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传佛教的长老之一，又是极少数长年坚持“自修与弘法”为佛法根本的济群法师，在当前中国佛教界可谓桃李满天下。数十年来，在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闽南佛学院担任教学弘法，为佛教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了使佛法回归人本精神，他以出世心行入世事，以兼容并蓄的思想，深入浅出地广宣佛法，化导民心，利济苍生，并在佛法的现代传承与弘扬方面做了诸多开疆拓土的探索，成绩斐然，在教界广大信众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在厦门南普陀寺，我们与济群法师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

 

出生于闽东的济群法师，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幼时，在双亲的带领下，全家信佛并吃长素。在他印象中，家里常年有僧人来住宿、吃饭，而母亲总是热情招待，家中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一年秋天，母亲发心到闽东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14岁的济群也跟着同去，在支提寺生活了三个多月，这在他的内心埋下了深厚的善根，也成为日后出家为僧的缘起。1979年，他从福州鼓山涌泉寺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1980年进入中国佛学院，1981年在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84年毕业后，到莆田广化寺等处参学任教。现任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并受聘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级顾问、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讲唯识、戒律、阿含、道次第等课程。

 

近30年来，法师在修学之余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佛学论著，并积极从事弘法，时常在欧洲、澳洲地区和我国大陆及港台各地高等院校、信众团体和寺院应邀演讲。著有《济群法师谈人生》系列丛书、《真理与谬论》、《菩提心与道次第》、《认识与存在》、《菩提大道》、《开启内在智慧的钥匙》、《禅语心灯》、《心经的人生智慧》等。他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佛法是人生智慧、生活智慧的理念，希望人们摆脱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走入生活，解除生命的迷惑，走向觉醒和自由。

 

使佛法回归原有的人本精神，为社会大众提供健康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始终是法师提倡的弘法理念。于是，我们的话题便从人生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弘扬谈起。

 

问：近20多年来，法师为什么一直致力于人生佛教、正信佛教的弘扬？

 

答：人生佛教的理念，由太虚大师于民国年间率先提出，与以往的传统佛教相比，似乎是独立于各宗之外的新生事物，但究其思想内容，并非创新之见。事实上，人生佛教正是对原始佛教的回归。与其他宗教的以神为本不同，佛教的立足点是人本的。

 

虽然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部分民众对佛教充满的是由某些现象得来的片面认识。看到有人来寺院烧香拜佛，就以为佛教只是保佑平安的途径；看到信徒中老年人居多，则以为佛教是闲来无事后的精神寄托；看到个别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又以为学佛是走投无路后的无奈选择。而近年来的部分影视作品，更使很多人以为出家人都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豪侠之士。凡此种种，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佛教的正确认识。我们通过人生佛教的正面弘扬，就是要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正信的佛教。

 

问：当前，传统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误区？

 

答：教界目前存在的误区现象，比较突出的有四点，即鬼神化、来世化、哲理化和学术化。经忏佛事的盛行，使很多人将佛教当做是为鬼神服务的手段，从而背离佛教的人本精神。净土法门的特别弘扬，又使很多人觉得学佛只为求得来世，是老之将至时才需关注的问题。而哲理化的佛教，只适合具有相当文化层次的僧侣学习研究，普通民众没有时间也没能力深入。至于学术化的佛教，也只是部分学者的专业，他们将佛教当做文化现象研究，很少和现实人生发生关系，也很少考虑自己的安身立命，这些学术成果从文化传承来说固然有一定意义，却无益于现实人生，更无法激起他人的信仰。

 

问：和传统佛教相比，人生佛教有哪些新的内涵？两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人生佛教虽然定位于现实人生，但不是人们通常所以为的仅仅关注现实。入世只是其中一个层面，其内涵远远不止于此。太虚大师有首偈说得非常好：“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首偈包含三层内容。首先，人生佛教是以人为本，通过佛法智慧来正确认识人生，解决各种问题，从而建立幸福人生。其次，说明做人与成佛的关系，学佛要以佛菩萨为榜样，克服自身的贪嗔痴，成就慈悲和智慧的生命品质。第三，佛是由人修行而成，每个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因而，人生佛教涵盖了由人到成佛的整个过程。

 

可见，人生佛教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佛法修行是以菩提心为基础，具备这个前提，才能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而在修行过程中，正见更是不可或缺的。传统的宗派佛教，如三论宗“缘起性空”的正见，唯识宗“万法唯识”的唯识正见，以及禅宗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说人生佛教和传统的宗派佛教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在于它针对佛教发展中存在的误区现象，特别提出为现实人生服务的宗旨，同时，在形式上采用更为契机的方式。除此以外，实在无法将人生佛教与传统佛教对立起来。

 

对当代佛教的探索与思考

 

问：实际上，人生佛教即是对传统佛教继承和发展。作为今天的修学者来说，我们如何去面对“传统”？

 

答：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自然有其相应的权威性。也正因为这样的权威，使得人们往往只是埋头顺应，却不敢加以审视。比如我们今天继承的佛教传统，包括我们的生活、修行乃至寺院建设，究竟是佛教的优良传统，还是陈规陋习？这个问题，很多学佛者是不曾想过，也不敢去想的，似乎想一想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那么，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传统，和唐朝的佛教是否一样？和印度早期的佛教是否一样？和南传佛教是否一样？和藏传佛教是否一样？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观察，会发现传统并不是从上至下的唯一道路，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唯一样貌。

 

在它的周围，还有很多或并行、或交叉、或渐行渐远的道路，还有许多或因时、或因地、或因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而展现的丰富变化。其中，究竟什么传统更符合佛法真谛？究竟什么是主干，什么是枝末？究竟什么是需要继承的，什么是需要扬弃的？

 

如果没有一个开阔的视野，我们很可能成为所谓“传统”的牺牲品，甚至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传统”，只是佛教发展过程出现的某种变异。不幸的是，我们却将这种变异“忠实”地加以继承，进而发扬光大，代代相传。从这一点来说，今天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格外的机遇，让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视野。否则，我们是没有能力对传统加以审视，进行甄别的。

 

2004年，我发表了《汉传佛教的反思》，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传统的宗派佛教？如何继承？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召开，我又撰写了《一个根本，三大要领》，针对当前佛教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佛教建设要抓住“一个根本，三大要领”。一个根本，是修学体系建设。三大要领，是僧人教育、僧团管理和弘扬佛法。佛教界存在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如果做好这几个问题，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目前我们成立了一个书院，根据佛法的五大核心要素，即皈依、发心、戒律、正见、止观，建立了一套三级修学模式，帮助学员快速地掌握佛法的核心要领，并有次第地修学。学习方式为自修与共修相结合，重视讨论、交流和分享，重视佛法与人生相结合。从三年多的实践来看，学员大多能在短时间内对佛法生起信心，进而使观念、心态及生命品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我想这也是传统佛教在现代社会弘扬的尝试。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响

 

问：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佛教和传统文化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法师曾说过，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无法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这句话如何理解？

 

答：对多数没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触过佛教的人来说，佛教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事实上，佛教和国人的关系不仅非常密切，且源远流长。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汉魏之后，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无法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比如魏晋玄学，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般若典籍谈空说无，正是玄学所崇尚的境界。故在南北朝时期，般若经典的翻译及弘扬成为热潮。而隋唐哲学的内涵主要是佛学，如果离开佛学思想，隋唐时期的哲学史将是一片空白。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发展至宋明理学，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关于心性的内容，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虽然孟子及《易经》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单薄。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对于心性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尤其是禅宗，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因而也有人说，宋明理学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表面为儒家，内涵却是佛家。且不论宋明理学的兼收并蓄是否成功，其深受佛教之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及至清末民初，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维新人士，以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大无畏精神从事救亡图存、维新改革，虽然他们的变法失败了，但志士们的哲学思想却影响了数代国人。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又有相当部分是源于佛学。谭嗣同的《仁学》是受到华严及唯识思想的影响，开卷即言“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康有为的《大同书》则受到佛教众生平等和无我思想的影响，立志打破社会各阶级的界限，建立大同世界。

 

问：以上您说的是佛教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的。

 

答：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

 

佛经所展现的时空观，更是国人闻所未闻的。中国人的时空观比较狭窄，正如庄子所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而佛经阐述的时空，则为我们展现了极为磅礴的气势。在《维摩经》中，维摩诘示病，佛陀派弟子前往问候。其居处虽仅一丈，但百千人进入后并不感拥挤，房间也未曾变大，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至于说到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量无边的世界，则是以宇宙为平台，以无限时空为背景，描写菩萨的游戏神通，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佛教典籍的体裁也非常丰富，既有诗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说式、戏剧式的。即使不从信仰层面来接受，也可作为文化传承来学习，因而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早在东晋时期，即有十八高贤会集庐山，于高僧慧远法师门下同结莲社，共修净业。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风更盛。著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

 

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很难透彻这些作品的底蕴。如《西游记》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其创作中渗透了许多佛教思想。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至于名著《红楼梦》中，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

 

问：佛教对中国艺术创作的影响呢？

 

答：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极大促进了中国雕塑、建筑、绘画艺术的发展。

 

其中，尤以雕塑领域更为突出。存世作品中，佛教造像不仅数量众多，更有着令世人瞩目的艺术价值。如果没有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众多石窟中数以千万计的佛教造像，没有巍峨梵宇中的诸佛菩萨，雕塑艺术宝库将减少一半以上的珍藏，中国雕塑史也绝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丰厚、那么有分量。

 

而存世的古建筑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寺庙建筑。如现存最早的两座唐代古建，均为佛寺殿堂，即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至于古塔，基本都是佛教建筑。尤其是那些经典之作，如嵩山嵩岳寺塔、山西应县木塔、大理崇圣寺三塔、苏州云岩寺塔等等，虽然风格造型各异，但都是清一色的佛塔。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既因自然景观而名，亦因人文景观而胜，而佛教名胜正是人文景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的绘画、书法作品，同样离不开佛教题材。

 

山水画中，有古寺梵刹、阿兰若处；人物画中，则有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高僧大德。而各个朝代抄写的经书，则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作品。其中，书法大家的抄经名作便不胜枚举，如王羲之书《遗教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苏轼书《圆觉经》、赵孟頫书《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弘一大师书《华严经》等等。此外，敦煌还保存有大量唐人写经，既是珍贵的佛教典籍，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宝库。

 

在这些作品中，不仅直接以佛教相关题材乃至佛教经文为创作内容，更蕴涵着佛法的境界和精神。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方式与西画截然不同。西画重视写实，而国画重视写意，逸笔草草，直抒胸臆。“意”就是一种思想，一种境界。作品的品位有多高，主要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和宗教素养，作品如何能有空灵深邃的境界呢？正所谓“功夫在画外”。相应的，如果我们不具备佛学修养，也很难追随创作者的创作心路，进入那种意境之中。现代人的心如此浮躁，若不了解作品之后的背景，如何穿越百千年的时空，领略那番禅意、体会那份超然呢？

 

问：佛教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之外，其自传入中国以来，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佛教对中国的民俗、道德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

 

答：是的，诚如佛菩萨圣诞等宗教节日现已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民俗节日等等。而其中，尤以腊八节和盂兰盆会的影响为最。国人有很强的孝道观念，但这种孝是建立于伦理纲常之上，而佛教所提倡的孝亲则着重于报恩，可以说是更究竟的尽孝方式。

 

此外，国人的很多道德观念也深受佛教影响，如因果报应的观念等等。维系社会安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法律，一是通过道德。以此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比如阿拉伯国家之于伊斯兰教；欧美国家之于基督教；亚洲国家之于儒学、佛教等等。

 

佛教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

 

问：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程中，积累了深厚而光辉灿烂的文化。今天我国正在提倡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要增强文化软实力，您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存在哪些不足？佛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答：今天，人类对外部世界展开了种种探索，并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但对自身的生命依然无知。尽管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光辉文化，但在传统文化中，对心性问题、生死问题、世界本原问题，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佛教可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对于提高文化的软实力，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比如心性问题，社会虽然在不断发展，人性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古人存在的问题，今天也一样存在。人性中的贪、嗔、痴烦恼，和两千多年前佛陀时代的人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佛法是心性之学，从对心行的剖析到调整，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学习佛法，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心性，修身养性，乃至明心见性，从而摆脱人性的负面因素，张扬其中的正面力量，也就是今天社会所呼吁的“正能量”。

 

再比如生死问题，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和宗教家都在致力于生死问题的探讨。作为伴随人类一生的两大属性，生和死，既相互否定，又密不可分。

 

如果将一个人的出生作为人生旅途的起点，那么，从他来到这个世界开始，每时每刻都在接近旅途的终点，在奔向他的末日。正是由于我们的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死亡，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那样：每个生命的经验均以死为方向，这乃是生命经验之本质。

 

那么，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依现行教育的观点：生从父母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妈妈生下我，我就有了。而生命的结束，就意味着一切的消失——人死如灯灭。死亡作为个体生命的结束，充分体现了人生的有限。

 

而佛学依据缘起的智慧考察生命现象，认为生命是相似相续、不常不断的。生命不仅包括了我们的现在，还有着生生不已的过去和未来。我们这一期人生仅仅是生命延续中的一个片段。生命像流水，从无穷的过去一直延续到无尽的未来；生命又像铁链，一环套着一环。我们现有的生命形式，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浪花、一个环节。了解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知道生命延续的因缘因果，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生的穷通祸福，正视当下发生的一切，从容面对。同时，基于对未来生命的负责，我们会更关注当下的行为。

 

还有世界的本原问题，认识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如何产生、形成？什么代表着存在？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在唯识、中观的经论里都有系统的阐释和说明。可以说，佛学即是东方的哲学，对人生、人活着的价值、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建设如法寺院 构建人类精神家园

 

问：我们知道，佛法就是心性之学，是究竟解决人生问题的大智慧。但今天的人们，对于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等有关信仰问题往往思考很少，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在我们的人生中，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生命的最终依归，还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信仰究竟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是人生道路上的智慧明灯，还是遭遇挫折时的心灵安慰？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许多人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曾意识到信仰对于人生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社会，许多人对宗教都缺乏正面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信仰需求或者得不到正向引导，或者转化为其他需求，甚至误入到邪教的信仰中，给社会和家庭都带来巨大损失。至于那些从未思考过生死大事的人，自然也就觉得信仰是可有可无的。

 

信仰所关注的是人生大事，包括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包括对人生价值和生命自我的认识，也包括心灵的关怀及烦恼的解脱。这些都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们忽略而不再存在。

 

问：那么，如何建设如法的寺院，找到可以休憩的精神家园？

 

答：信仰不仅能帮助人们净化内在心灵，建立道德规范，还能让我们找到人生的究竟归宿，引领我们踏上古圣先贤的求真探索之路。

 

寺院，是出家人修行的道场，也是面向民众弘法的平台，更是构建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阵地。但我们看看今天的寺院，因为历史等种种原因，一些寺院只有烧香拜佛的作用，在功能上几乎和神庙相差无几。而另一些寺院则成了旅游观光之地，供人游览参观，娱乐休闲。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企业也在推波助澜，占据名山，开发旅游，发展商业，所谓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这是对寺院性质的扭曲，也是对宗教神圣性的玷污。须知，政府讲宗教为经济建设服务，并非把寺院变成一座商店或者一个工厂，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而是发挥宗教净化人心的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在有不少地方政府把名山寺院变成景区，发展经济，这不仅不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使宗教严重丧失教化社会的功能。

 

问：寺院的基本职能是什么？

 

答：寺院，应以修学佛法为核心。寺院又称道场，是出家人学法修道、化世导俗的场所。在佛教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始终担任着续佛慧命的职责，使佛教薪火相传，久住世间。

 

佛教是觉醒的教育，其责任就是引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从迷惑走向觉醒。作为出家人，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只有提升自身的生命品质，才有能力承担教化社会、净化人心的责任，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以此实践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

 

佛教界需要真正认识寺院的职能，那就是内修和外弘。寺院是成就出家人用功办道的场所，也是开展教育、弘扬佛法的平台，包括对四众弟子的教育，也包括面向社会大众的教育。要完成这一目标，既需要常规化的活动，也需要非常规化的活动。

 

所谓常规化，每个寺院都有责任为大众提供常规的宗教生活，以此满足信众的信仰需要，并使他们对佛法的认识得到提升。所谓非常规化，即每个道场要发挥不同特色，对信众进行引导，或侧重某一宗派的修学，或侧重禅修，或侧重慈善，形成较为深入的修学体系。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佛教的局面。

 

作为当代的出家人，我们不仅要明确内修外弘的本分，更要共同探索佛教在当代的弘法思路，以期形成规模化和体系化。只有这样，才能使佛法得以广泛传播，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贡献。

 

问：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建设如法的寺院？又该怎样进行管理？

 

答：在佛教传统的三纲制度中，上座负责道德教育，寺主负责行政管理，维那负责清规戒律。这是一套非常合理的体制，因为它建立的是一套双向监督——行政必须在道德教育和清规戒律的双向监督下做事，这就保障了寺院的健康发展。如果不尊重道德教育，缺少清规戒律的有效监督，做事就只能靠负责人的良心和素质了。

 

早期的寺院，方丈的任务主要是领众修行。在行政方面来说，则有东序和西序。西序是班首，协助方丈进行道德教化；东序是执事，负责寺院的日常行政管理。而现在的方丈往往将教育和行政集权于一身，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丈自身素质的要求就特别高。否则的话，就会因缺乏监督带来各种隐患，造成各种问题。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对佛教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和破坏。更可怕的是，这种误导和破坏还在继续，还在变本加厉。如果我们不为此做些什么，即使能保持某种程度的洁身自好，也将沦为佛教走向衰落的推手。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逆流而上，就是随波逐流；不中流砥柱，就是顺势而下。

 

此外，佛陀所制定的“六和”精神，也是建设清净僧团的指南。在六和中，一是戒和同修，在制度上人人平等。二是见和同解，把认识、思想统一到佛法中。三是利和同均，机会平等，利益均衡。四是身和同住，保持团体行动的协调性，身业清净。五是口和无诤，顾全大局，不说是道非，制造事端，口业清净。六是意和同悦，常怀欢喜感恩之心，意业清净。如果能将三纲制度和六和的管理精神结合起来，就能建设清净、如法、和合的僧团，实乃佛法之幸，众生之幸！

 

而从寺院的建筑形式来看，目前的佛教建筑，基本沿袭明清以来的传统。这种主体殿堂服务于信仰和崇拜的布局，其实是佛教衰落的产物。而在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寺院建筑的重点是服务于学教和修行，禅宗更有“不立佛殿，唯立法堂”之说，这和佛教内修外弘的精神是相一致的。但我们看看现在的寺院，虽然有的规模很宏大，但基本是供奉佛菩萨的，真正用于教育、弘法、禅修的空间并不多。所以，重新认识寺院职能，打造既能体现时代水平，又能契合时代需要的禅意寺院，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

 

要想恢复寺院应有的职能，就必须重视教育、弘法、禅修。与此同时，去除迷信、商业的成分，还原寺院神圣、清净、庄严的面貌，这是佛教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在这方面，国内许多寺院已经做出了表率，如河北柏林寺、北京龙泉寺、苏州西园寺、五台山普寿寺、太姥山平兴寺等。去年以来，厦门南普陀寺提倡零门槛、零商业、零消费，不卖门票，免费送香，实行一年多来，深受社会好评，这是值得整个佛教界学习的。

 

佛法弘扬与中国梦

 

问：法师曾高度概括过：佛法即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究竟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而提高民众素质，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重要基础。您认为，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佛教对于民众的素质建设，及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做出什么贡献？

 

答：传统儒家和佛教都是关于做人的教育。儒家有很多精彩的道德信条，很有利于人格的健康成长，和自他关系的和谐。佛教更是立足于对心性的认识，和生命发展的因果原理，提出各种生命教育的方案。比如人天乘教育，通过了达因缘因果，止恶行善，以帮助我们成为善人、健康的人、幸福的人为目标；小乘教育，通过对生命痛苦根源贪嗔痴的认识和解决，以成为解脱自在的人为目标；大乘教育，首先要发菩提心，也就是树立崇高的利他主义愿望，在尽未来际的生命中，以帮助一切众生从迷惑走向觉醒，究竟的离苦得乐为使命和责任。佛教的不同经论，不同宗派，都围绕着这些教育的目标而展开的。这些内容都可以弥补我们现在教育存在的不足，同时对于中国人的心理建设、人格建设及高尚的精神追求，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实，做人才是我们今生最重要的事，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身心健康，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让人欣慰的是，社会大众正在逐步意识到这方面的需求，很多高校纷纷开办相关的国学班、禅学班，我们也经常应邀前去讲授佛法。

 

问：我们注意到，您近年很重视佛教与心理学的沟通交流。要实现中国梦，人的心灵建设、精神追求尤其重要，您认为，这种沟通的意义是什么？佛教在解决人类心理问题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

 

答：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发现，改善物质并不一定能使人过得幸福，这就必然转向精神方面的探寻。因为幸福不仅与物质有关，更与心灵感受有关。

 

这种关注和需求，使心理学逐步成为热点，很多高校也开始重视这一领域。但西方心理学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而作为东方心理学的佛教，则有两千多年历史，深浅自是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认识到西方心理学的局限和不足，一些西方心理学大家，包括荣格、弗洛姆、认知心理学的贝克等，都在把佛教理论和禅修方法应用到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和治疗方面。

 

在国内，虽然佛教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流传过程中形成诸多陋习，加上当今教界确有不少问题，这就使得很多人对佛教存在负面印象。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与心理学界的交流，使人们认识到佛教的心灵智慧，以及对改善心性的重要意义。这几年，我参加了不少心理学界的活动，在华中师大举办的“海峡两岸心理辅导论坛”上，讲述了《佛教对心理问题的解决》；在“北师大京师人文宗教大讲堂”，讲述了《心理学视角的佛学世界》，在复旦大学讲《佛教心理学》等等。此外，我们正在组织一些人翻译出版《佛教与心理治疗丛书》，向国内介绍西方心理学家如何将佛法应用于心理治疗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我们已举办多届“佛教与心理治疗”论坛，让教界法师和心理学界的学者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解决现代人的心理问题。

 

佛法和心理学有共同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我们的心。而佛教对心的了解更究竟，对心理问题的解决更透彻，所以我们希望借助心理学的兴起，让佛教在解决人类心理问题、精神追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佛教的现实意义，而不只是烧烧香、拜拜佛。

 

问：西方有位哲人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要实现中国梦，如何唤起人们对于道德星空的敬畏？

 

答：西方哲人所说的灿烂星空，其实就是我们的精神追求。只有当我们有了精神追求，才会重视并遵循道德准则。

 

在当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社会，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可行的全球道德规范。有些传统宗教排他性较强，或与现实人生距离较大，而佛教是立足于现实人生并具有包容性的宗教。更容易使人接受的是，佛教认为自利与利他是统一的。凡夫难免有我执，因而做每件事都会有利益的考量。如果像儒家那样将利与义对立起来，很难使人坚守这一道德信条。相比之下，佛教道德的可行性更强，因为它是结合利益对道德行为进行界定。衡量一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就要看它是否对自他双方都真正有益。同时，它不仅能使我们获得眼前利益，更能使我们获得长远利益。在很多人的感觉中，利益他人似乎必须以损失个人利益为前提。而佛教却认为，凡是有利于别人的行为，必然有利于自己。当然，可能需要暂时付出一些，但这一善行会给未来生命带来百千倍的回报。就像播下的一粒种子，会结出累累硕果。结果可能在今生，也可能在来生或更久，因缘成熟时一定会得到回报，正所谓功不唐捐。

 

所以说，要唤起对道德星空的敬畏，一方面要提倡精神文明建设，让人们在享有物质文明的同时，进一步重视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也要让人们对佛教的道德观有基本认识。我相信，只要人们真正了解这种道德的内涵，以及对自身的意义，是愿意接纳它，遵循它的。

 

问：或许有人会对此产生怀疑：万一善有善报只是空洞的安慰，是永不兑现的许诺呢？对于一些人来说，总是希望马上见到结果才肯确信。现代社会，商业文化和社会功利主义盛行，很多人在得与失的问题上找不到平衡点，患得患失，如何加快人们公益心、慈善心的建设？如何推进“民心向善”？

 

答：要平衡得失，首先需要对因果有正确理解。因果有两种，一是外在因果，即由言行导致的客观结果；一是内在因果，即由言行逐步造就的心态和生命品质。很多人做慈善或宣扬慈善时，只是将之作为社会大众推崇的道德行为。如果仅仅定位于这种外在因果，往往难免掺杂功利心，或是因为看不到行善的及时回报而失去动力。

 

事实上，慈善应该是由慈悲心发出的自觉行为，并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增长，得到完善，生命品质得到提升，这才是行善的最大回报。而不在于外界如何看待，也不在于受助者是感恩或误解。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慈善对生命改善的意义，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就像人们认识到事业、财富重要时会不懈追求那样。

 

至于推进“民心向善”，应该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帮助民众正确认识慈善行为对于自身生命改善的意义，也就是佛教中说的令内心调柔安乐的当下利益和令生命品质得以提升的长远利益。其次，需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高尚的道德理念，如儒家提倡的仁义，墨子呼吁的兼爱，大乘佛教倡导的慈悲济世精神，这些思想都是铸造慈悲品质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根基。（文：林东武、王琼）

 

（来源：2014年3月8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