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一座宝藏，需要我们去开掘，去发现，汲取其中的精华为当代服务。我们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时绝不可以忽略佛教文化的重要作用，甚至要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去审视它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要了解佛教文化，不能不了解“般若三经”，即《心经》、《金刚经》、《坛经》。讲述“般若三经”，先要讲什么是般若；讲什么是般若，则先要讲什么是佛教；讲什么是佛教，可以有诸多立场、诸多角度。

    般若既是佛教思想，也是哲学思想，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思辨模式，尤其值得我们了解和关注。正是由于般若的存在，使佛教成为人类历史中几乎是唯一的一种最终并不承认“神”的宗教。

    近年，中国的佛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新一代的学者，能够更客观、历史地看问题，并且随着和佛教界的接触越来越多，对佛教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再也不是简单地、粗暴地进行否定性的批判。

    般若的定义

    般若，全称“般若波罗蜜多”，是根据梵语音译的佛教术语，读作bō rě，意为智慧，为三无漏学、六度之一。

    般若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高僧支娄迦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距今已经两千年了。般若在中国没有相当的名词可以代替，所以译经家不直接汉译为“智慧”，而以音译。

    《大智度论》说：“般若定实相，甚深极重，智慧浅薄，是故不能称。”即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智慧不能完全概括般若的内容。

    佛教徒认为，般若是经由内观所产生的正见，是深刻地体验真理所得到的特殊智慧，代表了一种与常人不同的世界观；般若是解脱世间烦恼、了生死的大智慧。佛教认为，为了生活上的需要，或者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目的的智慧，是方便智。世俗的方便智是不究竟的、不完满的，甚至一般的哲学家、科学家的智慧仍然局限于方便智。

    般若思想的内涵

    般若思想的内涵是什么?一个核心就是“假有性空”。从字面上来看，“有”和“空”是矛盾的。“有”的存在是一种假象，“性”是指它的本质，本质是“空”。“空”是什么?《中论》卷四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是众缘所生，就是无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认为，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空”。那么，什么是因缘呢?因者是主要的条件，缘者是辅助的条件，主要的条件和辅助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主因和辅因。当因缘具备的时候，事物就存在；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

    缘起论是般若思想的基础。般若重视“缘起”。《佛说造塔功德经》里有一个偈语：“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今天，我们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四句话都是对的，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确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缘起”是我们理解般若思想的一个重点。

    “缘起”思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理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外界事物，另一方面是对人自身生命的理解。内缘起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内缘起思想展现了佛教更深刻的内容。“三世两重因果论”不仅仅是用来解释过去、现在、未来三段人生，而且要理解为在每一个生命现存的每一个阶段里也会不断地出现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就强调了今世内部的因果关系，避免了机械的宿命论。

    佛教还要进一步地说明“有”和“空”之间的关系，要找到一个平衡，即“中道”。“中道”是般若思想弥合自身矛盾的思辨模式，也是般若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过去，一般人对佛教概念的理解是，佛教是消极的、遁世的。大乘佛教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称之为堕入“恶取空”，也叫做“顽空”。如果一个人只要接触佛教之后就脱离世间，灰身灭智，那这个宗教最终将没有生命力，自身就要毁灭。所以，佛教从理论上一定要找到一种既要回到世间，又要保持自身精神胜利的方式，一定要在空与不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中道”。《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也就是说，虽然本质是“空”，但是现象还是存在的；既不要执迷现象，永远认为现象是实有的；也不要认为“空”就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中道”思想，不著两边。

    在空、假、中三个范畴里，原来强调的是“空”，强调的是“中道”，到了中国的高僧智顗和知礼时，认为“假”最重要，认为只有把“假”这个社会现象搞清楚了，才能真正地去理解“空”，才能把握“中道”。

    大乘思想和般若思想之间的关系

    大乘佛教兴起的主要特征是般若思想。大乘反对小乘出家至上、厌世主义、学院主义的倾向，重树信仰主义大旗。大乘佛教不是简单地认为人生、社会都是没有意义，而认为普度众生本身是佛教修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通向成佛道路的必由之路。所以，大乘佛教和般若思想是共存的，没有大乘佛教就没有般若思想，没有般若思想就不能够支撑大乘佛教。

    佛教包括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三个主要派别。在中国，基本上以大乘佛教为主，并传播到韩国、日本等国家，现在也走向了欧美。盛行于斯里兰卡以及南亚一些国家的，是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小乘佛教，保持着比较原始的佛教形态。在中国西藏地区、蒙古地区传播的藏语系、蒙语系的佛教，为密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在家居士为主体，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之一《维摩诘经》的主人公就是叫维摩诘的居士，经中记叙了维摩诘居士的言语行事。维摩诘的学问特别大，一次，维摩诘称病，佛令文殊菩萨等前往探病，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往复问答，揭示空、无相等大乘深义，说得大家心服口服。一部佛教的经典，把一位在家的居士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这就是大乘佛教般若思想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般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作用

    般若学传入中国后，很快被中国人所接受，广泛流布，其核心思想渗透到各宗各派之中。

    （一）沟通玄学传统，形成般若学派

    在佛教思想传入之前，基本上是以道家思想为背景的玄学盛行，佛经一开始传入的时候，特别是般若学，是借助于中国道家思想的词语来翻译的，很快就被接受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家对般若所论宗要各异，而形成六家七宗之说。这里要提到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他主持了中国最大的译场，翻译了很多的经典，如《大小品》、《心经》、《金刚经》等各般若，遂令般若光芒愈盛。鸠摩罗什还培养了很多学生，其中影响最大、声望最高的名叫僧肇，他在般若思想中国化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二）促进宗派出现，展现中国特色

    般若思想的出现促进了宗派的出现，展现了中国的特色。简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早期的性空唯名论，是以龙树为首的初期大乘佛学，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不过是一个概念体系；二是唯识宗，是以无著为首的中期大乘佛学，唯识宗即对唯名论的概念体系做了阐释。三是真常唯心论，是以中国大乘各宗派为主的后期大乘佛学。真常唯心论的最高范畴是“真如”，又叫如来、实相。但是实相无相，为什么叫做如来?或者叫真如?大家注意，在佛法里边用得最多的是“如”字，“如者”即像那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没说它是什么，只说它像，佛教叫心照不宣，需要自己去体会，用“如”字，是佛教奥妙的地方。

    （三）融汇儒道两家

    道家思想被佛教大量的吸收，而佛教思想在宋代以后基本上被儒家吸收了。无极生太极，两仪生四相，宋代儒家思想体系构成，与佛教八识思想的内在框架结构极其相似。所以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宋代以后，佛教自身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它的哲学内涵被儒家吸收过去了，儒家不仅有道德性情之学，而且还开始讲抽象的宇宙生成理论。

    佛教思想在中国很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提倡“一分为三”，这与毛泽东同志讲的“一分为二”有很大差异。一分为二是斗争的哲学；一分为三，是说在对立之外还有一个调和，即“中道”。也就是说，虽然任何事物都具备两端，但是不能执著于两端。佛教自身就分为俗谛和真谛，称之为“二谛说”。俗谛面向世俗之人，要巡民教化，辅助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真谛面向有头脑、有作为、有成就的人，要告诉他们终极真理。前者重视讲“假有”，而后者重视讲“真空”。由于仅讲俗谛往往不能吸引精英，因此要超越就要讲真谛。两千年来中华民族中很多有大智慧、大成就的人，为什么最终要信仰佛教或者推崇佛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在理论方面给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二重结构，使人超越假有的现象，把握性空的本质，产生一种精神或心灵的解脱。当一个人能够有所解脱的时候，就服膺这一真理，佛教理论的魅力就在这儿。

    对《心经》、《金刚经》、《坛经》三经的概要解说

    （一）《心经》

    在中国历史上，至宋朝为止，可考的汉译《心经》至少有11种，现存9本。目前最常见的是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心经》包含了小乘、大乘、金刚乘（密乘）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理念，在以否定形式展现小乘的同时，阐明了大乘的立场，最终推崇密乘的法力。其中“诸法空相”，是全经的核心概念。

    四谛论、五蕴论、缘起论是佛教的最基础的理论。但是，《心经》在它们前面都加了一个“无”，把这些都否定了，这就是大乘思想。认为小乘佛教理解的从无明一直到老死的过程还是执著于实有，没有找到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是“诸法空相”。如果能够达到“诸法空相”，就“无智亦无得”，达到了最高的认识，就不需要再认识，“得”就等于“不得”，那么也就放弃了一切。由此，小乘的基础理论以及大乘对这种基础理论的基本态度到这一步就很明确了。

    《心经》的最后部分从小乘、大乘转换到具有密乘特征的思维方式。密乘认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仅有理论还不够，还要适当地让人感受一种能够产生法力神通的效应，这对于经典在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咒语的作用值得我们思索，中医十三科，原本有个“祝由科”，也是持咒，用于治疗精神疾患。

    《心经》文字简约，却涵盖了般若甚深广大之义，因此，历代都将其视为般若经类的精粹。

    （二）《金刚经》

    根据不同译本，《金刚经》的全名略有不同，自东晋到唐朝共有6个译本，以姚秦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5180字）。

    《金刚经》的核心是强调一种理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在影视作品里，《金刚经》的法力特别大，因为妖魔鬼怪也是所有相之一，都是虚妄，所以被《金刚经》一照，就都吓跑了。表现这个理念最著名的偈语如：“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说非得看着个东西，或者听到一个什么声音，佛就显灵了，这是人行邪道，达不到最高境界，不能见如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所能见到的，不断生灭变化的事物都叫“有为法”，梦境、幻觉、水泡、影子、露水、闪电，这六种全是虚无缥缈、转瞬即逝的。一定要坚持这样一种观念，才能解脱，才能超越。

    由此，导致形成最具特色的般若思维模式之一，即“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其中的“说是……，即非……，是名……”这个公式，是理解《金刚经》的难点，也是《金刚经》的奥妙。它集中体现了般若思想对名言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对“无自性”的深刻认识和高度概括。

    赵朴初先生当年和我讲过一件事：一次，朴老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毛泽东看到赵朴初便说，“你今天在这里，我们正好讲讲《金刚经》。”毛泽东问：“‘说是赵朴初，既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这是什么意思呢?”朴老还没来得及回答，毛泽东就接着说，“这很简单么，这就是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啊!”这时，外宾来了，时间已经不允许朴老再做解释，因此他后来一直觉得非常遗憾。其实，这个思维模式确实是最难懂的。我们索性沿着毛泽东的思路，从赵朴初说起。我们在说到赵朴初的时候，都知道他具有一定的身份。作为一个佛教徒，认为赵朴初是佛教协会的会长；同时，也有人认为他是诗人、书法家；还有人认为他是地下党员；但是这些并不是赵朴初的全部，他还是丈夫、儿子、朋友、老师等等，针对不同的因缘，具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任何一个说“赵朴初”名字的人，并没有能够认识那个真实的、全面的、不断变化的赵朴初，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依旧常常使用“赵朴初”这个概念。这就说明概念内涵具有不确定性。

    所以，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就是事物自身的无自性，无自性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这种思维模式非常有智慧，把握这个公式，可以使人的思想不被一些概念的所谓规定性束缚局限，不执著、不教条。近30年来，我们破除了对许多概念的迷信，使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客观上是与般若智慧相应的。

    （三）《坛经》

    《坛经》，一名《六祖法宝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禅宗六祖慧能的传法记录，是唯一被尊为“经”的中国僧侣所著佛教典籍。

    《坛经》常见的版本有两个：一是法海本。全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约1.2万字，这也是书名最长的古籍。二是宗宝本。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前后,僧人宗宝改编。一卷十品,2万余字，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在法海本未发现前，宗宝本为最常见的流通本。

    《坛经》对《金刚经》的理解和阐释，显示出中国人对般若“假有性空”思想的基本把握。其中对“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理解，是对般若思想的一次集中阐释。

    慧能的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在一天夜里，弘忍向慧能秘传佛法，当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慧能言下大悟，他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阐述了对“自性”的认识。

    自性的第一特征是“本自清净”。中国人讲心，这个心如果是真心，那它就应该是“清净”的。即“自性”的本质一定是清净的，超越现实而存在的。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是说自性没有时间的限制，不是具有生灭变化的“有为法”。“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是说没有空间的限制。这两个特征强调“自性”在时空两方面都是无限涵盖的，类似于康德的“物自体”，承认作为一切现象总和之根据的最高存在体的存在，而这个“最高存在体”必然是“具足”的，因为它是一切现象产生的依据。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为什么不动摇呢?因为它是“真空”，是超越一切、包容一切的一种普遍存在。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正因为“真空”是不动摇、不变易的永恒的具足的存在，才能够外化出无穷无尽的事物，成为“妙有”的万法。

    佛教的般若思想“假有性空”，到中国后常常变成了“妙有性空”，虽然也讲不稳定性，却更强调了一个“妙”，看到事物如此丰富，都是从类似“最高存在体”中衍生或外化出来的。这就是慧能对自性的根本的认识。

    《坛经》更深入人心的思想方式，是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如“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都是将佛法和现实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慧能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叫“自皈依”，“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僧”。慧能按照他的理解对“三皈依”给予了新的解释。“自”就是自己，皈依自己内心的佛，这是慧能的创新思维。

    所以，慧能把深奥的佛法与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结合起来，而且破除对神灵的膜拜，主张对自心三宝的皈依，振聋发聩，他的开示被尊为经典，是历史和中国民众对他的恰当评价。

    佛教在国家文化战略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佛教在文化战略中占据什么地位，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它与执政党的关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与民族团结的关系以及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佛教文化具有很多积极的意义：

    第一，佛教即便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由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不会造成像西方宗教那样的严密组织，也不会装扮成一个救世主，它的最高境界是“自净其意”，是自己对自己心灵的改造，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宗教的野心家。即便出现了，其本身已经违背了佛教固有的道理，很快就会被识破。

    第二，佛教主张非暴力、和平、众生平等，特别是主张“业报自作自受”。许多理论把每个人自己的遭遇归结到外在的因素，比如说社会制度不公等等，缺乏对自身的拷问。但是，佛教理论很重要一点是，把一切的境遇归结为自身的因素，“因果自负”，这有利于心态平和、社会稳定、世界和谐。

    第三，佛教文化对于提高国民基本素养，杜绝“杀、盗、淫、妄、酒”，消减“贪、嗔、痴、慢、疑”，改善社会风气，调节人际关系，增进民族团结，扩大国际交流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第四，佛教文化在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成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许多优良传统的现实载体，浸润佛教文化是传承中国文化自身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五，佛教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各地区佛教的祖庭都在中国，他们的教徒终究要心向中国，对于增强中国的凝聚力、向心力、软实力都具有固本培元的基础作用。

    总之，从文化战略的角度看，“人间佛教”、“人本佛教”、“文化佛教”都是为中国社会服务的正能量。为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心和谐，对佛教采取深入理解、积极扶植、善意引导、适度限制和充分利用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甚至应该成为国策的一部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