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饶宗颐回归十年前夕借“三舍”言心志

　　慈、悲、喜、舍。

　　这四个字，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前的招牌大字。

　　走入馆内，饶老私人特别珍藏的小玻璃柜内又见这四字，这回却是指尖大小的玲珑小字。

　　一大一小，皆居显赫处。

　　饶老感慨地说，这浓缩了我的人生体验，最高境界就落脚在这“舍”字上。

　　他扳出三个手指说，“舍”有三种境界：一是“财舍”，二是“法舍”，三是“无畏舍”。我是历尽沧桑一学人，60余年来，与港岛沉沉浮浮，直到今天。

　　人物传奇

　　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宗颐1917年6月生于广东潮州大富之家，字固庵，号选堂。

　　饶宗颐笔耕七十年，著作约70余种，著述3000多万言，治学之领域，遍及10大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金石学、史学、目录学、词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诸多学科。仅其中《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即浩浩12卷，洋洋1000多万字；专著60多种，各种论文400余篇。先生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其中古梵文、巴比伦古楔形文字等被形容为异国“天书”，他也精通。

　　去年饶老九十寿辰，国际汉学界的权威学者以及香港九所高校首次联手行动，共同为这位大师所涉及的九大学术领域，召集海内外学者展开学术探讨和交流，盛况空前。

　　饶老印象

　　大师“有趣”

　　白发白眉、颜容清癯的91岁国学大师，最爱用的词却是“有趣”。

　　在学术馆里参观，每走一步，每见一个作品，饶公都要给我们讲上一大段“古”。

　　说到“打坐”，他索性把双脚盘在大腿上，连皮鞋都没脱，看到我们一脸佩服和惊异，干脆直接笑着问：“我很有趣吧？”

　　我们发现，大凡采访饶老的人，都心有忐忑，因为饶老在敦煌学、甲骨文学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填补海外汉学界的扛鼎之作，他本人更被誉为“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且琴棋书画俱佳，被钱钟书称为“旷世奇才”。

　　但连串“有趣”却把我们的忐忑打消了。

　　“他涉猎广泛，研究深入，常身处高处难免寂寞。”港大教授们告诉我们，饶老要常用“有趣”化解学生对艰深课题的畏惧。

　　也许是怕我们看出他太“寂寞”了。饶公打趣说，“我是不是一个‘怪物’？！”

　　饶公四论

　　奇正　蜡烛　守株　旁移

　　听说我们是广东来的记者，饶老更厚爱三分。访谈中，饶老的精彩四论令记者拍案叫绝。

　　一是“奇正论”。他说，别人说他是奇人，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老子讲“正以治国，奇以用兵”，他则是“正以立身，奇以治学”。立身做人要正，但做学问要出奇制胜，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

　　二是“蜡烛论”。先生自14岁起，学“因是子静坐法”，几十年从不间断，每日早起静坐，然后散步，晚间9时必宽衣就寝。国内学者曾将他与清末两位大学者龚自珍、王国维并论。饶公说：与上述二位比较，自不敢当；但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80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三是“守株论。”别人一辈子在不停追逐机会，他笑说自己则比较“偷懒”，坐在树下做好准备、耐心待兔，一见到兔子就以最快的速度扑上去，这样一辈子总能抓到几只兔子的。这其实就是讲究治学“一以贯之”的重要性。他研究佛教，一直想学梵文，后来在一次国际会议碰到印度专家，就以甲骨文与他交换传授，学会了人称“天书”的梵文。他又以同样的方法，学会了中东的楔形文字。这些机缘看似偶然，背后是他的“一以贯之”。

　　四是“旁移论”。他说，别人总结我学问有八大门类、十大门类，看似涉猎繁杂，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其实每次我只是往旁边移了一小步。像一开始继承父志编撰《潮州艺文志》，是搞方志学，就得懂一点碑记，进而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学，接着机缘凑合就到了敦煌学，一步步都很紧凑，很扎实。

　　财舍

　　四个银庄和治学之间的选择

　　当时我家有银庄四个，还印钞票。李嘉诚的父亲也常来银号办业务。我是长子，既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只能两者挑一。我选择了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

　　广东人喜欢把饶宗颐与另一位潮州老乡李嘉诚相提并论——李嘉诚富可敌国、饶宗颐学富五车，分别代表了当今香港人经济、文化领域的最高成就。

　　但不为外人知的是，90多年前，饶宗颐出生时的饶家就是潮州首富。

　　饶老说，潮州人喜欢管富家少爷叫“阿舍”，就是家里有很多房产。

　　“不过，我要修正这个财富观”。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一生，与香港的缘分不浅。

　　饶宗颐(以下简称“饶”)：我今年91岁了，我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香港。

　　我16岁第一次来到香港，当时家里有生意在香港，我来视察。

　　1939年，我23岁的时候，中山大学聘请我当研究员，但当年日军南侵，中山大学迁赴云南，我绕道到香港。没想到，我当时生了一场大病，滞留在香港。战乱的洪波把我甩到这里，从此命运大转折。

　　记：所以，香港成就了您？

　　饶：我在港大教中文，一教就16年。在香港，我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每年都有机会被派到国外开会，参加美、法等国的汉学研究机构工作，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能到印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这是我的幸运。

　　记：大家说，您研究学问广泛。

　　饶：不能这样说。我主要是研究文史哲、艺术等几个方面，研究世界：伊拉克、波斯、希腊等古文化。

　　把根扎在香港，我既可以了解祖国内地考古新发现，又可以接触世界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化思潮，文化的血脉并没有割断。

　　更重要的是，站在这里，我学会了从世界的立场看中国、看香港、看我的家乡广东。

　　记：香港遍地是黄金，制造了无数财富神话。但您这位国学大师，却把巨大家财从手里慢慢散去了。

　　饶：(笑)当时我家非常富有。有银庄4个，还印钞票。李嘉诚的父亲也常来银号办业务，十分熟悉。

　　父亲去世时我仅16岁，是长子，既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只能两者挑一。我选择了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放弃了“管生意”。

　　记：不可惜？

　　饶：潮州人管富家少爷叫“阿舍”，就是家里有很多房产。但是我要修正对“财富”的定义。我认为，不仅财产是财富，文化也是财富，而且超越了地域，是世界共通的财富。

　　这一点“舍”，不仅是对香港说，也是对中国说的。

　　法舍

　　《文心雕龙》当教科书

　　我到香港大学的时候，就把古典的重要书籍带到了课堂。比如把《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作为教科书，要求学生人手一本去上课。

　　这样做缩短了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能有条件扎进去。

　　今天，在港大的饶宗颐学术馆内藏书超过3万册，当中不乏遗世孤本，饶老的字画佳作、篆刻陶瓷更是琳琅满目，价值不菲。

　　这些均由饶公豁达捐出，无私地把毕生心血与港人分享。

　　港大学生每日来来往往。这个古色古香的国学天地，扎根于色彩斑斓的香港文化中，生机勃发。

　　在他的眼里，这就是“法舍”。

　　记：为什么把毕生心血捐出，这蕴含您对香港怎样的感情？

　　饶：我和香港有某种相似，都经受了沧桑沉浮。

　　我有一篇《宋王台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去参观宋王台时候写的。当时感慨万千，“台空名在”，物是人非，香港已沦受殖民统治。有感而发，奋笔疾书，文章一挥而就。

　　记：香港文化多元，在这里传播“国学”，有挑战吗？

　　饶：无论在哪里，国学的基础都是汉字。每个人首先要把“文字”学透。

　　现在的一些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但其实是误解。

　　还有一个就是要背诵。我小时候，没有怎么正式上学，就躲在家里的天啸楼中背了很多书，从中获益良多。不背书，就写不好文章。这是我80多年的学习经验。

　　记：您也这样教育香港学生？

　　饶：我到香港大学的时候，就把古典的重要书籍带到了课堂。比如把《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作为教科书，要求学生人手一本去上课。

　　这样做缩短了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能有条件扎进去。所以，我所教的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里，就已经能做出研究性论文。

　　之前是没有人这样做的，这是我对港大一个贡献。

　　记：现在很多大学生不太重视基础，资料找得快，论文做不深。

　　饶：大学生们一到写论文的时候，就在电脑里找大量的资料。但由于基础不好，往往找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乱拉关系，结果错漏百出。

　　无畏舍

　　做学问要点无畏的精神

　　我对学问是“溯源不止，缘流而下”，对问题穷追不舍，逐一弄清，哪怕把生命都耗上都不惜。

　　“无畏舍”，在饶老身上折射的是对学术的坚韧。

　　先生家道中落，始终处之泰然，旁若无他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我的心不受羁绊，胸中并无挂凝，本是沧桑一学人”。

　　饶公说，当年革命，别人捐出金银财宝支持，反问孙中山“带了什么回来？”

　　“孙大炮”说：“我带了‘大无畏’”。

　　“我也一样！”饶老说。

　　记：您第一个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第一个研究敦煌白画及写卷书法，第一个将殷礼与甲骨文联系研究，第一个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这么多“第一”很吓人，怎么才能做到？

　　饶：治学、修为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

　　我对学问是“溯源不止，缘流而下”，对问题穷追不舍，逐一弄清，哪怕把生命都耗上都不惜。做学问还真需要这点无畏的精神。

　　记：有人评价香港是“文化沙漠”，您怎么看？

　　饶：“沙漠”这个词不公道，香港始终是商业社会，对文化的兴趣较淡。

　　香港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尽沧桑，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景象。

　　记：但又有人说，香港有了您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饶：不能夸大某个的作用。早在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许地山、叶恭绰先生在学术上对我影响就很大，当时商务印书馆就在北角，我在那儿编了辞典。

　　至今，商务印书馆仍是香港学术、文化的重镇。

　　记：十年来，您也为香港文化发展做了那么多事情，有什么最满意？

　　饶：在大屿山，我写了“心经简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佛经群，38根8至10米的古朴原木上，是我书写的260个尺大佛教《心经》原文。

　　记：这已经成了为港人开启智慧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了。

　　饶：香港回归前夕，我还为回归专门创作了一幅一丈六尺的国画《百福是荷》，121朵的荷花，占满香港大学展览馆椭圆形大厅整整一面墙壁，表达我对香港回归的祝福。

　　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记：十年了，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饶：看到香港基本保持繁荣、安定的社会局面，我很开心。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香港成为“不慕物欲、甘于孤独、潜心学术”治学者的宝地。我更加要争取自我精神，排除外来干扰。减少交际、应酬，留下时间，多些潜心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