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给任继愈先生做了几年助手，主要工作是帮任先生编辑文稿，相当于跟着先生多读了几年书。与先生朝夕相处，请益问学，这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珍重的一段时光。

　　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下放干校劳动期间，罹患眼疾，因救治不急，结果一目失明，另一目视力也很弱，以后看书写字都很吃力,不得不聘请助手帮助读书撰文。先是自己出钱请人，一直到先生离开社科院宗教所到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单位才给先生配备了专职助手，似乎我是第三任。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周有三、四个下午到先生家里上班，只有一样事情，就是陪老先生念书。我读，他听，是真正的“念”书。我捧着书，端坐在先生对面，轻声朗读，语速缓慢；老先生坐在一把旧藤椅（这把椅子的年龄比我还大）上，眯着眼睛，一边听，一边思考。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一老一少的身上，温暖而安详。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想来那时的先生，已经七十好几岁了，但精力尚好，仍然诵读不辍，正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此等境界，正是学者本色，大师典型。末学如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第一次到先生家，就被先生的藏书震住了。书房不用说了，四壁皆书，除了靠窗的位置摆放桌椅，稍显开阔一点外，室内其余空间书架子排满了，像图书馆一样，密不透风。印象最深的是通往各房间的过道尚可容身，因为整个一面墙码放排列着几十个楠木书箱，每个箱子上刻有“史记”、“汉书”之类的书名，原来这是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据先生说是五十年代从一位旧官僚手里买来的。书虽然多，但是并不乱，每种书都分好类，所以找起来很方便。几年以后，我自己开书店，分类排架这点活儿驾轻就熟，正是拜老先生所赐。后来我听说，先生在去世之前，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藏书赠送给了家乡山东省平原县，我想那是这些珍宝最好的归宿。

　　因为和先生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老先生似乎也很在意这份师徒情缘，刻意栽培，从我一到职，即布置课业，指点津梁。首先要我通读《资治通鉴》，要求每天一卷，务必在一年内读完一过。我不解其故，先生说，历史是所有人文学科的根基，哲学史更是离不开“史”，现在中学和大学的课程设置有问题，对历史重视不够，必须要把这一课补上。先生后来还多次开示，哲学史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学好历史如何能“通”？我老老实实遵从先生的意见，集中精力苦读《通鉴》，每周跟先生汇报一次进度和心得，并请教疑难，先生有时直接答疑解惑，有时只说可以去看某某书，比如好几次让我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渐渐我也就明白了：这是先生着意让我自己熟悉门径，由一书而触旁书，由一家而通多家。

　　先生教我读书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参与他所主持的研究项目的资料准备工作，先生念什么书，我就跟着一块念，比如有一个时期先生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宋元卷的编撰上，我就跟着先生念《朱子语类》和《宋元学案》，先生还让我把王懋闳的《朱子年谱》打印了一本。先生和其他作者的文稿也都交给我处理，包括打字录入、核对引文、编制目录索引等等，有时还要查阅很多种相关的书籍文章，有这样的一种训练，可以说受益终生。

　　另一种方法很有意思，先生经常受邀出席各类学术研讨会，事先他会告诉日程，让我安排行程，一方面给我布置相关的读书课程，比如要到陕西楼观台参加老子学术会议，就叫我读他那本《老子新译》，到山东参加墨子会，就叫我读《墨子》书。先生的意思是：能参加这样的讨论会机会对我来说很难得，首先要有必要的知识准备，否则到那里听不懂；其次要勇于参加争鸣，有想法就表达出来。我非常感念老先生的一片苦心，可惜自己不成器，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厚爱。

　　先生远行一年，昔日殷殷垂教之意，思之泫然，没齿难忘。F107

　　王曦：出版人，1990-1995年任任继愈先生秘书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