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清理长安佛教的宝贵资源，沟通宗教与学术、文化与社会乃至社会生活和经济开发之间的关系，加强海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2009年10月28日至30日，由西安大慈恩寺、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西安市佛教协会等机构承办，在古都西安召开了“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代表两百多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并在分组会议上宣读了学术论文。本次会议以“净心慈恩，盛世长安”为主题，分“义理”、“历史一”、“历史二”、“交往”、“价值”五个小组来研讨长安的佛教文化，充分展现了“长安佛教”在全国各地学者心中的认识，也给西安本地的佛教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点、特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与会代表发言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1.人物研究方面。长安佛教历史悠久，大师辈出，会议有多篇文章对长安历史上出现的佛教大师进行了研讨，总结了他们的主要成就、贡献和历史地位。玄奘大师是中国僧人的杰出代表，更是长安佛教的骄傲，以他为题目的论文达12篇之多。宗密大师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亮点，关于他的研究论文达5篇之多，让会议的承办方颇感意外，认为在宗密大师的宣传上本地做的还不够。其他的名僧如鸠摩罗什、僧肇、不空、道安、道宣、法藏、善导等长安名僧也各有2—3篇文章专门讨论。除了这些历史名僧以外，一些学者还对以前大家较为忽视的人物也给予了介绍，如于光、黄夏年先生对“陆浑圆敬”与“嵩山圆净”的考辨，对悟达国师“知玄”的介绍；何建平对神僧“万迴”的介绍；顾彦芳对“泗州大圣”的介绍都颇有新意，都从新的角度加深了人们对长安佛教的了解。

2.义理研究方面。有7篇文章是对唯识学说进行的探讨，学者们就“所缘缘”、“名前觉无”、“有相唯识”、“相分”与“见分”的种子异同的辨析、“五种姓说”等唯识学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既有本次会议提出的新问题，也有往次会议争论的继续，如肖永明先生的论文“论玄奘有相唯识学的意义”，支持 “唯识”，反对 “唯表别”、“唯了别”，即可视为06年在成都玄奘研讨会上激烈争论的继续。有5篇文章是对佛教因明学的研究，学者们有的就佛教因明学与我国先秦的名辨逻辑进行比较；有的佛教因明的体系进行梳理，有的对古代因明著作进行剖析，有的论述长安因明学在佛教因明学中的地位。对其他义理的研究，有对宗密“知”字的妙解；有对僧肇“无知论”的阐释；有对“实相义”的论证；有对《坛经》“烦恼即菩提”思想的解析。这些颇有意思的议题不仅加深了大家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也激起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中有的还会在下次会议中继续。

3.交往方面的研究。在长安佛教与其他地区的佛教交往方面，以敦煌材料来研究长安佛教的成果有9篇文章之多，这是以往的佛教研讨会所没有的，学者们以敦煌中的 “发愿文”、“《大云经疏》”、 “《杂抄》与《杂宝藏经》”等一些文献为基础，深入地探讨了“俗讲与斋日”的关系、武则天称帝的过程、印度佛经对中国俗文化的深刻影响，有理有据。交往方面的第二个亮点是对于新疆“丝绸之路”的研究。来自新疆的学者展现了他们的研究实力，令人刮目相看，一举扭转了人们认为新疆是伊斯兰文化区，佛教研究薄弱的传统认识，本次会议新疆学者出席15人，队伍庞大，成果丰富，他们主要以新疆现在留存的佛教遗迹如石窟、寺庙遗址以及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为依据，向人们介绍了新疆佛教与长安佛教在历史上的互动，其中，尤其以夏雷鸣先生对“玄奘之路”上的当代佛教的考察具有现实性，作者以详实的数据介绍了从哈密到喀什绿洲城市里存在大量佛教信众的状况，对于一些有佛教信仰倾向的信众由于没有寺庙依托、没有法师指导而倒向其他宗教甚至是邪教的状况甚为担忧，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这个倾向。除此之外，长安佛教与巴蜀佛教的关系、长安佛教与中原佛教的关系、长安佛教与山西佛教的关系、长安佛教与吐蕃的关系等也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如段玉明先生以隋唐之际三论学、摄论学等“讲席”的多少、影响的大小，主讲僧人的师承来源的角度来探讨巴蜀佛教与长安佛教的关系，研究角度颇为独特，堪为后学所鉴；徐金星先生对长安、洛阳“东西两京”的研究；在长安佛教与山西的关系方面，冯国栋先生指出，在吐蕃攻破河西后，长安与西域的交通只剩下经太原一地，故此，山西佛教与长安佛教的的互动非常频繁，他初步整理出了河东僧人入长安的概况和他们对长安佛教的贡献；崔正森、薄燕青等山西学者介绍了长安僧众与五台山的交往；王尧先生回顾了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尹邦志先生则考究了学自长安的敦煌高僧“摩诃衍（大乘和尚）”在吐蕃的遭遇，他以详实的证据论证了“摩诃衍”可能并没有在“拉萨僧诤”中落败，他虽遭逐出，但相比与他的对手：“寂护被马踢死，莲花戒被暗杀”，而“摩诃衍”还能继续在敦煌享有“大德”的称号，他的结局是“最好的”，从而得出了可能吐蕃的本教是最后的胜利者的结论，这个看法推翻了流传千年的定论，但证据颇为充足，值得继续研究；张云先生介绍了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入藏的背景与她们的杰出贡献。等等不能一一介绍。

4.价值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对于长安佛教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黄心川先生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差别很大，“南朝重义理，北朝重实践”，而长安作为隋唐两个统一王朝的首都，“是权力集中的地方”，有能力将南北的高僧汇聚到京师，促进了各大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形成。王尧先生认为“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和阐扬经历了长时间的磨合，可以说佛教到了长安也就成了型——印度佛教正式成为中国佛教，是在长安，中国佛教走向盛世，仍然还是在长安。”方立天先生认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是佛教的“译经中心之一，弘教中心之一，佛教的交流中心之一”，而到了隋唐，长安又是“僧才凝聚中心”、“经典翻译中心”、“佛教弘传中心”、“宗派创立中心”、“文化交流中心”。楼宇烈先生认为，长安的佛教资源很丰富，价值很高，“历史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即使是经过那么多此沉重的打击，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个东西还是不会消失，如长安佛教历史上的三阶教。”他认为陕西应该充分挖掘长安佛教的价值，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杨曾文先生则着重强调了长安佛教各宗派历史上曾经传入韩国、日本，现在韩国日本各个佛教派别都对长安佛教很有感情，这是长安佛教独特的优势。其他如向世山先生呼吁陕西省利用丰富的佛教资源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张丽娟女士、张燕女士都认为应该重视终南山隐士文化等的旅游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