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时，净慧法师担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法音》杂志主编，就住在中国佛协所在的广济寺。最初的两年，我也住在广济寺，常常在院子里见到法师。法师当时已经50多岁，行走如风，端坐如钟。当时经常有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到法师所住的寮房聆听开示，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对于刚刚走出校门、接触佛学未久的我来说，法师娓娓道来的禅话法语，如春风、如雨露，沁人心扉。

　　法师知道我的英文尚可，就让我负责把《法音》杂志每期的目录译为英文，这项工作持续了数年。法师还鼓励我写文章。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赵州禅师开悟机缘的小文《一轮明月映天心》，交给法师。法师略作修改，将其在《法音》杂志上发表。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虽然稚嫩、青涩，但每当想到此文与净慧法师的因缘，我就十分珍视。后来，我又陆续写了几篇关于赵州禅师的文章，法师也都耐心修改，在《法音》杂志上发表，并收入后来出版的《赵州禅师语录》中。记得我在其中一篇文章的结尾写了一首蹩脚的“诗”，我当时完全不懂律诗，竟敢在古诗造诣很高的法师面前作诗，真可谓是“不知者无畏”。但法师在发表我的文章时并没有把它删掉，只是在见到我时建议我去找编辑部的宽忍法师，说关于古诗的格律，宽忍法师是行家。可我是懒人，并没有在古诗上下功夫，辜负了法师的期望。作为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学生，能够得到法师的鼓励、提携，我感到万分庆幸。可以说，是法师为我打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后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搬离了广济寺，见到法师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面法师都会问：“小张，最近又写什么文章了?”殷殷关怀之情溢于言表。1995年，我到日本留学之前，和父亲一道到河北的柏林禅寺拜见法师。法师知道我要东渡留学很高兴，说日本的佛教研究很有成就，也很有特色，应该把人家优秀的东西学过来。法师还提到，虽然日本佛教在制度上和理念上与中国佛教有很大不同，但我们应该有开放的胸襟，与人家多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法师还问我，“留学之后是否还要回国工作?”我回答：“当然要回来。”法师似乎对我的“标准答案”有所怀疑，就转身问我父亲，“是否希望儿子学成回国?”父亲回答：“那是儿子决定的事情，我没有立场。”法师笑笑说：“你肯定有立场。”我当时猜不透法师到底是何意，是希望我回来还是不希望我回来。但当我留学期间陪同日本友人访问柏林禅寺，法师表达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留在日本也很好的意思时，我才明白，法师当初就支持我不要眷恋小家，应该有四海为家的胸襟和气魄。我想，这除了芒鞋踏破岭头云的禅家情怀之外，也与法师四海弘法、足迹遍及五洲的经历有关。记得当时我向日本友人介绍虚云禅师，用日语说“法师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净慧法师马上纠正说：“是名誉会长，不是会长。”我很惊讶法师竟然也通日语。

　　柏林禅寺就坐落在我的家乡河北石家庄赵县，家乡人皆称柏林禅寺的中兴者净慧法师为“老和尚”，称现任住持明海法师为“大和尚”，对老和尚在一片废墟之上用短短十余年就兴复千年古寺莫不心存感念。父亲每每问起法师的行止，一直保存着我们和法师的合影。数年前，得知法师在湖北黄梅的四祖寺，我跟友人一道专程前去拜访。记得我们去时正赶上小雨，在细雨迷蒙之中走进寺院，寺院的建筑和围墙都青苔斑斑，透露出历史的厚重和沧桑。当我们远远地看到一袭僧装的法师站在殿前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迷幻，似乎穿过时光隧道，走进了历史。多年不见，法师比过去略显苍老，由于是病后初愈，脸色也不太好。但法师的声音依然洪亮，思路依然清晰。用斋之后，法师为我们开示两个小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师作为一个过来人谈到，现在的政策环境是最好的，关键是佛教界本身要争气，要克服俗气、惰气、霸气，要培养正气;寺院特别要搞好和周边社区的关系，通过慈善公益事业直接造福众生，让人们切实感到佛教界是在弘法度生，绝不能滥用信众的供养追求奢华和个人享受。

　　后来，法师还带我们参观了四祖寺，并谈到他建设四祖寺的宏伟设想。我们感动于法师愿力之宏大，也默默地祝愿法师的愿望能够变成现实。但看到法师病后初愈的身体，我还是有一丝担心，法师毕竟已经是年近80的老人了。离开寺院时，法师在伞下挥手道别的身影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后来，在十方善信的支持下，法师重兴四祖寺的设想变成现实。法师在常寂光土中应该可以欣慰了。当然，我知道，法师的心愿绝不只是四祖寺的中兴，法师念兹在兹的是中国禅宗的中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愿法师不舍众生，早日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