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在香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英国人统治前的植根时期；二次大战前的创兴时期；大战时的艰苦经营；1949年后北僧南移的重兴；八、九十年代的柳暗花明；1997年回归后的蓬勃发展。
植根时期
由于香港的地理环境，历来皆为中外往来人士及船舶的交通要点，这亦促使佛教早于刘宋（公元317-420年）时期经已传入香港。根据近代学者的考证，屯门和青山是古时从波斯、阿拉伯，以至印度与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等地进入广州内陆必经之地，故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亦应以此路为最早。
位于屯门及元朗的杯度寺、灵渡寺及凌云寺合称“香港三大古剎 ”[注1]，是香港佛教发展的根源标志。
杯度寺和灵渡寺的由来可追溯到南北朝刘宋年间的杯度禅师。根据《高僧传》的记载，杯度禅师有神异奇力，当时的人不知其姓名，但因常乘大木杯渡河，“无假风棹，轻疾如飞，俄而度岸”[注2]，故称杯度禅师。据称杯度禅师曾来香港，后人为了纪念，就有杯度寺的出现，亦成为香港第一间佛寺[注3] （即现在的青山禅院）。
此外，灵渡寺相传原是一间小茅篷，其创建亦与杯度禅师有关。据《新安县志．山水略》所载：“灵渡山在县南三十里，与杯度山对峙，旧有杯度井，亦禅师卓锡处。”灵渡寺至今仍然存在，位于元朗厦村，过去在唐、宋两个朝代都曾重修，而最近一次的重建开光是在2003年。[注4]
凌云寺是建于明初朱元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乃元朗邓氏子孙为了安慰夫子双亡的后母黄氏，而在现时锦田观音山下建筑凌云净室[注5]。到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涤尘法师来到凌云净室，见净室风水及环境幽美，遂募款重修，改名为凌云寺。后来，妙参法师再兴土木，到1918年重建完成后，便在寺中传戒[注6]，更把凌云寺变为香港第一间的女众十方道场，至今犹在。
可是，早期的香港人口稀少，一般居民以打鱼耕种为生。在信仰上，大多供奉天神、地主、灶君等家神，拜祭天后娘娘、洪圣爷，亦有把孩子契予观音娘娘，以祈求保荫家居人口平安、作务顺利。村庄之中一般设有祠堂，以供奉祖先，保留着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礼教。但是，在当时的香港，正信佛教基本上并不普遍流行。
二次大战前的创兴时期
谈到香港历史，就不能不说中国的整体情况。十九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巨变，随鸦片的输入，西方的政治、科技也逐渐传至中国。由鸦片战争起，至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五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乃至价值观，都受到严峻的挑战和冲击。
但是，在中国如此混乱、文化受到如此巨大震荡之时，中国佛教却出现了好几百年来未曾有的重兴。当时最有影响的大德，有身兼禅宗五家法脉，重建了八十多间道场的虚云老和尚[注7]。他是当时中国佛教的大支柱，也是中国经历巨变下的一个见证人。还有太虚大师[注8]，他鼓吹改革僧伽制度，将当时佛教古老保守的形式转化，为其赋予新的生命和方向。他又创办武昌佛学院，培育了大量弘法人才，鼓吹人生佛教，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名句。现在台湾的印顺法师和星云法师也是受太虚大师的影响。另外，当时亦有不少著名的居士；如杨仁山居士[注9]，便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将大量佛经印刷广泛流通，和开创近代居士说法的潮流。
其间，香港随着1842年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签订，被割让予英国成为殖民地。由于环境相对安定，受战火牵连的中国难民开始流入，以致香港人口膨胀。这一股移民潮，为香港带来了重要的人力资源，而佛法和僧人亦随之南移，令当时香港佛教发展兴旺，人才众多。在南移来港的僧人中，包括有宝莲禅寺的开山祖师纪修和尚和二祖筏可和尚，东普陀寺的茂峰法师，东莲觉苑的霭亭法师和香海莲社的宝静法师等大德。当时皈依学佛的居士亦不乏官绅名流。现在很多的寺院，譬如宝莲禅寺、东普陀寺、志莲净苑、东莲觉苑，乃至大屿山、荃湾等大大小小的茅篷，都是在那时候兴建的。可见当时香港的佛教是百花齐放，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大战时的艰苦经营
二次大战期间，一切宗教活动都近乎停顿下来。出家人与香港市民同样受到战争的迫害，有很多出家人因香港缺粮而回归内地，而新界寺庙多被土匪抢劫。其时荃湾东普陀寺的茂峰法师因早年在台湾弘法时，得日本天皇赠以黄缎五衣[注10]，日军官长见到，皆以礼恭敬，连带寺内地方不致过于受到骚扰。后来乡村妇女到寺避难者多达百多人，皆蒙法师慈悲，接纳于寺内。当时的生活虽然艰难，但是法师坚持修行功课，“寺内清众，虽日仅一粥，仍依师不去。”[注11]
1949年后北僧南移的重兴
二次大战后，宗教活动慢慢复兴，香港佛教界亦开始涉足社会的慈善事业，如大光义学就是在战后创办的，香港佛教联合会亦于1945年成立。随着国内政治动荡，金融币制出现危机，大量难民再次涌入香港，其中包括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出家人。那个时候，全港大小寺院都有“僧多粥少”的现象，有些僧人更流浪街头乞食。后来由于东普陀寺的茂峰法师海单[注12]接众，众多僧人才得到安顿。根据《茂峰法师事略》中所载：
“惟现在寺内实情，香积几无隔日之粮，库中不及百元之蓄，目下数十清众，已难维持，倘一语接收海单，如潮涌至，师计将安出？”师曰：“我无计，但凭此一片悲心耳，一茎草叶一滴露，一个罗汉一个斋”……风声所及，一日来者二千余指。
当时正是战后不久的艰苦之际，可幸众善信得知寺院困难，纷纷捐献粮油。十日之内，东普陀寺已积米数百包。1949年，虚云老和尚应邀到港，并开示大众：“僧众南来，食住维艰，病无医药，境况甚苦，幸东普陀茂峰法师，发大愿力，海单接待，使流亡者得以安身，汝等以财物供养我，不如转送东普陀供众，功不唐捐也。”[注13]
自此之后，香港再没有露宿街头的僧人。后来，有很多出家人转赴台湾及南洋等地，也有很多往西方国家弘法去，而留在香港的，仍有一定的人数。这些留港的僧人，对重兴香港于大战后的佛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以“东北三老”── 倓虚法师、定西法师和乐果法师最为有名。
大战后的香港佛教发展稳定，而佛教界亦更加注重兴办学校、老人院等社会慈善事业。那时因为有几件有关佛教的趣闻出现，如在跑马地超度、平息前差饷物业估价署闹鬼事件，以及在赛马场举行求雨法会，令市民对佛教兴起了一阵热潮。同期，本港的佛教团体，亦开始筹建佛教医院。由此，可反映当时佛教已比较兴旺，但因为无国外的经济支持而发展有限。就好像佛教医院的筹建，共历十二年之久，其中的经费大多是来自香港市民，而当时的香港经济环境还是处于困难的时刻。
但是，相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教，这时期佛教在香港是发展得缓慢得多。由于这些西方宗教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特别厚待，加上来自欧美各国的人才、钱财及物资等资助，令他们在香港很快便取得极大发展，不论在宗教、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都有很大成就，其信徒亦逐渐在政府各机构当上重要职位。
虽然如此，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佛教，由多位法师带领下，仍然是充满活力和理想的。从宝莲禅寺出家受戒的人数来看，发心学佛出家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数目。
八、九十年代的柳暗花明
到了八、九十年代，香港佛教呈现柳暗花明的局面。由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本港普遍受到追捧，东方文化和宗教便相对地被视为落后和迷信。至于从香港佛教内部来分析，当时弘法的僧人不足，有青黄不接的现象。此外，在山上修行，过着简朴农禅生活[注14]的出家人，被社会人士视为消极避世，而僧人做佛事超度亡者，又被视为不祥。于是，佛教便出现了形象的问题。再加上经书流通不广，以致当时佛教在香港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但是在这个年代，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婴孩已长大成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视野广阔，一神教已不能满足部分人的需要，继而在大专院校兴起一股知识分子研究佛法的风气。其时，能仁书院、新亚书院的佛学课程都有相当的发展，而罗时宪、唐君毅、牟宗三诸位教授的佛学著作亦相继出版。
同时，在文化大革命后，国内宗教政策得以落实执行，人民重获信仰宗教的自由，中国佛教开始复兴；而在台湾，佛教在印顺法师、星云法师等大德领导下，亦有非常蓬勃的发展。
以上种种因素，令香港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因而随着推广（例如在1983年佛教青年团体联合举办首届的《此岸彼岸》弘法活动），佛教的真理和慈悲精神开始渗入民间，学佛门径增多，佛学班更比比皆是。知识分子学佛、有钱人捐款和皈依、明星出家、歌星为佛教筹款、台湾法师来港举办大型弘法活动等，都改善了佛教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令本港佛教更上一层。
此外，天坛大佛自1993年开光后，现已成为香港的标志之一。而在1996年，香港特区区选委员会内的宗教劳工界互选，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得票最多。这一切一方面反映了香港佛教的重兴，也看到了出家人在社会中地位的提升。
1997年回归后的蓬勃发展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特区政府实行了平等的宗教政策。由觉光法师带领争取了多年的佛诞公众假期，在1998年正式得到落实，而香港佛教联合会每年于佛诞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亦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1999年志莲净苑的重建落成，其古雅的仿唐建筑群亦成为本港一个重要的标志。于2001年，香港大学成立了佛学研究中心，并在2002年开办佛学硕士和博士课程。此后，佛教开始成为香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学佛的人，在社会各阶层也逐渐增多。（信息来源：凤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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