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停止个人兴学二十多年后，于1987年这一政策解禁，开放私人兴学的领域，于是民间团体加入了一般公众教育的行列，佛教团体也一扫传统的刻板印象，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投入公众教育。兴办高等教育的化费是巨大的，但佛教团体越过最有经济实力的财团企业，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就先后创办了七所佛教大学，这在私人办学中出人意外地拔得头筹。这一近乎奇迹的现象，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台湾的佛教大学并不是佛学院的简单升格，也并非宗教断层中的异象，它的产生，不但有历史传承的意义，也是时代精神的再现。

    江灿腾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佛教兴学，有译经兴学、同仁集团、技术团体等三种特殊背景和教育模式。所谓“译经兴学”，是由国家赞助推动的模式，代表人物为玄奘與鸠摩罗什等大师。采任务编组方式，译者互相研讨翻译的内容，而完成学术的经验传承。所谓“同仁集团”，以道安及庐山慧远为代表。其特色在于领导人物对儒释道精神、世间與出世间法都有相当素养，因此吸引当时精英分子加入，互相激荡后，形成思想风潮的带领者。到了近代，则产生所谓的“技术团体”，他们是“祗洹精舍”及其“支那内学院”等机构，可说是近代中国新式佛学教育的先驱。藉着各种语文训练及学科训练，强化对佛学思想的研究。同时把触角伸到国外对原始佛教的研究，而产生对传统佛学、经典的新诠释。

     李志夫教授则从文化、社会的影响，提出另一种分类模式：第一期以玄奘大师为代表，着重经典的理解。由政府出钱提供道场，出家法师负责教育，主要集中在城市。第二期在禅宗以后，以百丈大师所发展出来的丛林制度为主。重心转到寺庙，师徒相授，注重悟境开展。第三期为清末民初的佛学院，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产生。这些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成为丛林制度與西方教育的综合体。期间又分别以两种形态展开：其一是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教教育，为隶属内政部管理的小型佛学院；其二为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办理的佛学思想研究机构。第四期则为现在正蓬勃展开的现代综合教育－－由佛教团体所办的一般大学，不仅传授佛教思想，更完全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分系、分科从事高等教育的工作。
毋庸讳言，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兴学，首先是回应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挑战。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指出，办学是教会发展过程中的一贯传统，首先最初以神学院为基本雏型，最后衍生为一般的社会公众教育，可说是西方办大学的老祖宗，所以无论他们把宗教传布的触角延伸到任何地方，在当地办学为其发展的基本模式，也对当地旧有的教育体制产生冲击。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即受到此一冲击，江灿腾表示，基督教、天主教兴办的学校，随着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带来完整的办学基础，有完备的经验、行政的制度等。这些方面與传统佛教的丛林教育对比极大。

    其次是受日本的影响。早在八世纪中叶，日本即开始由各宗派陆续建立僧教育與庶民教育。天台宗僧最澄（767－823）上书天皇：“佛教可以帮助国家安定，佛教的兴盛需要靠教育。”由此开始由国家出资兴办佛教教育，明治维新期间，又在原有基础上，成功地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教育经验，由宗派派遣僧侣至欧美留学，回国后，不但改良僧教育制度，甚至进入一般的公私立大学开讲座，将佛学纳入正统的公众教育体系之中。江灿腾强调，日本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留学生能扮演学术瞭望台的功能，让师资全国皆可共享。

    值得注意的是，创办上述学校的佛教团体，并不刻意强调学校的宗教背景，也不要求就读学生非信仰佛教不可，而是以落实生活教育、人文关怀为主要方针，希望在办学过程中，不但对学生，也对社会大众传达佛法的精神理念。圣严法师指出：“不一定要他来信仰，即使他不信仰，佛教能为我们的社会培养一个有用之才，也是出钱办学者的一份功德。”以佛教的资源投入世间法的教育，以兴学的渠道参與社会、深入人间，是各办学单位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