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信仰媒体化的历史回顾

　　佛教信仰媒体化并非肇始于今日。释迦牟尼佛在公元前6、前5世纪创立了佛教，是古印度社会场域中的重大事件，从此以后的100多年，佛教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印度本土传播。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把佛教确定为古印度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分南北两路向东南亚和中国传播。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纸张以新、的姿态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在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手抄本佛经，成为传播佛教信仰的主要载体，并传播到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革命，各种雕刻版的《大藏经》开始流行起来。但这种在农业社会的佛教传播方式，基本上囿于寺院之内，对整个社会影响甚微。

　　从大众媒介传播的视角来看，中国汉传佛教信仰以印刷媒介为传播的方式，肇始于1866年，从这一年开始，妙空(1826－1880，俗名郑学川，字书海，江苏江都人)在扬州砖桥、苏州、常熟、浙江、如皋等地成立了5个刻经处，延续15年，先后刊印佛典3000余卷。其后杨仁山步其后尘，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对佛教在晚清民国期间的复兴贡献极大。另外，据学者统计，仅1912至1949年，我国、日本、新加坡等地的佛教团体创办的汉文佛教期刊就有220种之多，而其中上海占有33种。这是佛教在中国现代化语境里的传播方式，佛教信仰通过大众传媒，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密切，人们足不出产，就能成为媒体佛教受众的一分子。

　　当代佛教媒体以大众电子媒介为发展的主要趋势，导致了个人佛教媒介的突飞猛进．促使个人佛教媒介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僧，这是因为，个人佛教媒介是以光碟、盒式磁带放音机、录像机、个人电脑/微电脑、视频游戏、便携式摄录一体机、照相机的形式出现，尤其是电讯佛教媒介的“远距离佛教信仰传播”，使得佛教信仰信息源(寺院数据库)与个人数码助理或个人传播网相连接。2006年2月19日，有一位佚名作者在网络上发了一个帖子，题为《佛教视听资源集萃》，列举的佛教视听读物有： 《佛教影视全集》、 《玉林国师》、 《仲巴活佛》、 《走进西藏》、 《再世人狗缘》、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 《雪域盛典》、 《新目连救母》、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新观世音传》、 《现世报应》、 《西藏度亡经》等140余种。

　　因此，在信息化时代，佛教信仰的媒体化成为一场激动佛教徒的“佛教信仰信息革命”或称之为“佛教信仰传播革命”，使佛教化社会的大乘佛教理想变成了现实。

　　对信仰信息的接受和分享，其实是普遍的社会需求，就像人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人每天还需要信仰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因此，作为传播中介的媒体，为当代佛教信仰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渠道，汉传佛教从1886年以来的佛教纸质媒体，逐渐发展成视听媒体和电子媒体。这说明，佛教信仰与传媒不像政治与传媒那样，处于“和谐”与“冲突”的两难境地，因为政治要掌控传媒，传媒要表达政治意图才能够存活下来，而佛教信仰与传媒之间是“朋友一场”，只有“和谐”相处，礼尚往来，才能共同发展。

　　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43～1904）在《传播与社会影响》一书里说，印刷机的出现，开发出了“公共头脑”，即“印刷报纸的阶段，印刷机才能够使囿于一隅的东西变成国家的、欧洲的甚至是世界的东西；在刷机印刷佛教经典而言，在民国元年出现了宗仰上人主持出版的铅印本《频伽藏》，1923年又出现了影印本《卍字续藏》，1931年出版了影印本《碛沙藏》，1932年出版了影印本《龙藏》，1929年陆续出版了铅印本《藏要》。

　　解放以后，佛教信仰化媒体以1980年为分界线，在1980年以前，基本上处于日趋没落的趋势，上海市佛教协会主办的《弘化》月刊在1958年7月停刊，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现代佛学》月刊在1964年停刊，紧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把佛教经典毁之一炬。自1980年以后开始出现复苏，相继出现了在邮局可以订阅的佛教界主办的《法音》和《佛教文化》，但大部分佛教书刊是内部印刷品，有的还是“非法印刷品”，很难通过中国大陆特有的新华书店渠道由“寺院头脑”变成“公共佛教头脑”。但到了199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率先公开出版发行了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的《玉佛丈室集》，这是解放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僧人著作、从此打破了僧人著作只能在寺院流通的僵局。此后公开出版发行的僧人著作一年比一年多。西园寺后来、居上，首座济群法师自1999年至今就出版发行了15种，这些佛学著作的公开出版；就把“西园寺头脑”变成了“人间佛教头脑”。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佛教信仰场域中，大众传媒扮演了佛教信仰传播者、解释者和中介者三位一体的角色，成为佛教信仰的忠实朋友，彼此之间；没有达成互相利用的契约关系，而是出于自愿的朋友帮忙关系，既不受广告商和大公司的经济控制，也不受宗派的严格管束。因此，佛教信仰媒体化以后，处于百花争艳的生态环境之中，完全表达了创办者的意愿，媒体充分展示了传媒的所谓客观性、独立和自由的个性，使媒介长上了信仰和自由的翅膀，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蓝天下，展翅飞翔，为构建和谐社会，传递着来自佛教界的信息。

　　从人类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石媒体佛教，笔者套用斯蒂芬·利特约翰和凯伦叫鬲斯合著的《人类传播理沦》 (第九版)提出的传播八大语境来设计媒体佛教理论的组织架构，它们涵盖了当代媒体场域中佛教信仰的方方面面。

　　1、僧人：当代媒体场域中的佛教信仰传播者。

　　根据弗里茨·海德尔的归因理论，当代媒体佛教的传播者是僧人，最低限度也应该是信仰佛教的居士；而不是大学或社会科学院所的研究者。这是因为：①新中国成立前30年，政府把宗教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异己力量，采取刚性的管理方式。但是最近30年政府加大了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力度，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教关系最友好的时期，为僧人成为当代媒体佛教的传播者，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②僧人是佛法僧三宝的代表，是整个佛教信仰的领导核心，在佛教徒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③尤其是训练有素的学问僧一一法师，他们具有传播佛教信仰的能力；④面对理性占绝对优势的今天，人们把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佛教信仰被边缘化，全体僧人都试图把佛教信仰传播开来，特别是法师，十分努力地做传播佛教信仰的工作；⑤弘扬佛法是僧人最大的愿望；⑥僧人弘扬佛法，是处于报答佛法僧三宝的信仰情感，是非功利性的自愿奉献；⑦不断地做弘扬佛法的事业，在僧人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归属感；⑧僧人把传播佛法视为自己为佛教信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⑨党的宗教政策和出版法规准许媒体佛教的存在，为僧人传播“媒介佛教信仰”提供了法律保障。

　　2、佛教信仰信息：按照肯尼斯叫白克的认同理论，佛教信仰语言承载着佛教感情。僧人与他人用语言交谈时，以佛教符号为中介来传递佛教信仰，双方就具有了“同体性”。因此，僧人既是社会公民，又由于他扮演了佛教职业者的社会角色，只要他与扮演其他社会角色的人共享了佛教语言的意义，就增强了同体性，实现了彼此之间的认同。伴随着这种认同程度的螺旋式上升，认同感也就呈上升的趋势，最终实现了佛教信仰的有效传播。

　　3、佛教信仰谈话：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谈话“是指一种‘互动轮次’，具有明确的开头和结尾、发言顺序和一个或一整套目标。淡话也要受制于特定的规则，具有一定的结构，并且表现出一致性和合理性。谈话包括了各种类型的互动，包括社交型谈话，辩论和争论，解决问题的努力，冲突的片段，浪漫的交往，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互动话浯。在谈话中，传播者通过使用语言和非语言传播进行互动。”就佛教信仰谈话而言，僧人与他人在寺院谈话，与朋友吃饭，信仰交流，打电话，网聊和相互发送电子邮件，等等，都属于佛教信仰谈话。

　　4、佛教信仰关系：佛教信仰关系是由僧人与各种社会人物之间动态性的回应行为所组成，通过谈话的方式，把佛教声音与别人的声音混杂和结合起来，形成佛教界与社会与互动的模式。

　　5、佛教信仰群体：佛教信仰群体传播指的是各种经忏佛事活动，即参加佛教法会。这种佛教信仰群体传播，既吸纳社会成员的精力，又促使社会成员的精力向佛教信仰转型，并让社会成员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看到了未来的方向和追求的人生价值。

　　6、佛教信仰组织：以寺院为本位的僧团组织，展示了佛教信仰的特殊社会身份，表达了僧人共享的价值观、规范、信念和实践，形成佛教寺院的“组织文化”。

　　7、佛教信仰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地球村”中。佛教书刊杂志，能够与处于地球上任何广个地方的另一个人保持联络，它不但把佛教信仰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而且还告诉人们应当关注哪些重要的事务。据网络上贴吧统计，从1980到2006年，中国大陆佛教界创办的佛教杂志就有100种之多。

　　8、佛教信仰文化与社会： “差异性”是社会的灵魂。佛教信仰所涉及的语言、文化形式的差异性，必然给非信仰佛教者造成了“好奇性”，导致了佛教信仰在当代通过电子媒介的方式，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文化情景中的传播。换句话说，一方面，媒体佛教传播影响了其他类型的语境：另一方面，媒体佛教传播也受到了其他语境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铅字印刷向轻印刷的转犁，尤其是电子媒体的出现，媒体佛教已成为当代佛教信仰的新方式，政府要加大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力度，面对虚拟媒体佛教现象，要把刚性的管理方式向柔性的管理方式转化，即对媒体佛’教采取疏导的政策，积极引导媒体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承担起“四个维护” (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社会责任。(作者系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