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信仰时代
——专访（美国）科学研究宗教学会会长杨凤岗博士
　　
　　“一路走来，跟同龄人相比我应该算是幸运的，我的专业是研究北美新移民宗教、华人基督教、中国宗教变迁和政教关系，我觉得幸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个人兴趣、专业学习和谋生的职业达到了高度合一，并不是人人都能有这样的三合一。”近日刚刚当选（美国）科学研究宗教学会会长（The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简称SSSR)的杨凤岗博士，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学者。他说：“我本习武之乡的粗野村夫，成长于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文革时代，一度信奉“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口号，我何德何能配享此等国际学术殊荣？唯有感恩亲朋、导师、同仁、上帝，也要感谢这个开放自由的全球化的时代！”
      杨凤岗是河北沧州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杨凤岗他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入学后看到周围人为了蝇头小利而勾心斗角，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很是厌烦，感觉人活着实在没意思。“我曾经感到自己很不幸，大学二年级时还想过自杀。支撑我活下去的是这样一个念头——我白活了十六七年，尽管不幸福，但还是应该报答一下父母的养育之恩，然后再去死。”
　　于是，他开始努力寻找人生的趣味和意义。首先找到了诗，每天早晨起床就背诵唐诗宋词，阅读外国诗、现代诗。不但读，还每天写，希望在诗中寻找美的感觉。但诗人、文人自杀的消息不时传来，这种反差使得一个青年开始对美而不实的东西产生厌恶。暑假时独自留守宿舍的杨凤岗，转而到哲学中寻求真实，坐在蚊帐中把头探出来，入迷地阅读黑格尔和康德的原著。
　　那时节，大学里自由而热闹，以至于所读专业是政治教育，毕业时发的竟是法学学位。后来他在南开大学专攻西方哲学史，硕士论文探讨的是西方哲学中上帝观念的演变，由此从对真的追求进入对善的探求，算是初次接触宗教领域。   
      回顾自己的经历，杨凤岗说：“人需要更换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人生，看似偶然的经历或磨难，其实都是必要的锻炼，跟周围各样的人打交道给我带来了各种祝福。在一些紧要关头，原以为靠的是个人的努力，但回头看，很多东西远非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因此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天成。对于一个原本研读哲学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可能显得有点奇怪。但是，信仰的确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人生和社会，让我既能面对社会现实，又能看到人生的意义，心中有种特殊的平安。”
     2004年开始，杨凤岗博士与国内学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应邀多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举行讲座；2008年成立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后，协同中西知名学者在中国组织举办了一系列宗教社会科学研讨班和年会。   
     本次杨凤岗当选该领域会员最多、最具国际性的SSSR会长，标志着对中国的宗教和社会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跃升。该学会的会员包括北美、欧洲、亚洲、南美等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性别研究等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其旗舰刊物《宗教科学研究》（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是这个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权威刊物。
     为此，本刊专访了杨凤岗博士。
　　
　　从理想主义到巫术盛行

　　刘阳：青年时期的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是如何走向宗教研究这条道路的？国内许多人至今提到宗教就会皱眉。
　　杨凤岗：1978~1989年，从我上大学到读研究生再到参加工作，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争分夺秒抢回在“文革”中浪费的光阴，另一方面经受着思想解放浪潮的不断冲刷。还记得《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一声感叹引发一代青年人的共鸣，从宿舍到食堂再到教室，都会听到讨论的声音。这场全国性的青年大讨论后来转移到《中国青年报》上，主题也明确为有关“人生精神支柱”的讨论，人活着到底是为了金钱、名利、抑或某种崇高理想？与此同时，人们争相传阅一部部颇富争议的文学作品，一首首朦胧诗让人在幽暗的美感中悄然放弃那些扼杀人性的既定规范。
　　《公开的情书》在探讨友谊、爱情、社会现实的同时，不失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人啊，人！》让我们猛醒，必须摈弃摧残人性的兽道主义，拥抱人道主义。《晚霞消失的时候》让人思考，宗教未必是封建迷信，其中也蕴藏着高深智慧。萨特的一句“他人就是地狱”曾经显得那么深刻，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似乎洞悉了深藏在潜意识中的秘密，而尼采愤世嫉俗的文字，也引起过难以名状的共鸣。这股浪潮既带来个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也保持了理想主义的追求，总的来说，那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冯骥才有篇小说叫《感谢生活》，可以用来形容我对1980年代的感受。
　　1989年1月，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春夏时节，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烦心。秋季转读社会学研究生后，有3年时间我基本没读中文，既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也是在失望之后想彻底清理此前的思维惯性，更新思维方式，类似于哲学家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方式从头清理一切，也类似于电脑的一次重新格式化。
     当时刚转读社会学博士，我既担心英语不行，又担心学不好统计学和计算机，因为中学毕业后我就没再碰过数学。结果我两次被学校推荐获得统计学优秀学生奖，此奖的内容包括免会费加入美国统计学学会，我也学会了熟练使用计算机编程，成为教授的研究助理热门人选。凭着这两样，大可以找个很不错的工作。不过我的兴趣一直是宗教研究，不敢轻言放弃。
     后来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想研究美国华人基督教。对于这个选题我的导师不太同意，认为题目太冷僻，没人感兴趣。他指着很多铁饼式的数据磁带说：“我这里有很多美国宗教问卷调查数据，随便使用哪一个，都可以完成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我思来想去，觉得我必须而且只能研究华人基督教，因为我想搞清楚一些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很难有心思去研究其他问题。经过我坚持不懈的解释，导师最终同意了。
     没想到，1997年博士论文完成后，有三家出版社主动跟我联系出版事宜，论文很快就出版了。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导师后，他说：“你在恰当的时机抓住了一个恰当的课题。”我跟他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做人处事，用最简洁的科学语言进行直来直去的论述。    最令我感动的是，2004年，原本对于中国文化毫无兴趣的他也去了中国，成为第一届宗教社会科学暑期班的主讲人之一，而且是自愿无报酬的义务讲座。
　　刘阳：您什么时候重新恢复与国内的联系？当时的社会氛围如何？近年来，您有什么新感受？
　　杨凤岗：1994年我第一次回国，社会氛围给我的感觉就像民谣里唱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十亿人民九亿疯，还有一亿练气功。”当时，面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急剧恶化，一些清高的学者倡导“走向边缘”，躲进书斋。我接受的是社会学训练，没法子，只能更关注现实，为此还搜集了一批气功大师的传记，想弄明白他们怎么一下子就那么“火”起来了。
　　人是有多种需求的动物，精神需求是不能长期压抑得不到满足的。即使在“文革”期间，虽然一切宗教和所谓“封建迷信”都受到禁止，但正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为普遍和狂热的程度，“人民的大救星”、“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很多人创造性地宣泄了自己的宗教情感，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毛主席崇拜退潮之后，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气功热。
　　许多流行一时的气功流派1999年后被停止公开活动，一些人放弃气功而皈依了宗教，更多的人另寻出路。结果，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生活再巫术化”，很多城市都有“算命一条街”，大众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易学预测、拆字改名、风水看相、“巫毒娃娃”、“寡妇年”不结婚、“金猴年”扎堆生子……
　　从2000年开始，我着手在国内从事系统的宗教社会学调查研究。这时，城市里的基督教会涌入了很多年轻人，其中不少是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或从事商业管理的人。这无疑是个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马克斯·韦伯曾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两本经典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前者阐明了基督新教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成和促进作用，后者指出了儒教和道教没能在中国哺育出资本主义的原因。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渐趋成熟，在中国进行各宗教伦理与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适逢其时。
　　近年我曾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关注信仰与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
　　
　　从经济发展到六神无主

　　刘阳：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学和法学先后大热，但同时群体性事件增多、自杀以及恶性杀人案增多、官员贪腐、牛奶有毒等事件不断发生，GDP高了，幸福感却降了。人们认识到，中国似乎进入了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规范失序的状况。而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如何看待并理解这个过程？
　　杨凤岗：经济学的兴起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法学虽然也热起来了，短期内建立和修订了大量的法律条文，但是，法律的实施在社会上遇到重重障碍，法的精神远未被社会大众甚至精英所接纳。因此，中国的律师和法官肯定是非常艰难的职业。这些法律的问题不可能在法学本身获得解决，而需要做社会学的理解。
　　欧美等国在以市场为机制的现代经济制度建立过程中，都曾出现社会规范的失序状态。这种失范发生在个人身上，这个人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会从一套价值观跳跃到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或者在多个不同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陷入精神分裂、难以摆脱的痛苦和无意义感中。
　　现在，不仅整天为求职和保职担忧的底层民众心中没有平安，那些赚了钱的商人或看似成功的人士也常如此。有位在深圳“下海”多年的商人回到西安建立了一所管理学院，几年前他就对我说：“我这个学院不教人怎么赚钱，而是帮助赚了钱的人寻找心理的平安，赚了钱而想自杀的人太多了。”位子已经很高的官员也缺少安全感，昨天他还在理想主义的激励下立志大有作为，今天就陷入贪污腐败和豪赌妄为之中，因此才会时有所闻官员烧高香、拜大师的事情。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伦理道德乱象和违法犯纪事件并不独特。中国经济进入市场化的轨道之后，必然会冲破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原有法律和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冲毁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传统道德规范。但与欧美现代化过程不同的一点是，中国社会缺少强大的信仰传统。欧美的现代化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物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发展，甚至往往是新一轮的宗教大复兴在先，新一轮的经济大发展紧随其后，信仰的更新为经济发展既奠定了心理基础，也为物质发展限定了方向。但即便这样，现代化过程仍然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失范。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之迅猛史无前例，相应的社会问题自然更为严重。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缺少精神方面的社会制衡机制就更令人担忧，市场经济所释放出的野蛮性以巨大的能量奔腾咆哮，吞嚼大地。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从五四以来，一些中国文化精英曾经设计以科学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以伦理代替宗教、以哲学代替宗教、以主义代替宗教，总之就是不喜欢宗教，竭力找出个替代品来。但是，几十年来的社会实验表明，替代品终归是替代品。纵观中外社会历史，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哲学和主义都无法为人们遵循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提供内在动力和根基，也不能为漂泊不定的人生提供沉稳深锚和努力方向。如果有人问我，目前最紧迫而又稳妥的改革步伐是什么？我会说，真正实行宗教自由。解除教禁是第一步，要先行。这一步迈不出去，其他禁忌的解除就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动荡。相反，有了宗教自由做铺垫，其他方面的改革就可能水到渠成。
　　刘阳：从200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每年发布《宗教蓝皮书》；2009年底国内有媒体盘点，近十年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宗教信仰领域的活跃，信基督的越来越多了。
　　杨凤岗：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基督教在农村迅速传播，解放初基督徒不足100万，1982年官方文件公布的统计数字是300万，2009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数据是，中国有7000万基督徒。发展速度惊人，在世界宗教史上都堪称罕见的宗教大复兴。与此同时，其他宗教和准宗教都在复兴，包括气功热、建大佛修大庙热，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公祭热、儒教热、民间宗教热等等。
　　当然，中国人口基数大，总体来说仍然是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宗教信仰的缺失是道德状况难以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道德伦理需要灵性的深层根基。从迪尔凯姆到韦伯，经典的社会学家都指出了宗教在提供价值观、培养社会道德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简单地说，若想提高一个人或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和健全公民社会很重要，获得真实的宗教信仰也是一个重要途径，甚至可能是更根本有效的途径。
　　
　　三色市场,暗潮涌动

　　刘阳：现实有时像网络段子里说的，在中国“左派不公正，右派无自由，信徒不慈悲”。人们信的挺热闹，但是道德水平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
　　杨凤岗：目前，宗教难以发挥出社会伦理道德的功能，反而受到商业庸俗化的影响，比如广受诟病的少林寺现象和寺庙打包上市的闹剧。宗教发挥积极作用的瓶颈是现行的管理制度。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严重供不应求，虽然已经恢复和修建了很多场所，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解放前的数量。限制信徒自发组织活动和修建教堂，结果并没有减少信徒的人数，而是致使宗教“产品”供给短缺，造成宗教中的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形成宗教的三色市场：有合法场所的宗教红市，有被政府取缔但依然存在的非法黑市，还有大量不明不白的宗教灰市。
　　以市场经济为机制的现代经济制度需要宗教信仰的自我制衡和调节，因为与前现代的熟人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伦理道德不能单靠熟人社会的群体压力，更需要个体发自内心的自觉动力。而宗教信仰需要充分的自由选择才能体现自主意识，没有自主意识，也就很难有自觉的道德。因此，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呼吁：“为了社会伦理道德，请为宗教组织松绑！”
　　刘阳：您对宗教三色市场的分析，获得美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分会2006年度唯一杰出论文奖，国内读者普遍陌生，只是近年才被引进公共舆论平台，能否请您略做释义？
　　杨凤岗：这三个宗教市场，每个都有自身特别的动力学。首先，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受到政府限制，黑市就必然会出现，因为总会有人为了信仰而不顾身家性命。其次，从事非法的活动，其风险代价毕竟太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承受。因此，既不能在红市得到满足，又不愿意进入黑市，人们必将另寻出路，即从事灰市交易。只要红市受到限制、黑市受到打压，灰市就必然出现。第三，管制越严，灰市越大，这一点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但也更值得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把某个宗教组织定为非法容易，但是把它打入黑市却未必能够消灭它，反而刺激秘密教门的衍生。比如，从1980年代就取缔了一个叫“呼喊派”的教派，但其现在却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着，并衍生出“被立王”、“三班仆人”、“东方闪电”等新的膜拜团体。红市也并非自由市场，红市上的供给者和消费者都受到一定限制。《宪法》第36条规定只有“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法律保护，但是对于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却没有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具体执行中，在别国视为正常的活动在中国会被视为不正常，在某地视为正常的活动在另一地会被视为不正常。宗教事务管理很混乱。
     如果说宗教红市和黑市毕竟还算有一定的法规或条例可用，但执法者对于灰市里的东西则基本上无从下手，让各级干部甄别什么是宗教什么不是宗教，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这是超乎他们的能力和职能范围的。
　　近年来，中国宗教市场里暗潮涌动，甚至可以说是波涛汹涌。红市里的一些宗教协会或地方组织时有惊人举动，挟持某些政策谋取宗教自身利益或者个人利益。一些宗教团体获得政府某些部门的扶持，虽然可能会带来一时一地的短期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但也因此埋下隐患，实际上不利于宗教自身和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门派气功被赶出了宗教灰市，有些转入了黑市，而某些民间宗教例如浙江金华的黄大仙庙和陕北榆林的黑龙大王庙，被政府批准收编纳入红市，但是，由此空出的宗教灰市的供需区位，又有新的供给者变换名目来填补。
　　其中，特别是以文化、科学的名义出现的东西最障人耳目，结果造成当今巫术盛行。从学术角度来说，迷信绝大部分可归为巫术，巫术猖獗，不利社会。因为与宗教群体信仰不同，巫术本质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缺乏社会伦理道德功能。
　　
　　信仰的时代正在来临

　　刘阳：您的博士论文研究北美华人基督徒群体，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美国的新移民宗教，日常在普度大学社会学系讲授“宗教在美国”等课程，请问美国的宗教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杨凤岗：在美国，古今世界各地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宗教几乎都能找到虔诚的信奉者。总有一些人听信异端邪说，但不需政府出面，那样的教派在多元公平竞争中要么自生自灭，要么维持在很小范围内，难以造成重大危害。比如，韩国的“统一教”曾兴盛一时，教主文鲜明1970年代到美国传教时一度吸引了众多信徒，他主持的为数千对甚至上万对男女进行随意配对的主婚仪式引起美国社会和政府的震惊。然而在正统宗教的有力竞争和批评声中，尽管该教至今仍被允许合法存在，但在美国社会中已经没有多大影响。美国还有个土生土长的“基督教科学”教派，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灵性的原因造成的，主张不看病不吃药，一切靠祈祷。这个教派至今已有130年历史，但信徒人数一直有限，也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实，亚当·斯密早就从学理上说清了为什么宗教教派多元化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大规模的宗教暴力冲突。关键就在于政府既不扶持也不禁止任何宗教或教派，因此没有哪个宗教能够反过来操控政府。美国是最早用宪法的形式确立宗教自由的现代国家。在自由竞争机制下，各宗教只能靠理性劝说和感性感化吸引人，而且要时常经受其它宗教和非宗教团体的竞争和批评，宗教市场发挥出了自律调节作用，因此可以在总体上健康发展。
　　刘阳：《中国日报》刊登文章称，现在是中国从制度上为所有宗教做出平等与合法安排的恰当时候；国家财政不应资助任何宗教；中国的宗教管理体制源于前苏联，不适应当前社会的经济基础，应该改革；家庭教会的产生不能归结为西方的阴谋；国家不应以“正常的宗教”为由进行宗教裁判等。如何理解这种声音？
　　杨凤岗：面对我前面提及的诸多问题，体制内一些头脑清醒、有责任感的人在呼吁调整宗教管理制度，但也有声音主张向中国古代的宗教管理制度学习。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假如一味向后看、往内看，帝王统治术读多了，陷入前现代式的思维不能自拔，只能阻碍和延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这是用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只会制造更多问题。宗教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往远看，向前走，逐步增加开放程度，建立和完善公平和平等的市场准入机制，才能带来真正的国泰民安。
     刘阳：您当选SSSR的首任华人会长，对您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杨凤岗：当选SSSR会长，对于我个人来说，可以说是我作为一位宗教社会学学者一生事业所能期盼的最高荣誉了，这同时意味着，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在推动宗教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肯定。
     在我个人被认可背后，其实表明了中国宗教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双向互惠的可能。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变，宗教灵性丰富多彩并且变化巨大，这是研究宗教社会科学的一个最佳场域和最佳时机，我们赶上了大时代，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保持广阔的国际视野，注重与国际学术界的真诚和平实的交流。
     （部分文字参考刘阳在2010年2月《南风窗》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