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慈善家邵逸夫先生 （图片来源：资料图）

　　1月7日，所有中文网站的头条被一条消息占领：邵逸夫先生(1907—2014)逝世。很快，各大网站纷纷建起邵逸夫专题，全球重要媒体播发消息，中国国家元首敬发唁电，而他的最终谢幕也被称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葬礼。互联网上的每一篇新闻后面，都有长长的跟帖，表达着青年人的感念：遍布中华大地的数百座逸夫楼，就是您不朽的丰碑;每一座逸夫楼前，都有献给您的鲜花。

　　邵逸夫是谁?何以如此哀荣备至?通过媒体，我们知道，邵逸夫平生有两大最突出的成就，一是影视巨搫，一生拍摄上千部电影，栽培影星无数;二是慈善家，为公益捐款达200亿港元以上，几乎中国的每一所大学，都有一座“逸夫楼”，数以千万计的中国青年才俊，因此有了一个共同的记忆。

　　此外令我们关注的是，邵逸夫先生是一位佛教信仰者。他早年跟随母亲信佛，毕业持守佛教信仰。他曾经捐款修建香港湛山寺，拜访佛教名刹白马寺。而他的葬礼，也以佛教规制举办。

　　从宗教学的视角看，邵逸夫先生的生命实践，佐证了佛教思想具有充分的现代性。同时，邵先生也为当代中国企业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一百年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命题”，认为只有新教伦理能够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的新教伦理典范就是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勤劳，节俭，敬业，将世俗的职业生活看作是神圣的“天职”，将个人财富上的不断成功看作是被上帝拣选的象征。富兰克林还是一位公益慈善家，他将辛勤得到的金钱毫不吝啬地用于修路灯，建消防队等公益事业。韦伯提出，在世界诸大宗教中，是欧洲的基督新教，而不是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印度的佛教、中东的伊斯兰教，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化源于西欧，近代资本主义萌生于基督新教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宗教与文化，是否具有适应现代化的能力，能否为现代社会提供精神上的支撑?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没有被上帝拣选和天职的观念，中国文化传统的企业家很难具有超越性的追求，其奋斗更多地停滞在个人与家族利益层面。而最近10年来，我们在生活中也的确看到许许多多被称为土豪的企业家，他们在拥有一定的财富后，不再有扩张资本的冲动，而沉湎于个人享受。这似乎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下的企业家难以具有持久的创造财富的精神动力。

　　邵逸夫先生以他长达百年的生命实践对此做了漂亮的回答。邵先生节俭，一毛钱的馒头，他绝不同意用2毛钱买;邵先生勤劳，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生拍摄上千部电影;邵先生敬业，他一直工作到104岁;邵先生成功，他缔造了千亿资本的工商帝国;邵先生慷慨，他一生为公益的捐献超过200亿港元。人们对邵逸夫先生的纪念，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期待与走向：福而仁，仁者寿;事业有成，兼济天下。

　　邵逸夫先生是将佛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工商事业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立足良知佛性，在天地之间完美实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他是中国文化的君子，中国传统的绅士。邵逸夫的生命哲学说明：佛教与中国文化具有适应现代化，创造现代化的能力;佛教与中国文化能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不竭的道德资源，佛教与中国文化可以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