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传佛教及其特色
佛教在公元前6、5世纪发源于古印度。大约在公元前后传到中国，经过漫长的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思想、宗教习俗的民族化过程，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中国佛教陆续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和蒙古，形成北传佛教。北传佛教主要有两支：一支是汉语系佛教，流传地域最广，信徒最多；一支是藏语系佛教，在西藏和藏族、蒙古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最为流行。佛教从印度向南传到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的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形成南传佛教。
北传佛教有些什么特色呢？为了本文论述的方便，这里着重结合北传汉语系的佛教进行介绍。
（一）、以中国佛教为本源，以中国为中心
这不仅因为汉语系佛教在中国形成，然后才传到东亚各国，也表现在东亚各国的佛教所依据的基本经典、各个教派所奉的最初的教祖和教义体系等方面。北传佛教所依据的包括大小乘经、律、论在内经典，是译自印度、西域的梵文、“胡文”经典，在翻译过程中已经某种程度地被“汉化”了。从东晋道安开始对译经进行整理和分类，编纂经录，到唐代智升编纂的《开元释教录》最为有名。从宋代以后主要依据它的“入藏录”雕印的大藏经和此后各个朝代由政府或民间雕印的大藏经，不仅在中国流行，也传到朝鲜、日本等国。朝鲜的高丽藏，日本的黄檗藏、弘教藏、《日本校订大藏经》、《续藏经》等，都是以中国大藏经为基础编印的汉文大藏经。汉译经典《法华经》、《大涅槃经》、各类《般若经》、《大日经》、《金刚顶经》、《无量寿经》以及《中论》、《成唯识论》等是东亚各国佛教常用的基本经典。中国佛教宗派的教义著作，如天台宗的《摩诃止观》等三大部，华严宗的《华严五教章》等，禅宗的《六祖坛经》等，……也是其他北传佛教的基本教典。各国佛教宗派的祖庭在中国，最初的教祖也可以追溯到中国。
（二）、以大乘佛教为主体
中国虽在传教传入之初对大小乘佛教同时接受，但在东晋后期系统传入大乘中观学说之后，开始对大小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到南北朝时，南北方形成许多所谓“判教”学说，皆把大乘置于小乘之上，表明中国佛教徒已经选择以大乘佛教作为信仰的主体。中国比较重视的大乘佛经有《法华经》、《华严经》、《大涅槃经》、《般若经》、《维摩经》等。隋唐时期成立的佛教宗派都把大乘经典作为自己尊奉的主要经典，如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华严宗以《华严经》、法相宗以《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净土宗以《无量寿经》、密宗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主要经典，等等。
（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二教的影响
汉译佛典所用的不少重要概念和用语是直接取自儒道二教，或是受它们的影响而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含义。例如“本无”、“守一”、“无为”、“道”、“理”和“心”、“性”等，成为构建北传汉语系佛教教理体系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在理论方面，一是把道家和玄学本体论与大乘佛教的以真如、佛性为本体的宇宙本体论相结合，进而依据“不二法门”，提出体用相即，真俗不二的佛教哲学，如天台宗的中道实相论、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都有这方面的意义。二是以佛性为基因的心性论深受儒家人性论的启发和影响，注意探究觉悟成佛的内在依据的问题，例如天台宗的“性具善恶”，华严宗讲一切众生皆具“本觉真心”，禅宗讲“心性本净”等。
（四）、发挥大乘佛教的“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
在这方面，禅宗最为突出，寄坐禅悟道于日常生活之中。此外，净土宗简化修行仪规和方法，提倡口称念佛。日本的净土真宗主张“一念净信”即可往生成佛，日莲宗主张通过唱念《法华经》题目达到解脱。这些主张实际都否定了通过远离现实生活的严格修行来达到觉悟的做法，反映了北传汉语系佛教的现实主义特点。
（五）、在组织上仿效家族宗法制度
以“释”为姓，按在教派、寺院中的地位，分为始祖、二祖……，又分直系、旁系，师、师叔伯、侄等。
北传佛教在进入近代以后因为受到各国社会制度和环境的影响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上述特色仍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并且继续发生影响。
二、当代中国佛教面临的问题：继承什么？如何发展
当代中国的佛教是以往中国佛教的继续，是古代作为北传佛教的本源和中心的中国佛教的继续。当代的中国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的中国，那么，在实践党中央提出的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方针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继承中国佛教的那些方面，应当如何使这些方面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和特点而促成它们新的发展？这是需要认真加以思考和解决的。
我想结合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提出以下四个重要方面加下说明，希望这些能够贯彻到今后中国的佛教教育的实践中。
（一）、既重继承，又重创造的理论传统
以中国佛教为本源的北传佛教虽源自印度佛教，但又不同于印度佛教，是印度佛教的继承与发展。在汉译的大小乘佛典中虽贯穿着来自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理念和思想，但同时通过运用中国儒、道、诸子的概念和思想，使这些经典带有某些容易为中国人理解的民族文化的成份和韵味，这在我们看《四十二章经》、《安般守意经》、《六度集经》、《无量寿经》以及被看作带有“疑伪”嫌疑的《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等时，是不难发现的。
不仅如此，隋唐时期相继成立的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虽也以一、二部或多部译自印度梵文经典的佛经为主要依据，更重要的是按照宗派创始人的著述来建立自己的教义主张。天台宗创始人智顗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三论宗吉藏的《三论玄义》等著作；华严宗法藏的《华严五教章》，澄观的《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法界玄镜》、宗密的《华严原人论》等；禅宗的记述六祖慧能生平和禅法的《六祖坛经》等等，都反映出既忠于佛教的传统和基本精神，又不墨守传统，富于创造的风格。朝鲜高丽王朝的知讷创立曹溪宗，日本镰仓时代净土宗、真宗、日莲宗等新教派的创立和新教义学说的提出，也同样蕴含着一种主动地随应时代变革的创新精神。
当代中国的佛教必须继承传统，继承中国佛教的富有深邃的宇宙观和人生哲理的理论和其他一切优秀的东西，否则就难以称之为中国的民族的佛教。然而又不能一味地墨守传统和成规、教义理论，应当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和社会进行创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对这个问题，确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包容大小乘，兼弘八宗，贯通内外的博大融会的精神
中国佛教，乃至整个北传佛教，在整体上虽将小乘置于较低的地位，但并不完全排拆小乘，而是将小乘看作是佛教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小乘基本经典《阿含经》、阿毗昙的论书和小乘戒律，予以适当对待并加以解释。从中国来说，虽在隋唐成立佛教宗派，形成所谓八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但较之其他北传佛教国家，各派之间并非森严壁垒，互不相容，而是彼此吸收，互相包含。八宗中有净土宗、律宗这样的相当于“寓宗”的宗派。有的学者身兼二宗，例如密宗的一行，兼学天台宗；禅宗的神秀兼学华严宗；华严宗澄观、宗密兼承禅宗；律宗的鉴真兼传天台宗，等等。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一般地说都能博通古今，兼精内、外之学，在佛教著述内能够对深奥的教理做出灵活的圆融的发挥，从而能够博得教内外的尊信，使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发生重大影响。古代的道安、慧远、道宣……直至明代的四大名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近现代的杨文会、太虚、欧阳渐等等，莫不如此。
我们现在提倡建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人间佛教”，在教理、学风等方面应当具备上述博大融会的精神。
（三）、悲智双运，济世利生的菩萨之道
大乘佛教的六度、慈悲、悲智双运和济世利生的精神，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在社会民众遭遇天灾饥馑之时，寺院僧众举办赈灾济贫的慈善事业。寺院经办悲田养病坊，僧人精通医术，为贫困的民众行医治病。国家民族遭遇外敌入侵的危难，僧人挺身而出，加入抗敌御侮的行列，洒血荒野，埋骨青山。高僧率徒开辟荒山野岭，建立寺院，在向民众传法的同时，传播文化，于是寺院成为福利一方的文化中心。中国唐宋时代的禅宗，注重行脚游方，访师问道，为促进国内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自隋唐至宋元，中国僧人在与朝鲜、日本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中担当重要角色，不仅为这些国家佛教的传播做出贡献，而且传入中国先进文化，为这些国家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菩萨之道是一种原则，是一种精神，具体贯彻在北传佛教流行的国度，述之不尽，写之不完，至今激励着为人类，为国家，为民众谋求福利的人们。
蕴含在大乘佛教菩萨之道当中的济世利生的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在今天，这种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道主义等是基本一致的，应当继续提倡和发扬。
（四）、“不变随缘”的“智巧”
大乘佛教以智慧、方便为二大支柱，认为智慧（般若）是“佛之母”，方便是“佛之父”，二者如同鸟之两翼，不可或缺。何为方便，梵音是“沤和拘舍罗”，称简称“沤和”，意译为方便、智巧，是在智慧的指导下适应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民众而善于采取适当的语言和方法进行传法的灵活性、机动性。这里借用真如“不变随缘”的说法，是为了表示这种灵活性和机动性是以维护和贯彻佛教的整体利益、基本精神为出发点的。中国佛教、北传佛教，正是借助这种方便、智巧，将来自印度的佛教发展成为中国和东亚民众的佛教，并且以坚毅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险阻，推动佛教不断适应时代、社会而创新发展，为庄严国土，利益有情众生做出贡献。
科技文化和经济生产日新月异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不断提高，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面临新的形势，佛教如何顺应，如何传播，如何发展？是应当认真探讨的问题。在这种场合，是佛教“不变随缘”的“智巧”发挥作用的最隹用武之地。
三、培养多方面的人才是当代佛教刻不容缓的任务
1993年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指出：
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
对于人才建设，解释说：
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7年后的今天，报告中的内容仍没有过时。
那么，从客观形势来说，当代佛教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作为一个佛教史的研究者，对中国佛教界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仅提出一些想法供诸位学者参考，有不当之处，还乞不吝指教。
当代中国佛教应当适应现代教团建设的需要，培养多方面的人才。我想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种人才。
（一）合格的传法、施教和从事寺院管理的僧才。在过去的佛教寺院，一般采纳最早是禅宗提出的寺院管理制度，在寺院住持之下设置两序，或两班：知事（或执事，东序、东班），有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头首（西序、西班），有首座、书记、藏主、知客、知浴、知殿（名称、数目也因地因寺而异），共同协商管理寺院，从事佛教传法，组织寺僧修行，对寺僧、信众实施教化，经营寺院经济生产，举办各种宗教活动。各种僧职在住持的统一主持下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今天情况虽有变化，但无论什么寺院，从事传法、管理的职事仍然存在。我们应当培养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使他们能够胜任从事寺院传法和管理的工作。
（二）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广博知识的师资。现在从事各级僧才培养的场所有寺院、由寺院或地方经办的佛学班或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无论在哪一级，都需要具有较高水平的从事佛教学、佛教史学、佛典专题、政治、文学、历史、外语等教学的人才。我想在佛教专门学校从事教学的人，应当首先具备现代意识和比较广博的综合的知识、本学科的系统知识，使自己的教学能够与国内乃至国际同类学科接轨，大体达到同样的水平。所谓具备“现代意识”，是指应时刻意识到如何使佛教适应现代社会，在现代发展的问题。这里仅强调其中一点，即如何使佛教为现代人易于接受的问题。我想，在现代的佛学讲堂上，不应当满足于以经解经，以古人的语言诠释佛教著述的做法，而应当在忠实于原典的基础上尝试以易于现代人接受的哲学概念、学术用语和生活语言来对佛经、佛教著述中的哲学思想、教义理论和文句偈颂等进行诠释。如果老师做好了，学生就会效仿，持续下去，将对佛教适应现代社会，保持生命力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很高的要求，也许暂时还不能完全达到，然而这是个应当追求的目标。
（三）从事寺院、教团管理人才，不仅需要学习佛教专门知识，而且应当掌握国家法律、政策、经济、财务管理、人事、社会公关和其他有关的多方面的知识。
（四）培养能够运用现代媒体、计算机、通讯网络等的专门人才，在促进佛教实现传法、传播、通讯、教育等手段的现代化当中发挥作用。
（五）培养和创造条件造就一批能够在较高层次与国际佛教研究学者进行交流的学者。近现代以来，我国佛教界相继有很多在佛教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一段时期曾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佛教界已经陆续造就相当数量的年轻有为的学者，然而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所和佛学院承担着艰巨的任务，有关部门也应创造良好的条件。
（六）因为中国是北传佛教的本源，并且曾是北传佛教的中心，因此，通过佛教加强与东亚各国的佛教文化的交流仍是个经常性的任务。赵朴初会长将佛教比做连接东亚各国的“黄金纽带”是十分恰当的。我国与日本、韩国有着广泛的交流，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双边，或三边的佛教学术会议，在促进与这些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增进友谊当中发挥良好的重大作用。我国与南传佛教国家也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然而，无庸讳言，现在我们的佛教界、学术界能够胜任从事中外佛教学术交流的专门人才还是不多的，无论是翻译，日常性联络，出国留学或进修、讲学，接待来访参观与担任向导，接纳外国留学生与学术访问学者等，都需要有相当高水平的外语训练、专门知识造诣的人才。
以上就是我想到的当代中国急需培养造就的佛教人才。
值此21世纪之初，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以新的步伐向前迈进，诚恳希望我国在佛教教育方面能够继往开来，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中国佛教在北传佛教中崇高地位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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