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考题，豪爽的老师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们在对美的认识、追求过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价值。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他被邀请到各种场所去讲美学，可以用沈瓒评价李贽的话形容这情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

　　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虽然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赵士林在硕士毕业后，准备报考李泽厚的博士生。“考他的博士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高山仰止啊，很多人不敢，我不怕，考不上又不会杀你。”

　　许多考生拿到试卷之后懵了。“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赵士林回忆。

　　李泽厚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导的赵士林回想当初，觉得李泽厚那样出题是有道理的：“做关于中国的学问，不懂西方，没有比较的视野，那也是做不好的。”

　　硕士生的考试同样热闹。1985年，24岁的赵汀阳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报考了李泽厚的研究生。他就是冲着李泽厚这个名字去的。

　　“80年代，李泽厚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第一杰出学者。那时候著名学者就没几个，他肯定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而且肯定是思想最新、创见最多的。中国80年代的学术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李泽厚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两者是同构的。”

　　到考场后，赵汀阳发现，整个教室60人全都是报考李泽厚研究生的。“听说别的教室还有，这只是一个考点，全国还有很多考点。”

　　拿到试卷，赵汀阳吃了一惊：“他规定答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

　　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之后，赵汀阳问他为什么这么规定。“李泽厚说，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之极。他是考学生的脑子是不是足够清楚。”

　　赵汀阳跟李泽厚商量说，其实自己想做的是哲学，而不是美学。李泽厚说，那就更好了。“他要我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追随他的思路，这种态度非常了不起。”

　　赵士林说，“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宽松。我的一些想法他听了以后毫不客气地否决，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你的论文，爬着写、走着写、滚着写、躺着写，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这不是突出的德行，而是基本的规范，我也不让学生帮忙查资料的。现在很多老师的活让学生干了，与抄袭无异。”赵汀阳说。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泽厚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有一次李泽厚回国，向赵汀阳提出要去蹦极。“我们打电话去问，让人堵回来了，以为我们是神经病，那时他都已经70岁了。”

　　《告别革命》不是要讨好谁

　　1988年，法国国际哲学院无记名投票，选举3位当代杰出哲学家，李泽厚当选。当时已经是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得知消息后很高兴，但他没在任何报刊上看到报道。于是他请香港《文汇报》的记者帮忙，登了一则通讯。

　　1989年，刘再复去了美国。3年之后，李泽厚也去了美国。如今两人都居住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那里空气阳光好，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养老很不错。”

　　两家之间的路程，步行只需要10分钟。两人经常一起散步，每个星期还一起去游一次泳，许多问题就在这样的时候讨论出来了。“你一定要给李泽厚提问题，特别是不同意见，那他的话就来了。如果你不提问题，他的话很少。”刘再复说。

　　1995年，两人的谈话录整理成了《告别革命》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引发了广泛争议。李泽厚曾经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文革”中期之后开始“告别革命”。“我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话‘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哲学产生了怀疑。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也的确是重要甚至主要的历史合理演员，但其地位和作用被夸大了。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

　　在香港，刘再复跟我谈起《告别革命》：“《告别革命》是非常温和的一本书，我们主张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历史。世界上有3种哲学：一种是斗争哲学，你死我活；另一种是和谐哲学，你活我也活；第3种是死亡哲学，你死我也死。‘告别革命’的意思是告别斗争哲学和死亡哲学，我们选择和谐哲学。

　　“一个吃掉另一个是单向思维，双向思维是对话，而且要平等对话、协商。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协商解决，要有这信念。经济上的完全平等是个乌托邦，差别永远存在，是用暴力还是协商解决？我们认为要用阶级调和取代阶级斗争。这样是不是好可以讨论，但不要一下子就给我们扣一顶帽子。我们只是希望人类社会能够和平，越来越美好。

　　“《告别革命》里有一个主题：历史的发展是悲剧性的，是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讲发展，改革开放把潘多拉魔盒打开，欲望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对的，但欲望向前发展会有代价，我们的伦理受到破坏，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一定时期把历史主义放在优先的地位，同时要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完全没损失是不可能的，历史是悲剧性前进的。我们就是讲这么一些道理，有人说我们这是两边不讨好。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我们不是要讨好谁。”

　　“除了《告别革命》，我们还有一本《返回古典》，一直没时间整理。李泽厚年纪较大，不能让他整理吧。”刘再复笑着说。

　　刘再复给我讲了好些李泽厚的轶事。其中一次他和李泽厚、吴忠超(霍金学生，《时间简史》译者)开车去山里玩。去的时候李泽厚把车开得飞快，刘再复调侃：“泽厚兄的海德格尔激情上来了，不怕死！”游玩之后下山，山路险峻，都是悬崖，李泽厚开车的速度降到了5迈，结果造成了堵车，山下的警察警告了他们。

　　刘再复评价此事：在生命的情感层面上，本是需要海德格尔激情的，而一旦激情上升到悬崖边上，则需要一点波普尔了。

　　我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赵士林反复强调的是：李泽厚是在难以出现思想家的时代出现的思想家。另外，李泽厚没有过时。41岁的经理人邓德隆一定支持这样的观点。

　　1987年，邓德隆18岁，在湖南攸县读师范学校。此时李泽厚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但身处小县城的他并没有感觉到，“现在想来是很大的损失”。

　　他有位校友是李泽厚迷。“他抄李泽厚的书，《美的历程》都能背了。他一直给我推荐，我没在意，我以前不是喜欢读书的人。”校友就强送了两本李泽厚的书给他，一本《论语今读》一本《世纪新梦》。有一次他坐火车，打开翻读，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李泽厚的书。这是2002年的事。

　　邓德隆把这些理论用到生意场上。2005年，他给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写了一封信。让他意外的是李泽厚很快给他打了电话。“我的书对他做生意做人有帮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最熟悉我的著作的人，有些内容记得比我还清楚。”有这样的读者，李泽厚非常高兴。

　　此后李泽厚每次回国，邓德隆都要找机会跟他见面。“我们会吃一顿冗长的午餐，从10点半吃到下午两三点，聊天聊地，晒着斜阳。其实这是生命最大的享受，这就是生命的情本体，最值得珍惜。”

　　邓德隆现在又推荐别人看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这本书在2009年12月出版。刘再复在书中称李泽厚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李泽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惟一建立美学体系的哲学家。我认为对李泽厚这一套哲学体系，我们国内还没有充分认识。”

　　刘再复用这句话概括李泽厚的学术精神：走自己的路。

　　在自己的路上，李泽厚构建了一整套话语谱系：“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两种道德”、“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文化心理结构”、“西体中用”、“积淀”、“主体性实践”、“度作为第一范畴”、“情本体”、“新感性”、“内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个“李氏出品”的概念系统令人不得不惊叹于他原创力之旺盛。

　　“我在2008年封笔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厅，李泽厚说他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为封笔之作：“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历史本体论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被认为过时了的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启蒙精神，以及中国传统的乐观精神有关系，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我并不感到任何羞愧。”

　　刘再复说，“李泽厚非常逗，他在房间里摆个骷髅来面对死亡。5年前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长谈几个小时后，李泽厚的语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静地坐在椅子里。向晚的太阳开始收敛光芒。客厅的墙上挂着冯友兰先生当年送给他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那时李泽厚还很年轻呢。

　　李泽厚在去年冬天回到了美国。这个冬天格外漫长，5个月之后，我再次跟他通电话时，春天才刚刚醒来。回到李泽厚12岁时的那个春天，小山坡上山花烂漫，他却突然想到——我是要死的，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困惑曾经缠绕着他。如今，他的答案是：为人类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