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

——客观的“事物化”颠倒与主观的“物化”错认

张一兵

自广松涉的《物象化构图》一书在中国出版以来，长期在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德文汉译中发生的一个深层构境的遮蔽事件终于重见天日：马克思晚期经济学研究中所创立的历史现象学中经济拜物教批判的真实基础，竟然是一个从未被关注到的重要理论构境域，即Versachlichung（事物化）—Verdinglichung（物化）批判视域。[1]但由于广松涉对Versachlichung所作的“物象化”重构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无形中生成着一种深层次思考构境中新的思想屏障，所以，重新梳理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中这一重要批判视域的原初构境就成了一件急迫的事情。本文试图厘清马克思Verdinglichung、Versachlichung这两个历史现象学范畴与经济拜物教批判之间的真实关系。

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发生的整个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主要思考焦点都在于刻意将自己的新想法与传统哲学区别开来，为此，他们直接放弃了全部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的哲学话语，并专门标注自己的“实证科学”属性，以此表示对所有思辨哲学的根本拒斥。我发现，也由于这种特定的批判目标的设定，人本主义价值悬设批判话语的被摒弃，《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中的确出现了某种现象学批判缺席的状况：我们不难看到异化观批判逻辑的退场后留下的巨大价值评判空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一般概说背后，对当下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批判被大大弱化了。依我的理解，如果社会存在决定观念，那么，现实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商品-市场王国的必然对应物，穿越现实幻象的激进批判话语——科学社会主义则需要全新的生长点。这恐怕也是马克思再一次投身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发现一些处于压抑状态的批判性意向。我们看到，摆脱了人本学话语的马克思试图通过从经济学研究中借来的分工（Teilung der Arbeit）范畴，导引出一种历史性的现实社会批判，即走向对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四种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性批判。依马克思这时的看法，分工导致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从而也产生了私有制。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用异化观揭露的劳动异化现象之处，马克思实证地发现了新的情况：只要人们还处于自然形成的社会（naturwüchsigeGesellschaft）中，只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还存在分裂，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历史地自发生成，“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第27页）

具体说，马克思发现的人之外的“异己力量”是分工的固定范围，或者叫分工的片面性状态。由此，马克思指出，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中，分工所导致的“社会活动这种固定化（Sichfestsetzen der sozialenTätigkeit），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本身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打算的事物性力量（SachlichenGewalt）”——马克思在此还专门作了一个特设说明——“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同上，第29页）[2]这个Gewalt在德文中也有支配和控制的意思。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区别于自然物（Ding）的事物性力量的第一次出现。然而，我必须指出，马克思这种从分工的片面性引导出来的物役性批判，其出发点上就是不够准确的。他甚至没有深入到斯密的劳动分工的内部，在那里，分工作为手工业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首先是与劳动率相关，也就是说，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内部生产力提高的条件之一，之后，才会出现由于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社会总劳动与产品的全新联系，以及劳动产品商品市场交换联系所生成的价值关系事物化等问题。当然，我也注意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后面的第三章中，马克思开始将这种异己的外部力量从片面分工的结果更准确地定位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在劳动的范围里，这些关系必然取得对人来说的独立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1页）这仍然是不准确的，以后我们会看到，不是分工造成了异己的力量，而是资本主义市场交换才生成了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即“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n）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praktischeMächte）统治着人们”（同上，第273-274页）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个人行为（IndividuellenVerhaltens）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纯粹的事物性的行为（sachlichesVerhalten）的转变，个人自己对个性和偶然性（Zufälligkeit）的区分，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是一个历史过程（gechichtlicherProzeβ），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日益尖锐的和普遍的形式。在现代，事物性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Herrschaft der sachlichenVerhältnisseüber die Individuen）、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同上，第515页）[3]人的活动向事物性的关系的转变，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指认，并且，马克思在这里都十分精确地使用了与人相关的sachliche一词，而并没有用物的关系（dinglicheVerhältnisse）。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然而，在这里，事物性的关系的本质被马克思指认为某种“普遍形式”的偶然性对人的个性的压抑。此处的“普遍形式”一语显然带有黑格尔“法哲学”社会现象学的痕迹，后来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中，马克思才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黑格尔式的思辨行话。

紧接着，马克思立刻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确认：这就是过去他用异化来指认的东西！——“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um den Philosophenverständlichzubleiben）”，就是“异化（Entfremdung）”！（Marx/ Engels, S. 35）此时，异化概念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思考语境中的重要的逻辑规定，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总是否定性地指认分工，而不像后来那样首先肯定分工的进步意义，然后再历史地说明分工在私有制条件下导致奴役性关系的原因。在此时的马克思的眼里，分工的理论角色，是在经济科学中才能得以确认的恶之源。马克思的逻辑转换在此明确地得以显现，他力图用科学的经济学规定取代哲学的价值规定：“异化”是价值评价，分工是社会现实结构。为此，马克思在后面的第三章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施蒂纳，因为他根本不能理解真实发生的历史真相，即“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在发生事物化、异化（versachlichen, entfremden），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Verkehr）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换为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Verhältnisse），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cf. Marx/Engels,S. 228）[4]请注意，也是在这里，作为本文关注和思考焦点的versachlichen与entfremden并置地出现了。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创造和使用“事物化”（versachlichen）一词。在德文中，Versachlichung是“使某些东西变成事物”（etwaszurSacheMachen）之意。这里，马克思使用了此词的形容词，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批评施蒂纳时提到“竞争中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3页；Marx/Engels, S. 357）这也是此书中仅有的两次使用物化概念。显然，这里肯定没有后来被广松涉所重构的“物象化”之意。我们可以看到，替代异化逻辑的事物化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里的第一次出场情境中，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是不明确的。Versachlichen只表明了一种抽象的事物性的外部力量对人的反向统治，用我的概括即物役性，而没有通过经济学的研究认真找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颠倒的本质和复杂发生机制。

1857年7月至1858年10月，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而进入他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构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拜物教意识，在科学批判的起点上不断深化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逻辑，即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对象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的历史现象学（geschichtlichePhänomenologie）。也是在这里，我们将最终遭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特有客观颠倒和误识的完整Versachlichung（事物化）- Verdinglichung（物化）批判视域，以及三大经济拜物教理论。

由于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社会历史的存在视为永恒的自然物质存在，所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开始进行的政治经济学（die politischeÖkonomie）研究，从历史哲学的视觉上看，正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的方面，因为它本是就是一种历史地变化并将超越的现实。正是这种历史性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多重颠倒的复杂社会关系筑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颠倒的经济现象中形成它们特有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社会历史存在直接设定成经济运行本身的自然的客观属性，所以，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对于人类生存的事物化颠倒，直接被指认为人的天然本性（“自然法”）和社会存在（生产）运作天经地义的正常形式（“自然秩序”），如此一来，三大经济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就会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都记得，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时批判了黑格尔与斯密、李嘉图，那时他凭借着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从主体向度出发，用人本主义一层层剥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肯定的现象（事实）的丑恶面具，从而复归人的劳动类本质。1845年以后，马克思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他在放弃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同时，也暂时放弃了现象学批判。他的焦点意识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内在的客观矛盾，而不是这种社会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与现实具象。因此，事物化（“异化”）与颠倒的经济现象并不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关注主题。我们也看到，他以并不精准的物役性批判生成自己的过渡理论形态。然而，在1847年以后特别是在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进程中，马克思在对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表象的研究中，再一次从主体（劳动）向度出发，也再一次开始关注商品—市场经济关系的事物化与颠倒的问题（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异化”批判）。他再一次从经济学研究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劳动到价值、货币到资本，这是劳动关系和劳动成果本身事物化与颠倒的二次方，是“异化的异化”。而这里从主体出发指认的颠倒与事物化的发生，不再是相对于人类本质的“应该”，而是相对于“先有”（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直接和简单的经济关系）与“后有”（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化生存之客观可能性），这一“先”以“后”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后者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可能性。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先有”，这种关系颠倒的事物化是一种客观的进步，也是人的进步；而对于“后有”，这种事物化则是新型的奴役、对抗的历史形式。马克思指出了面对“先有”与“后有”的事物化的不同，它正是马克思此时的历史逻辑与过去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异质性区别，

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指认出，相对于“先有”的人的依赖关系（persönlicheAbhängigkeitsverhältnisse）的前资本主义“第一大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以事物性的依赖性（die sachlicheAbhängigkeit）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UnAbhängigkeit），这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form）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联系（universaleBeziehungen），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5]首先，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不是过去的汉译文本中“物”（Ding）的依赖性”而是“事物性（sachliche）的依赖性”，原先的这个误译将会导致严重的理论误识。其次，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完整说明了第二大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事物化与颠倒。这正是本文非常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跳跃，因为这显然是黑格尔“法哲学”市民社会现象学批判逻辑的“接着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中，由于交换价值成为目的，一切都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个人抵达现实社会认同的唯一通道。相对于过去那种第一大社会形式中简单的人与人的之间交往关系，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需要经过交换中介的事物化和颠倒（Verkehrung）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马克思写道：“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Fremdes），表现为事物性的东西（sachliches）；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Verhalten），而是表现为他们丛书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往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往，他们的互相关联（wechselseitigerZusammenhang），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事物（alseineSache）。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联系（die gesellschaftlicheBeziehung der Personen）转化为事物性的社会状态（eingesellschaftlicheVerhalten der Sachen）；人的能力转化为事物性的能力（das persönlicheVermögen in einsachliches）。”（《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3-104页；cf.MEGA2, Ⅱ/1, S. 90）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种着眼于分工导致的活动固定化的思考不同，马克思此时已经通过经济学研究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身的历史性颠倒和事物化。

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是“以事物性（sachliche）的依赖性为基础”呢？马克思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为什么人们信赖事物（Sache）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事物是人们互相间的事物化的关系（versachlichtemVerhältnis），是事物化的交换价值（Tauschwert），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联系（Beziehung der produktivenTätigkei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7页）[6]这是事物化概念的第二次出场。第一次是在前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认为，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中十分重要的事物化批判理论正是在这里被真正建构起来的。他让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人们所拜物教式地依赖的事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真正本质是人与人“相互间的生产活动的联系”，更准确地说，是发生于商品-市场活动中的劳动关系客观抽象为“交换价值”关系，这里发生的重要事件是，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事物化为商品（货币）之间的关系。这种颠倒和事物化的实质恰恰遮蔽了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此处所创立的事物化批判理论的基本构境平台不再是描绘一般社会历史图景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这一商品-市场经济形态批判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特殊哲学构境平台上，资本关系所建构的经济力量成为决定一切的主导性力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全面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事物化理论出场的更大构境背景。

为了说明事物化现象发生机制，马克思具体分析道：货币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的前提正是社会关系本身的事物化，人们每天都可以触摸到的金钱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奇特的“抵押品”。在市场交换中，人从另一个人手中获得商品时，他就必须将这种抵押品留下。就是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小行为片段，却建构着一种根本性的关系颠倒：“人们信赖的是事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同上）并且，“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事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同上，第105页）在市场经济中，人本身不再重要，金钱开始成为物神。因为你一旦拥有货币，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中的万能权力。于是，货币就这样成为众人追逐和膜拜的神！相比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穆勒笔记》中的相近表述，这是他第一次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中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重要社会现象。马克思辨识说，这里的问题实质是，“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事物性（sachliche）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同上，第108页）[7]这科学地解释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的那个与个人对立的偶然性的普遍形式的生成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货币占有关系中，“每个个人以事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事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同上，第104页）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分析劳动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这种事物化颠倒的性质，说明了货币在经济现象中获得神秘权力的秘密。这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制等级中通过血缘关系世袭的社会权力，现在必须由货币占有来获得。

在不久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中，马克思更精确地指明事物化现象的本质：“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die gesellschaftlicheBeziehung der Personen）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事物和事物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sVerhältnis der Sachen）。……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dinglicher Hülle）之下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译文有改动；cf. MEGA2, Ⅱ/2, S. 113）马克思这里的讨论，Sache与Ding同时在场了。这是一个在经典文献汉译中容易被忽视的文本细节，在此，马克思十分精细地区分了客观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直接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和颠倒（Verkehrung）为商品经过货币与其他商品的关系，以及这种颠倒的事物化关系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仿佛与人无关的物相（“物的外壳”）之主观错认。后者正是马克思所指认出的区别于客观事物化的物化（Verdinglichung）主观错认论。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认出关系客观事物化与物化主观幻境之间根本的异质差别。可是，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Verdinglichung这个概念。对于后者，马克思还这样表述：“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对象的形式（Form einesGegenstandes），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Dinge）和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而明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3页，译文有改动；cf. MEGA2, Ⅱ/2, S. 114）在前面是客观事物化的地方，马克思用了对象的概念，以表征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后面则用了“表现为物”，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的主观假象。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Illusionen）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Naturding）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Ding）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sVerhältnis），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sVerhältnis）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Ding）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于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同上）依马克思的看法，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货币主义基于一种主观的错觉，它将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颠倒，从外部错认为是物的自然性。这里的要害是：明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关系，现在却被假设为人类社会中永恒存在的天然物！资产阶级自然法和自然秩序的全部立论正是在这里发生的。由此可见，马克思长期以来被遮蔽起来的事物化和物化批判理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学术探秘，而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根据。

再回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讨论语境，我们发现马克思在后面的讨论中也指出：“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事物（Sachen）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natürlicheEigenschaften der Dinge），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grobeMaterialismus），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Idealismus），甚至是一种拜物教（Fetischismus），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Dingen），从而使物神秘化（mystifizier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2页；cf. MEGA2, Ⅱ/1, S. 567）这就是拜物教！这是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唯一一次使用Fetischismus一词。这也意味着，将社会关系之下特定事物的社会属性错认为与人无关的自然属性的物化（Verdinglichung）主观错认论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前提。这里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客观发生的事物化是主观物化错认的前提，而物化错认又是整个拜物教观念的基础。有趣的是，马克思仍然没有使用那个后来被青年卢卡奇再次发明出来的Verdinglichung一词。在德文中，Verdinglichung是指“使某些东西变成物”（etwaszurGingMachen）。依我的看法，这就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中最重要的三个思想构境层。

二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生成的事物化、物化和拜物教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观点，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是，马克思仍然没有经常使用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二词。这恐怕是马克思这一重要理论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可马克思的这个历史现象学批判视域的确是始终客观存在的。我们知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引发出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态从一般等价物到货币，再到市场竞争导致的价格转化，最终揭露了带来“利润”的货币—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真正秘密。其中，马克思也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无意识遮蔽这一秘密的主客观微观机制，这种微观机制则是通过事物化（Versachlichung）与物化（Verdinglichung）双重批判构境完成的。这里，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事物化（Versachlichung）问题的讨论。

    在《资本论》第1卷开始不久，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事物化现象进行了一个重要的总体说明。他分析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时常会发生如下的现象：“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原子一样的行为（atomistische）,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altnisse）事物性形态（sachliche Gestalt），那种不受他们统制，并且和他们个人意识行为相独立，不以它为转移的物质形式，首先是由他们的劳动产品一般（Arbeitsprodukteallgemein）采取商品形式（Warenform）这一件事而显现出来。”（马克思，1953年，第71页）[8]我觉得，这可能是马克思在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离黑格尔的“事物自身（Sacheselbst）”观点最近的一次。在《法哲学原理》中，在对斯密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一说的深刻理解之上，黑格尔透视到市场经济中作为私人的原子化的个人（市民，Burger），在追逐自己的私利过程中，恰恰是以一种“普遍物”（Allgemeine）为中介的，这个抽象的普遍物正是事物性的交换关联（Zusammenhangs）锁链。（参加黑格尔，第201页）他认为，市民社会中这种相互欺骗的市场交换结果造成了一个“理性的狡计”（List der Vernunft）在背后发生作用的自发构序（ordnung）进程，黑格尔将这个无名的客观事物构序（DieseanonymeobjektivsachlicheOrdnung）称之为事物自身（Die Sachesellbst）和第二自然（zweitenNatur）。黑格尔从经济学生成的哲学思辨，在马克思这里再一次被复归于经济学的科学透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过程中，原子化的个人（独立的法人个人主体）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社会关系，他们之间的“劳动产品一般”的关系只能在市场交换中通过一种“不受他们统制，并且和他们个人意识行为相独立，不以它为转移的物质形式”中介性地实现出来，这就是所谓颠倒的事物性形态，这个事物性形态的本质是劳动分工所导致的构形产品的劳动一般（黑格尔的那个“普遍物”）只能通过被交换的商品形式完成。我认为，黑格尔在思辨唯心主义视域中发现的“事物自身”（Sacheselbst）命题的真正意义，是马克思在这里的一次科学说明的。由此马克思指认，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BeziehungenihrerPrivatarbeiten）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unmittelbargesellschaftlicheVerhältnisse），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事物的关系和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das gesellschaftlicheVerhältnisse der Sache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0页，译文有改动；cf.MEGA2，II/5,S.47）

    这就是事物化颠倒的真实发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第一次准确地指认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事物化颠倒的原初社会关系并不是什么本真性的人的本质，而是劳动者“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劳动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失去了它的直接性，而只能通过在市场交换中历史性地生成的商品、货币之间的间接事物之间的的关系，这是一种从人的直接主体关系颠倒为事物性的间接客体关系的事物化事件。

    再具体到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商品分析的思考中，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更微观地指认到：资本主义社会事物化现象的本质，恰恰在于“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unmittelbargesellschaftlicheArbeit）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事物的人格化（Personificierung der Sache）和人格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 der Personen）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了的运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35页，译文有改动；cf.MEGA2，II/10,S. 106）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唯一一次使用这个Versachlichung词。但在马克思亲自审定的《资本论》第1卷的法译版中，却唯独跳过对这个词段的翻译。[9]这四个对立，十分深刻地说明了事物化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这里的关键性构境线索所抽象劳动→社会劳动→价值→事物化。

马克思是想告诉我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劳动是“完整”地进入到产品之中的，而是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生活来说，这种劳动本身并不构成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使个人的劳动失去全面性，使之必然成为片面性历史生存，然而社会正是在这种专业化分工与交换中第一次成为有机的经济运作系统。正是这种劳动片面性，使独立的个人作为互相需要的人群互相联系起来，并且彼此互补，形成黑格尔所说的当代“市民社会”。这种客观的总体性使一种新的强制和奴役，每一个个人的劳动由于分工都被扯裂为碎片，都变得片面化，只有通过市场交换由社会（他人）的需要作为中介才可能得到实现。因此，劳动必然一分为二，作为物质内容构成的有目的的一定形式的具体劳动，创造物品的使用价值，而作为新的社会经济构序形式的与具体性塑形无关的一般劳动消耗的抽象劳动则形成供交换所用的价值，这样，劳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就历史性地分离了。在交换中，价值形式的发展历经了这样的过程：从物物交换到简单价值形式，再发展到扩大了的价值形式，进而演变为一般价值形态即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物品的价值实现了向价格的转化。至此，人的劳动已经在交换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形式，它原本是人与人相互交换的直接劳动成果关系，现在则颠倒地表现为一种经过市场中介的事物与事物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分工之下的劳动者个人的具体劳动只是构成产品使用价值的片面因素，劳动产品必须通过市场的交换才能卖出自己，以实现不同社会劳动之间的交换，而交换关系本身的客观抽象历史性地生成价值等价物（货币），这个代表了人与人之间劳动一般的“人格化”关系则事物化为事物（货币）与事物（商品或货币）之间的非人格性关系。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事物的关系（sachlicheVerhaltnis）和事物（Sachen）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0页，译文有改动）其实，这种事物化关系还更深地重新主体化为资本对世界的实际的支配者和统治者。资本家不过深资本的人格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经甚至用了“事物的主体化、主体的事物化”（die Versubjektivierung der Sachen,dieVersachlichung der Subjekte）这样的极端表述。（参见马克思，1975年，第548页；MEGA2,II／3/4， S. 1494）

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事物化现象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这种事物化关系构式的客观经济力量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东西。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终于破解了他自己从1845年就开始寻觅的物役性现象之谜。马克思说：“在叙述生产关系的事物化（der Versachlichung der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Verselbständigung）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alsübermächtige, siewillenlosbeherrschendeNatuigesetze），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blindeNithwendigkeit）发生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1页，译文有改动；cf. MEGA2, Ⅱ/15, S. 805）这里的压倒性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政治黑格尔那个作为事物自身（Die Sacheselbst）的第二自然（zweitenNatur）！事物化正是物役性的本质，也是第二国际非历史地放大经济决定论的真正的社会现实基础。马克思发现的真相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过程中，事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历史性地成为决定性的主要制约力量，并在人类自身的物质实践—经济活动中创造出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一种新的外部力量。人成为自己的经济创造物和工具性事物之间关系的奴隶，最初开始作为中介的东西现在成为主体（人格化）。在货币产生利息、资本获得利润之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假象就成了新的神话。于是，经济（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Fetischismus）就出现了，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无法批判性透视的无孔不入的常识！

三

我发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谈及这样一个与事物化批判不同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verzauberten Welt）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物的属性（Eigenschaften der Dinge），是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马克思，1975年，第571页；cf. MEGA2, Ⅱ/3/4, S. 1511）不是事物（Sache），而是物（Ding）；不是变成事物，而是看起来像是物的属性。这就是事物化客观颠倒之上的一种新的神秘主观倒错，即由于无法透视颠倒了的事物化社会关系，人们将这一关系产生的非实体社会关系存在错认成物品本身的自然属性。这就是Verdinglichung了。我认为，马克思不同于事物化批判的物化批判论正是在此被再一次明确界划出来。

对于这个不同于客观发生的事物化颠倒事件的物化错认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很形象地说：“正如一物（Dings）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可感觉的形式。必须补充说，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个外界对象射入另一对象即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physischeVerhältniszweischenphysischenDingen）。但是，商品形式（Waarenform）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Wertverhältnis），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完全无关的。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das bestimmtegesellschaftlicheVerhältnis der Menschenselbst），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die phantasmagorische Form einesVerhältnisses von Dingen）。我们只有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一个比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是（Waarwelt）里，人手的产物（die Produkte der menschlichen Hand）也是这样，这可以叫作拜物教（Fetischismus）。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拜物教是同这种商品生产（Waarenproduktion）分不开的。”（马克思，1953年，第47页；cf. MEGA2, Ⅱ/5, SS. 637-638）显而易见，此处的说明性构境中，马克思明确用宗教世界中的主观幻境来类比，以说明作为人与人的特定劳动交换关系在交换过程中被客观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并不是产品的物理属性（自然物性），但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交换中却颠倒为商品、货币一类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事物性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却进一步表象为商品本身物理存在的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他将这种主观幻境的误认指认为拜物教。我们不难发现，拜物教的前提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发生的物化错认。然而，一直到《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始终没有使用那个Verdinglichung。

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和手稿中，Verdinglichung一共只使用过两次，这两次都出现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说：“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Verdinglichung)，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bloβe Dinge)，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率的余额，使这两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事物( Sache) 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 ，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第 2 版，第 940 页，译文有改动; cf. MEGA2，Ⅱ/15, SS. 804-805）

这是Verdinglichung概念在马克思的全部思想构境中的第一次出场。有意思的是，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在同一文本段落中在场，这更有益于理解二者的差异和关联。我认为，马克思此处用Verdinglichung表征了这样一种观念：资本-利润（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图景中的公平交换关系建构的市场经济中的三位一体，其实是“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资本与土地，明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特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却直接被错认为“单纯的物”(bloβe Dinge)，以至于利润与地租看起来成了一种投资物公平的客观回报，由此，遮蔽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这就是Verdinglichung假象的根源。而当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之后，就完全有可能揭示这种Verdinglichung主观错认背后发生的“事物（Sachen）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的客观机制。这是马克思唯一一次直接说明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之间的关系。

Verdinglichung在《资本论》第3卷中在场的第二处场境里，马克思说，“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Verdinglichung）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Versubjektivirun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96-997页；cf. MEGA2，Ⅱ/15, S. 852）就是说，作为资本而出现的商品被错认为物的物化现象，是与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本身的主体化假象同时发生的，这是一个双重错认。我们还来集中说明第一个错认中发生的物化假象。在马克思看来，“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Dinge）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Ding）（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36页）这是说，物化的错认，甚至在简单商品生产过程中就出现了，只要有商品交换，就会有把劳动交换关系误认为物的属性这种物化的神秘性，这应该是经济拜物教观念的缘起。但是，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整个商品-市场经济王国才全部变成了一个多重颠倒的着了魔的世界：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在商品和货币的主体化、人格化中客观颠倒为这些经济事物之间的事物化关系，而这种事物化颠倒又在物化-拜物教观念中被进一步颠倒为物品的物理属性的主观误识，最终，物化错认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直接确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中的天然属性和自然秩序。这样一来，在个人眼中，社会存在事物的社会历史属性常常与物的自然属性混淆起来，如“资本的物质要素和资本的社会形式”形同一体，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特定事物和人的存在状态的暂时的社会历史属性变成永恒的。马克思曾经说，由此资产阶级关系就被趁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这意味着，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人的直观不能使人看到社会本质的真相，物与人都笼罩在拜物教之白日梦中。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是人们永远都不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因为这是保证剩余价值被他们无偿占有的隐身机制。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最终出现的生息资本，马克思有些感慨地说：“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begriffslose）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事物化（Verkehrung und Versachlichung）:资本的生息形态，资本的这样一种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Kapitalmystifikation）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对于要把资本说成说价值即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这个形式自然说它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42页，译文有改动；MEGA2,II／15，S. 382）这个G－G’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神秘化和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高境界。存一笔钱，便能生出新的钱来，看起来，这是与劳动者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再生息资本这里，资产阶级的事物化、物化和经济拜物教战胜了整个世界。不过，非常有趣的是，为了说明经济关系的事物化颠倒和对其的物化错认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历史现象，马克思还以历史性的比较参照系判别化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逃到别的生产形态中去，商品世界的一切神秘，再商品生产基础上包围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都立刻消灭了。”（马克思，1953年，第52页）没有商品—市场经济活动，事物化就会解构。准确地说，不是解构，而是根本没有被建构起来的基础性场境。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我们怎样判断封建社会内人们互相对待的装扮，人与人在劳动上缔结的社会关系，总是表现为他们自己的人的关系，而不会假装为物与物、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间的社会关系”。（同上，第53页）同理，在马克思所构思的未来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中，一切束缚我们的事物化外在关系和物化魔法都会消除，在那时，我们将时历史的真正主人。

参考文献

广松涉，2002年《物象化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1953年：《资本论》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88年：《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1962年、1979年、1980年、2001年、2003年，人民出版社。

Marx,2009,Das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Okonomie,Capital, Livre premier, Le temps des crises, Pantin.

Marx/Engels, 1969, Die deutsche Ideologie, in MEW,Bd. 3,Berlin: Dietz 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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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哲学研究》2014年第7期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