是有限度的，所有的对立在逻辑上都会指向和解，也就是重新结合成另一个统一体的可能性。当然这句话，并不否定一些事物在未完成自己的发展趋势之前，就消亡的可能，也不妨碍一事物继续存在着，又分化出另外一种新的事物，还会有其他可能的情况。
其次，共生思维要求我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创造力，对事物的存在足够尊重，并积极寻求和解的技艺,在可能的情况下达成同体共生。
诚如黑川纪章先生所云，共生思维，就是要在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发现事物新生的契机，创造事物优化组合的最佳可能。从共生的视角来看，每一个事物，在某一时空点上都有自己特定完美性。在一定条件下，所谓的贵/贱、新/旧、优/劣、善/恶、是/非、美/丑、先进/落后,甚至生/死等等，都无异于戏论。没有哪种物种是绝对恶劣的，也没有哪种文化是绝对优秀的。今天认为贵的东西，或许明天就降价了。昨天已经旧的东西，或许在明天忽然发现是最好的，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时常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演。要想走出这种轮回，就要去除自我分别心，把每一事物放在宇宙大化的过程中去看待，即使暂时未发现该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也要保持足够的敬畏心，因此共生的眼界，能够发现事物存在的真实意义，从而也就能够做到“道不遗物”，化腐朽为神奇。如果非得有一个相对完善的价值标准，宋儒用“麻木”来言说“不仁”，认为“死着为不仁”，佛教认为佛陀是大医王，这些案例实际上启示我们可以用健康/疾病这一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某些截然二分的观点——共生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看成是生命医疗学。
为是，共生思维，要积极地避免矛盾恶化，使矛盾朝着事物最富有前途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相当需要创造力，因此，“共生”，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寻求和解的技艺。在创造性解决对立或者敌对关系中，尤其要注重兼顾时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有学者研究指出，共生演化具有以下特征，它是多重因果的，多层嵌套的，非线性的，同时也是正反馈的，路径依赖的，有机响应的。总之，是在告诉我们，不能用简单机械的思维去看待共生现象。[13]这实际上暗示我们，研究共生现象的全新思维，至今尚未完全建立，还有待逐渐丰富深化。
其次，共生，可以在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上，导致主体层面的新生。这其实是共生发展的极致状态——同体共生，也是共生思维显著区别于其他类似概念的主要特征之一。
共生思维，与其他类似概念相比，前者主要落脚点在于不同事物优化组合而成为全新主体，后者主要落脚点在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当然，并不是每一次共生，最终的结局都会引起主体层面的新生，而且目前也无法证明，是不是引起共生就一定证明是好的。但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生物的多样性进化。如果没有这些进化，生物，当然也包括人类自己，就无法与环境相适应，从而在生命的舞台上退场。
那么，怎么可以实现同体共生呢？从共生的规律来讲，共生若要引起主体层面的新生，也就是同体共生，其关键系于对立面的保存，也就是说，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敌人”，则自己也失去存在的条件意义。几乎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像共生这样如此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重视敌对关系——在共生的视角看来，敌对关系，就是事物存在最大的财富。这正验证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俗语，它意味着越是矛盾重重的地方，就越富有事物重生或转机的可能。在方法论上，这就要求实践共生的主体，要尊重对立面，小心谨慎地处理对立面，甚至将“对立面”视为另一个自己。从共生的角度来讲，失去了对立面，最坏的可能是意味着死亡，其次就是失去了一个共生的机会，一个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道路。
对立面，敌对关系，既然如此重要，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倾听异样的声音，承认异己者与自己具有同等的地位，寻找联接，建立与对立面共通的对话与交往平台。这个平台在黑川纪章那儿称为“中间领域”或者“缓冲地带”。[14]因为这个领域，是最为需要维持共存关系的了，情况复杂，瞬息万变。每一事物的存在都至少是依赖于另一个事物，对于已经有共通交流关系的双方来说，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而试图返回“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从共生角度来讲，生活中最大的智慧就是要执两而用中，所谓的“两”就是对立关系，所谓的“中”就是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共通点，以及共同点。其实我们日常中使用的共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共和、兼和、和合、共通、中介等等词汇，大都是针对 “中间领域”或者“缓冲地带”而提出的。我们时常说，一分为二，或者合二为一，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思维方式，但是在更为复杂的情况下，恐怕就不是简单地一分为二来看待了，世间是没有能够截然分开的事物存在的。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就是对“三”的重视。数字“三”的出现，就隐喻着不可预料，难以定性的存在领域。有了数字“三“，运用一分为三，或者交参的思维方法，就能够更为精确地描述事物的发展状态，尤其是把握发展趋势，争取有生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三生万物”，再逐渐进入更高层次的共生境界。
最后，共生，成功超越了功利主义，是可以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富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
诚如马克思所云，“‘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般意义上的功利主义，也就是效率价值，是检验某一理论是否成功的试金石。然而，真正超越功利主义，不是否定功利，而是满足功利主义的基本条件，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共生思维，在整个过程中，从来就没有与利益发生过冲突，甚至可以这样说，共生就是力图使自己成为谋求价值最大化的最佳方法。在共生世界中，利益并不存在于别处，而正在于共生关系本身。
在我看来，共生实践者应有这样的价值实践信条，“共生，终是好的！”（living together，eventually best！）也就是说，虽然生活中不乏“囚徒困境”的例子上演，但是只要坚持平等交流，公平合作，最终一定会获取更多利益（比任一“个体”所想要单独谋求的利益更多）。这条规则是可以运用实践反复证明，也是符合生活常识和人性良知的。
那么，什么是维持共生的最高法则呢？在一个散漫的组织中，或许最为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保障安全、生存等基本权利，但是，对于共生实践者来说，要想真正实现共生，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消除对于善意合作的有意破坏。这使我们想起了早期佛教的羯磨法，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民主制度了。羯磨法，共分为三大类，一百零一种，其中第三类白四羯磨是最为严格的——实行全体一致规则。该程序是这样的，先作一遍宣告，再作三番宣读，每读一遍，即征求一次同意，如果一白三羯磨了，沉默则表示表示没有异议，于是就可宣布羯磨如法，议案成立，一致通过。这其中如果有人故意破坏羯磨，则犯了程序性重罪，例如故意破坏某人受戒，则视为犯了“破羯磨僧”，此为佛教五逆重罪之一。实行全体一致规则的制度，其成本是高昂的，但是事实证明，全体一致规则是必然导向“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的规则。所有的参与者都能用自己的投票行为而获益，或者说，参与投票者至少没有人因此而利益受损。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共生,在主体层面要有高度的自觉状态的。佛教至今仍在实行的“六和敬”，其实自然而然地符合共生精神，这对我们研究共生颇有启发。对于共生来讲，与自身关系最为密切的“罪行”是对合作善意的破坏，而最为鼓励的就是积极广泛参与，主动寻求合作——因为在共生的世界里，只有走向你，才能发现“我”，任何一个所谓的他者，都是有待唤醒的自己。
这样，可以看出，共生思想具有以下非常明显的精神特征——它强调一体性，在可能空间上，这就是同体共生的终极趋势；它强调创生性，在共生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空间，可以开拓更大的利益空间；它强调共存性，即使水火不容的存在，也能够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共生价值的这几点特征，在与类似概念对比中，更为明显。
三、概念类比：共同、共通与共和
为了更好地使用共生一词，还有必要对类似词汇进行一定程度的廓清。这些类似词汇，笔者选择了共同、共通以及共和，这三个词汇是我们时常使用，却有可能混淆的。
1）、共同概念。共同，强调对于整体性，统一性，一致性的重视。
在现代社会，“共同”内在地与民主、平等、公有等价值相联系。在现代社会，民主的实行，是有条件，分场合的，毫无疑问，共同体所有成员都来举行公议，集体表决，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代表制应运而生，代表制提高了效率，也增加了人们的反感，内在潜伏着损害公平价值的危险。从常理上来推，“共同”这一说法应该是最为重视平等价值的，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所谓“共同”的场合却是最不平等的，“共同”所带来的“同质化”，在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消减了趣味性。在某些情况下，共同还掩盖了欺侮，这不得不使我们想起“自从有了同一性，就有了奥斯维辛”的名言，这点在舍勒的著作中刻画地十分醒目：“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15] 颇有趣味且引人深思的是,“同”字，在中国古代很多情况下，都具有负面意义，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名言，这里的“同”，宋儒解释为“阿比”。[16]另外，先秦“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教导也表现出一致的倾向。[17]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特权阶层等等，都对平等价值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除此之外，客观情况上的不能，自然条件下的差异，例如贫困，特殊群体等等，也使所谓的“共同”，实现起来差强人意。但是，人为的差距不等于自然的差别，不能因为存在的差异，就放弃对于共同性、平等性的追求。同一性、平等性的目标不能用一蹴而就，整齐划一的机械方法来谋求，对此荀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惟齐非齐”，也就是说要想社会实现平等，必须要用“非齐”的方法。[18]
总之，历史的车轮驶至今日，内在包含平等、公有等价值的“共同”，虽然对我们极具诱惑力，但是它潜伏的危险与消极的意义，古今皆然，尤其是在差距较大的环境中。尽管如此，“共同”，或者统一，对于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仍旧是非常重要的条件，甚至可以代表事物发展的最高状态。
2）、共通概念。“共通”表现出对于差异性，特殊性，独立性的重视。
相比之下，共同体，或者统一体往往是静态的逻辑规定，而共通体更为强调自由流动，互通有无，所以，共通体内在地与自由，共享等价值相亲近。这也就是意味着缺乏平等价值的调节，共通体可能孕育着巨大的差距，并从而导致共通体的分崩离析。又，还应注意到，共通是有限度的，共通并不等于完全的开放。因为每一事物的存在，都有自己存在的独特个性，自然条件下的共通都是有边界，有限制的。这些边界、限制，不是共生的障碍，而是达成共生的基本条件。
又，庄子有名言云，“道通为一”，其窍要在于通，在通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可达于统一体。[19]这也意味着，从方法的角度来讲，共同更多强调人为的规定，而共通更为强调自然的过程，但是两者的终极目标可以达成一致。在中国，老子讲“玄同”，庄子讲“不同同之”，实际上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再次对“共同”予以确认。
总之，在“共同”的实施条件不具足的情况下，而又不失合作意识，则“共通”这个词汇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3）、共和概念。“共和”表现出对于相互性，共享性，和谐性的重视。
共和理念，在近现代社会，是和“法治”、主权国家等概念联系的。相比共同，或者共通，共和所强调的和谐性，更为明显。诚如孟德斯鸠所说，“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宽容。”[20]为了达成和谐，妥协是十分必要的措施，甚至是关键步骤，暴力性手段是“共和”的死敌。这样“共和”也就是内在地与“博爱”等价值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对于“和”特别讲究不同事物、不同观点之间的相异相补，相反相成。[21] “共和”与共通，共同等概念相比，有一个巨大的优越性在于，它的组成部分，是高度自治的独立主体，或“子整体”，这样彼此之间更容易形成既高度统一，又高度自由的整体。但是，共和潜伏的危险也在于此，由于它缺少内在更为有机的紧密联系，所以也潜伏着可能分崩离析的问题。
综合起来看，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这些词汇，无论是“共同”、“共通”还是“共和”，相比强调一体性、创生性、共存性的“共生”，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这些概念之间，没有高下之分，没有贵贱之别，都各有使用的边界，在展现优势的同时也呈现出各自的局限性之所在，不能随便等同使用。
四、精神特征：共生思维的价值品格
共生思想，既然具有这样的思维优势，相应的其价值品格，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精神特征。
一、共生概念，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思想优势，极富对话（dialogue）价值。
共生思维，相对容易跨越宗教文化之间的藩篱。可以这么说，无论雅俗偏正，任何文化体系中只要与生存有关的材料，几乎都可作为“共生”的精神资源与反思材料。一般的哲学概念，例如逻各斯（logos，来自希腊语λόγος），太极等，都是在特定的哲学传统中才会出现的，如果要进行对话或者会通，可能要搭建公共的对话平台，经过极其精细的合意过程方可。相比之下，共生概念，能够自由地出入各种文化体系而不用加以特别复杂的解释。《圣经》中“羊与狮同存”的神启，可以被我们理解为世界共生图景的美好预言。《中庸》里面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抽象说明，何尝不是对于世界共通体的真实表达？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神，与儒教的天，可以搁置争议了。 [22]
共生概念，还有一个难得的优势即是，它能够真正运用科学方法予以补充完善。共生概念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本身就与生物学的推动有关。更兼能够与博弈论、未来学、发展学、和平学等直接联系，构成其密不可分的部分，甚至“共生”本身就是一门新兴学科，也就是共生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共生哲学，来源于实践智慧，是对宇宙人生实际运行过程的一种真实反映，而不仅仅是用内证的方法取得的。因此，共生，可以用科学的“实验”方法予以部分地验证，补充之，丰富之，完善之。
经由共生理念的折射，许多哲学思想都可以焕发异彩，并得到重新的重视。比如，尼采的超人哲学，极其重视敌人的积极意义。比如，我们非常熟悉康德的“三大批判”，却容易忽略康德在事功方面的建树，其中一项就是关于联合国的构想与“永久和平”的期望。[23]又比如说，勒维纳斯（Emmanuel.Levinas）的他者哲学，在共生思维的关照下，实际上有着“他者救赎（redemption）”的深刻含义。而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思想，不也与人类古老的生存处境暗合么？这些哲学材料，放在共生哲学的视野中都有巨大的诠释空间。可见，共生思维，不仅可以与古典哲学能够产生有效的对话,甚至还能够对当代种种哲学思潮予以提纲挈领的统摄.
总之,共生概念的对话价值,无论是在宗教文化，科学实验，还是在当代哲学思潮，这诸多领域都能够得到优越的体现。
二、共生哲学，具有简易直截的精神气质，极富实践（practical）价值。
“共生”概念，简便易行，简洁明了，其本身就是共生哲学最好的提炼与宣言。共生概念，虽然具有深奥的哲学内涵，但却不玄而又玄，一方面它简约而不简单，可以为思想做减法，却不稀释精神的价值，另一方面，它简便易行，共生概念的表层意思，就如同马路上交通警察的手势，即使不用语言，对于路人也有着清晰明确的指示意义。哲学本就是实践的智慧，共生哲学可以成功穿越纷繁芜杂的思想丛林，从而给予现实的人们以真正的洞见与导引。[24]任何时代都需要简易哲学，共生哲学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又，共生概念，在被人们接受并运用时，还具有这样的优势——共生概念，可以迅速地转化成生活智慧，并广泛应用。任何一个人，只要自觉践行“共生”，就是深化发展“共生”价值的主体。佛教的唯识学，西方的现象学，等等类似的思想体系，注定很难被大部分人学习并实际运用。而共生概念不同，共生概念本身就是对宇宙人生缤纷现象的深度挖掘和高度总结。在日常生活中，不乏有与“共生”概念相同、类似的词汇，例如共同、共有、自利利他、互利、互惠、和解、合作、合伙、结伴、左膀右臂、搭手、合作双赢、零和博弈等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常用的俗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风雨同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拆台等等，这些词汇都可以看成是对共生某一层面或正或反的描述。任一“共生”思想的实践主体，即使只是简单地把握“共生”价值，也可以无师自通，自主运用，也可以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于“共生”的独特体验，甚至可以深化发展共生学说。有人说微笑是世界上最为通用的语言，那么，共生，就是世界上最能够为人所接受的善意。
总之，在实践价值方面，共生哲学，简单直截，简洁明了。基于宇宙人生实际运行规则的共生哲学，能够为所有认同或信仰此价值观念的人们所自主掌握，自力发展，可以称为真正的大众哲学，生活哲学或实践哲学。
三、共生价值，在位阶上具有极强的兼容（compatible）性，极富愿景（vision）价值。
愿景，表面意思就是愿望看见的景色，可以引申为可期望的“彼岸世界。共生，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实际上可补西方价值维度之缺。
西方社会，继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又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口号，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然而，现实情况证明，西方文明，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制度设计，在证明自己优越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诸多的缺点和局限。实际上，即使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观念在西方社会最初被提出的时候，就受到了当时有识之士的驳难与质疑。[25]总而言之，西方社会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三大教义，仅仅是一种价值构造而已，绝非先天地就完美无缺，不可调整。历史的舞台上从来都不缺乏自我背反（paradox）的闹剧，当这些美好的价值指引我们前进的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有多少人不会吟诵那句名言呢？——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面对大好河山，当这些曾经的金科玉律收拾不住的时候，伤痕累累的人类仍会前行，这就是和谐理念的倡导，共生理念的提出。
共生价值，不像自由那样注重个体，而是有一种宏观的全局视野；共生也不像平等那样讲究整齐划一，而是有共通的中间领域或者奥秘领域（黑川纪章称为“圣域”），允许每一个体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共生价值，也不会像博爱那样，有意掩盖矛盾与差异，而是正视矛盾的客观性。
总之，共生价值，正好能够补充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教义价值之缝隙。可以这么说，“共生”，继“自由、平等、博爱”之后，实际上为当今世界重新树立了一个价值典范。
四、个案推介：星云大师关于“共生”的思考与实践
星云大师，作为当今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海峡两岸的和平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其实，在共生领域，星云大师不仅在思想上有详尽、完整、深刻的阐述，在实践上也多有建树。近年来，“共生”一词在中文世界广泛传播，与星云大师的推动不无关系。星云大师，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大力积极推动共生价值首屈一指的人物。有关星云大师研究的博硕论文，专著期刊，大都重视了星云大师的共生思想，兹不赘述。然而在星云大师的精神视域中，共生，以及共生究竟占据什么样子的位置，还需要进一步地予以钩稽索引。由于有关星云大师的著述十分丰富，而研究性材料，也浩如烟海，笔者无法一一阅读，故根据目力所及略述一二。
1）“同体共生”是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这个世界最开明、最优良的思想。[26]
这句话所使用的语气和修辞，在星云大师所有的开示法语中所罕见，最能反映星云大师对于“同体共生”思想的高度推崇。事实上，只要走近星云大师，就会发现，几乎在各种场合，星云大师，都会对共生思想予以阐述，这些观点对当今世界种种热点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回应。在星云大师看来，“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相因共成、互为因果。众生之间都具‘同体共生’的关系，人人要懂得同体共生的重要性，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世界才能和平、人类才能和乐。”同体共生，这可以说是星云大师，在理论和实践上最为常用的价值观念之一了。[27]可见，在星云大师这儿，共生思想，对于这个世界有普遍的意义，也是人们最应该懂得的基本道理。
下面，我们从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探讨星云大师推崇“共生”思想的个中缘由。
2）星云大师的共生思想。
星云大师，不仅对于共生思想时常做随缘开示，更为重要的是还用主题演说，专门文章等形式来予以理论的深化。
在一九九三年度，星云大师于台北就第二次国际佛光大会发表主题为“同体与共生”的演说，对于“同体共生”思想做了相当周详的界定与阐发。
“‘同体’，含有平等，包容的意思。譬如人身虽有眼、耳、鼻、舌、手、足等诸根的差异，但是却同为身体的一部分；地球虽然有各种国家、民族、地域的不同，但是却是共同仰赖地球而生存；众生虽然有男女、老少、强弱、智愚的分别，但是却同为众缘和合的生命体。相状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清静的佛性是平等一如的。‘共生’，含有慈悲，融和的意思。法界一切众生是彼此互相依附，赖以生存的生命共同体。……我们生存的社会，也需要士农工商各行各业，贡献每一个人的力量，才能建立祥和而共有的社会。慈悲，才能容纳对方；融和，彼此才能共生共存。”[28]
综合起来，可以简单地说，同体是平等观，共生是慈悲观，所以，星云大师有时候也会用“同体平等”，“共生慈悲”这样的概念。这种诠释思路，实际上是用佛教的精神来界定现代的观念，可谓传统与现代，宗教与文化的珠联璧合，确乎能够精准地传达出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我们已经熟悉了戒杀放生，近些年又流行护生，星云大师进而宣扬共生，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有趣的是，在这次主题演说中，星云大师，除了根据佛经原典进行论证，还援引大量儒家的名言来畅演“同体共生”的奥义，“儒家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发扬大同世界的‘共生’精神，以‘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四海之内皆兄弟’来体现民胞物与的‘同体’胸怀。” [29]更甚者，星云大师还借助现代生物学知识来补充说明“同体共生”思想,并将共生分为片利共生、寄生共生以及互利共生。这些都表明在星云大师看来，在同体共生的框架下，佛教是可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成功会通。
不仅如此，星云大师，还用同体共生的思想，对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进行了宏观而全面的思考，并提出“生权”观念。生权的概念，就是对一切众生生存权利的维护。这是星云大师基于佛教“众生平等”，“情与无情，同圆种智”等理念创造而成，毫无疑问，要比人权（民权）的概念范围更为宽广，而且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有所超越。星云大师解释说，“因为提倡生权，让宇宙间的生命同体共生，才有真正的平等；因为有平等，才有民主；因为有民主，才有自由。如果没有平等，也没有民主自由可言，所以佛法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民主、自由、平等，也是三无差别’呀！ ”[30]这也就意味着，在星云大师看来，同体共生概念下的生权，是实现真正民主、自由以及平等的前提。生权概念虽然与民主、自由、平等诸多价值并列，但是更有优越性，是我们这一时代精神的价值典范。这一论断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到证据。在人间净土精神文明八大特征上，星云大师将“平等包容”放在了第一价值序列，随后是自由民主、慈悲喜舍等价值理念，星云大师如是解释“平等包容”，“当今世界种族之间、国家之间、男女之间、贫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同，佛教提倡平等，更重视同体共生的包容，有平等和包容就没有纷争，当下就是净土。”[31]这就是说，无论是自由，还是民主，都应该放在同体共生的前提下探讨，否则就没有坚实的根基。总之，“共生”价值，在星云大师的精神世界中占据极其核心的地位，“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因缘具足，一切才能成就。‘同体共生’，动植物才能共同存在；‘同体共生’，人类才能和平相安；‘同体共生’，大自然才能保持生态平衡，这世间才有无限生机。”[32]星云大师甚至呼吁，虽然我们已经摆脱神权时代的桎梏，进入了民权（人权）时代，但是还要更进一步从民权时代扩展至同体共生的生权时代。
可见，星云大师，从不把“共生”视为单纯的生态概念，“共生”，是可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态等诸多领域的价值理念，也可以说是星云大师的思维支点，是用来解决人类诸多复杂难题的一把钥匙，一剂良药。
3）星云大师的共生实践
星云大师推广共生理念的努力，渗透到人间佛教建设的方方面面，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星云大师整个弘法利生的实践，可以看成是共生思想逐渐深化展开的历史，这一思想使星云大师逐渐拓宽了国际视野，提升了生命境界，在人间佛教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星云模式”。
共生思想为星云大师带来无尽的护佑。星云大师，37岁时，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受到舆论关注，就是因为星云大师正视佛教界的危机，敢于直言。正值1963年6月，“中华民国佛教会访问团”，访问泰国、印度、马来西亚、日本等国，时任“中佛协”访问团秘书兼发言人的星云，一鸣惊人，发言强调，“应特别重视教内团结、统一、动员。”这引起了与会人士的强烈反响，佛教界数百知名人士一致采纳星云的建议作为结论。[33]可以这样说，星云大师如果当时没有强烈的“共生吉祥”思维，就难以针砭佛教界的弊病。然而，这仅仅是星云大师打破宗教僵局，倡导宗派融合的开始。
诚如星云大师所说，“我一直倡导大家要做共生的地球人，要过同体共生的生活。我们不与世界对立、不与国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文化对立；我们不分国家大小、不管种族肤色，在‘佛性平等’的前提下，彼此不分大小、上下、强弱，大家共同来创造人间的和平，让社会在融和中更加美好。”[34]
当我们的视线集中在佛光学的教育上，有关共生思想的强调就更多了。翻开《佛光教科书》，佛光山的宗风共有八条，第七条就是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佛光会员的心愿，开头两条就是要做个共生的地球人，要做个同体的慈悲人。又，国际佛光会，每逢集会结束前，必须唱会歌，以坚定弘法的目标与方向。佛光会歌，其中一句就是“我们同体共生，胸怀法界”。而在《佛光教科书》的教学内容上，我们发现，对于“同体共生”的强调也是重中之重。在“明大理”上，明确提出，“同体共生”是宇宙轨则，这实际上是要佛光人树立“同体共生”的世界观。此外，星云大师还提倡建立与“空观”相应的人生观：“以退为进、以无为有、以空为乐、以舍为得、以众为我、以教为命”，从体证解脱、承担中，彻见“同体共生”的生命价值，才是圆满与自在的人生观。而整个佛光会的发展与方向，就是要以“天下一家”为出发点，让每个人胸怀法界，成为共生的地球人，懂得保护自然，爱惜资源。以“人我一如”的同体观，自觉觉他，升华自我的生命，为自己留下信仰，为众生留下善缘，为社会留下慈悲，为世界留下光明。这实际上是佛光会员的团结愿景。[35]总之，同体共生思想，不仅塑造了佛光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搭建了佛光人的团体愿景。
那么星云大师，自己如何实践共生的呢？在教化实践中，年青时即有“佛教文坛之星”美誉的星云法师，文笔优美，语言善巧，在开示讲演时经常用雅俗共赏的小故事，比如五指争大、“瞎子、跛子、哑巴”等，来诠释共生思想，这些小故事或取自佛典，或来源禅籍，还有相当的部分是出自生活，给予听众以深思。除此之外，善于“以翰墨做佛事”的星云大师，常为信众题写“共生吉祥”、“共生共荣”，“众缘和合”等诸种条幅，以示嘉勉。2005年，星云大师，还特意题写了“共生吉祥”的春联，再一次向全世界昭示了佛光山的精神追求。有趣的是，星云大师还亲自操刀。在佛光山的花艺展里，星云大师引进了虎、豹、狮子、绵羊等动物，用它们来比喻这个社会是“虎豹山林”，并题词“虎豹山林，共生和解”。这其实是在警示人们，连动物也能同处山林、共生和解，更何况人呢？[36]
随着“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逐渐展开并成型，星云大师的影响遍及教界、学界、商界与政界，对于“共生”思想的提倡更有影响力了。1993年以及1994年，国际佛光会分别于台北国立体育馆、加拿大温哥华哥伦比亚大学，连续两年举办了以“同体与共生”为主题的活动，星云大师发表了有关共生学说的系统演讲，标志佛光共生学的正式形成。“同体共生”的思维魅力，很快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回馈。在2001年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美国西来大学共同主办的“人间佛教研讨会”，前田惠学（Egaku Maeda）教授发表《世界人类的和平与共生》一文，强调我们已经进入了“共生的时代”，并认为“共生”是当前最为重要的话题，呼唤我们进入“终极的共生世界”。[37]随后不久，政界也开始对共生理念给予积极关注，澳洲南天寺已将星云大师的“同体共生”方面的若干文献翻译成英文，受到澳洲政府的高度重视，认为此乃建设和谐社会，乃至促进世界和平的最佳指南。[38]而商界的高希均先生，更是惊叹，星云大师是“蓝海策略”先行者，“人间佛教”第一人。
星云大师对于共生思想的大力推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台湾政界的选举，而且更对两岸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自从八十年代开始，海峡两岸就处于半通不通的状态。星云大师认为，佛教有别于政治，可以帮助两岸打破僵局，进一步扩大两岸全方位的交流和合作，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三通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为此，为此星云大师举行了一系列活动，例如，2007年9月9日，在中国传统的重阳佳节，江苏省苏州寒山寺向台湾省高雄佛光山赠“兄弟和合钟”仪式暨“祈求两岸和平人民安乐大法会”同时在台湾省台北林口体育馆、高雄佛光山和彰化体育馆三地举行。钟声同时在三地响起，这实际上乃“本是同根生”的共鸣啊。同年10月27日晚，“两岸和合·共生吉祥”传灯法会在无锡灵山胜境九龙灌浴广场隆重举行，星云大师，还特意诵读为海峡两岸和平祈愿文，祈求“没有冲突，只有和谐；没有分裂，只有友好；没有纠纷，只有共存；没有伤害，只有成就。”
星云大师，以八十多岁高龄，奔波于海峡两岸，积极宣扬并践行“和谐共生”的理念，着实令人感佩。总之，以“地球人”自居的星云大师，对于“欢喜和融和”、“同体与共生”、 “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等理念多有发扬，这些价值理念不但成为佛光会员未来努力的方向，也是指导当代社会人心走向光明、希望、美好未来的精神指标。[39]
结语
本文对共生概念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察。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使用的一些哲学概念，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共生概念，共生哲学，共生学说，共生价值等等词汇，都是针对不同语境而使用的，可以看成共生思维的不同呈现。在讨论上，有时候没有在同一平台上持续进行，甚至有许多语句只有论断，而无论证过程，这在表达上是一种缺失。通过研究可知，共生思维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存在于最为激烈的对立中，而且还可以引起主体层面的新生。共生概念，不仅是对宇宙人生根本规律透彻而圆满的说明，同时也具有简易直截的实践价值。共生，这一概念，正好能够补充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教义价值之缝隙。可以这么说，“共生”，继“自由、平等、博爱”之后，实际上为当今世界重新树立了一个价值典范。而在个案介绍中，星云大师有关共生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现实层面最佳的考察样板，可以证明星云大师对于共生思想的论断——“同体共生”是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这个世界最开明、最优良的思想。
[1] 有关“生”与“生生”词义的更多解释，可参见余治平：《“生生”与“生态”的哲学追问》，选自张立文主编：《天人之辩——儒学与生态文明》，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4页。
[2]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孙智燊译，台北成均出版社，1984年，第222页。
[3] 牟宗三讲，卢雪昆整理：《四因说讲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4] 魏义霞：《平等与启蒙——从明清之际到五四运动》，中华书局，2011年。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页。
[6] 洪黎民：《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国微生物学杂志》，1996年第4期，第51页；何自力，徐学军：〈生物共生学说的发展与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综述〉，《企业家天地》下半月理论版，2006年第11期，第132—133页。
[7]李启剑，李越：《再谈“有希望的怪物”》，《生物科学》第21卷，2009年第4期，第589页。
[8] 这些类似概念有和合、整合、兼容、耦合、调和、协调、共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和睦、共和、兼和、共通、中介、共存、共在、共栖、共济、协商、合生、妥协、契洽等。
[9] （日）黑川纪章，覃力等译：《新共生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10] （日）黑川纪章，覃力等译：《新共生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4页。
[12] 此模型为何自力，徐学军在Silvertown（2001）、Charlesworth（2001）和周德庆（2002）的基础上总结而成。详见何自力，徐学军：《生物共生学说的发展与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综述》，《企业家天地》下半月理论版，第11期，第133页。
[13] 引文参照杨博文、黄恒振：《共生理论：组织演化研究的新基础》，《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2卷 第2期，第31页。详细内容请参考：1、PORTER T B. Coevolution a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Organization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s[J]. Organiza- tion & Environment, 2006, 19 (4): 1-26.2、LEWIN A, VOLBERDA H. The future of organiza- tion studies: Beyond the selection /adaptation debat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theory[M].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68-595.
[14] （日）黑川纪章，覃力等译：《新共生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196页。
[15] （德）马克斯·舍勒著：《爱的秩序》，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3页。
[16] 宋·朱熹集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67页。
[17] 不过，我们也不缺乏对于“同”字充满肯定的例子，比如老子的“玄同”，“求同存异”等等，这是另一层面上的“同”，因此应该另当别论。
[18] 庄子也表现出类似的观点，“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详见《庄子·外篇·天地》）。
[19] 商戈令：《“道通为一”新解》，《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
[20] （法）孟德斯鸠，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2页。
[21] 张岱年：《漫谈和合》，《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3期，第15页。
[22] 有关“共生”的对话维度，参见孙国柱：《解读共生——以藏传佛教三胜兽象征符号为媒介》，《人间佛教研究》，香港中文大学，2012年第2期，第169—190页。
[23]（德）康德，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 年。
[24] 赵敦华：《“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22—25页。
[25] 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可参看英国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的著作，中译本有冯克利、杨日鹏翻译的《自由·平等·博爱——一位法学家对约翰·密尔的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26]星云：《如何安住身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41页。
[27]学愚：《人间佛教：星云大师如是说、如是行》，中华书局（香港），2011年版，第60页。
[28]星云：《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335页。
[29]星云：《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337页。
[30]星云:《论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义》，《普门学报》，2002年第3期。
[31]星云：《人间佛教系列（九）·净土思想与现代生活（二）》，香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第376—401页。
[32] 星云：《人间佛教论文集（上册）·同体与共生》，香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第649页。
[33] 邓子美、毛勤勇：《星云大师新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34] 星云：《合掌人生》，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11年，第205页。
[35] 详见《佛光教课书》（共十二册），佛光出版社，1999年。
[37] 前田惠学（Egaku Maeda）：《世界人类的和平与共生》，《普门学报》，2001年第二卷，第64—78页。
[38] 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香海文化事业，2005年版，第62页。
[39] 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香海文化事业，2005年版，第62页。这些价值观念为国际佛光会历年演说的主题，详见《佛光教科书》第十一册，星云大师编著，佛光山宗务委员会，1999年出版。
作者：孙国柱，男，江苏丰县人，1986年，北京大学国学院12级博士生。
本文为第二届“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江苏宜兴大觉寺，2014年3月27-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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