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存目丛书》首发式上任继愈与季羡林合影（1995年）。

    任先生是我的导师。很惭愧，任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我没能学到。但任先生教导我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可以讲出来与大家分享。回想起来，我1963年上半年大学毕业后，考上了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生。汤老当时已经在病中，还坚持在病榻上指导我的学习。不幸的是，汤老在1964年仙逝，我失去了最尊敬的导师。而幸运的是，当时由汤一介老师把我推荐给了任先生，请他继续指导我的学习。任先生就接收了我这个学生。

在大学时代，我就选读过任先生的课。当时任先生开设“《肇论》研究”，为我们讲解《肇论》，其时我对中国佛教已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任先生指导我研究佛教，让我从学习中国佛教的原著开始，把握住中国佛教的第一手资料，并经常提醒我，做学问要首先下功夫读书。要下得了决心，多读古代的原著，打好扎实的基本功，不要浮躁，不要忙着发表文章，坐不下来。见到一些年青人匆匆忙忙地发表文章，任先生总是告诫我不要学这些人的做法，要沉住气，做扎实的功夫。他还教导我们，要读懂古代的哲学或佛教的原著，最好是自己动手做一做古代经典的注释和今译工作。写文章与做注释、今译工作不同，写文章可以跳过自己对原著读不懂的地方，做注释和今译工作则必须对原著的一字一句都能读懂才行，是跳不过去的。所以，要读懂古代典籍，最好从做注释和今译工作做起。任先生特别重视古籍今译工作，他认为做今译比做注释更进一步，做注释需要读懂原著，做今译则要在读懂古代典籍的基础上用现代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使现代人也能看懂。

我们知道，做今译的工作，要能准确地把古代思想表达出来，实非易事。由于古代的哲学思想概念与现代人用的哲学思想概念之间有着很大不同，所以今译要用现代的思想概念来准确表达古代人的思想的确是十分困难的，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然的话就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古代人的思想。在今译这方面，任先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佛教典籍方面，他做了《物不迁论今译》、 《不真空论今译》和《般若无知论今译》等；在老子道家的研究方面，他做了《老子今译》，并前后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补充，做得十分认真。由此可见任先生对古代典籍今译的重视。

任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他教给我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则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这是任先生留给我们后辈的一份宝贵遗产。（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