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本刊编辑部

　　据说，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描摹包括自己这代人在内的4代知识分子，可惜最后没有实现。而李泽厚曾经想写一部思想史论，记录中国近现代6代知识分子，研究这每一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和其间的传承、冲突等。在他的构想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可能是最为重要的3位。我们不得而知，他把自己归为第几代，对自己这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又如何认识和践行，因为这部思想史论最后并没有按预想的面目问世。

　　今天，李泽厚“过时”、“落伍”了没有？他一度“盛极”，如今“而衰”了？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是否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默然退场了？如果是这样，他过的是什么“时”、落的是什么“伍”？如果并不是，他又仍在言说着什么、传递着什么？

　　先来看看他的“盛”：上世纪50年代，在“美学论争”中，李泽厚尚未“而立”，已成一家之言；70、80年代，蛰伏了20年的他一气拿出《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古代1985、现代1987)、《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虽然他也同时受到老年学者、青年学者的两面夹击，一责之以自由，一责之以保守。

　　彼时的“文化热”名副其实。“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更热的其实是改革时局之心——然而，“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欲速不达。

　　断点出现在了20年前。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偶然的政治局势，联手必然的经济潮流，结果到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李泽厚曾总结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有过四热：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如果我们作一粗疏划分，前两热可以归属思想，关心现实；后两者大致偏重学问，旁观时局。而以他那种哲学性视角、提纲式写作，自然是将“被淡出”的思想家。更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思想、学术，大众根本已是冷眼相看的，现在，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才是主流了。文化英雄，于此绝迹。

　　身在异域，异常寂寞。不说别的，每天的饮食也让人生出思乡之情。到比较大的超级市场买菜时，李泽厚总喜欢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白菜”。在威斯康辛、密歇根、斯瓦斯莫、图宾根、科罗拉多等学校转了一圈，他最后定居于科州小镇博尔德。美国“没什么人知道我”。所以，当家乡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打来电话请求他作序时，对乡音“极感亲切”的他竟没能按惯例拒绝。

　　好在每年还是能回国一次，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学界的八卦消息、自己著作的销售情况，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被人拿出来“抛售”。幸好并没有，于是欣欣然。

　　用他的话说，在他的思考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像当年有人批评他“跑到美国去找民主”，他心下想的却是：今天我不又回来了么？而且以后我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毕竟对我更为重要。

　　他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他们认为只有前三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才可能实行。缺乏稳固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之前，实行上述的制度非常危险。

　　今天，李泽厚的许多思想，或者已成为“常识”而为大众习焉不察；或者仍被视为“异见”而无法流行；或者引发“又是这一套”的不耐烦；或者直接被更多不关心的大众忽略。这和他说得对不对无关，也许他只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点，又或者，是时代辜负了他。他曾想请朋友刻一枚“上世纪中国人”的印章，“加印在书的封面上，以验明正身：这确是落后国家过时人物的作品，决非当代英豪们‘与国际接轨’的高玄妙著。”

　　但他实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十数本著作数十个概念，几乎可以自成系统，囊括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如今，80之寿，再次回首人生，他还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李泽厚 寂寞思想者

　　我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启蒙精神和乐观精神有关，尽管这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香港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每种药的药性”。

　　他喜欢别人提新问题，喜欢说没说过的话。一些问题抛过去，他会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们有过好几次长谈。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将年满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门、美术馆。“你看，我坐在这儿，就能看到美术馆里有什么展览。”李泽厚坐在书房里，拿着望远镜说。雪后北京万物萧瑟，但仍微微泛着午后的光泽。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不能讲的。”

　　李泽厚给我看他父亲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让他临习毛笔字用的。这么多年他保存着许多长辈之物。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那是决定他一生经历的起点。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父亲写这幅字时35岁，3年后他就去世了，这时李泽厚12岁。“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他由此看清诸多势利眼。他喜欢鲁迅，因为对后者一些相似经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 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机会深感遗憾。当时他在美国接受我越洋电话采访说了句：“和国内联系的一条线断了。”

　　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19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爱人是煤炭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泽厚崭露头角不久，来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时李泽厚已经是年轻美学专家了，我在大学里就读他的书，没想到后来亦师亦友，更没想到历史把我们都抛到了落基山下。”从美国去香港任客座教授的刘再复说。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他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和社科院的许多人一样，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当时他把自己最喜欢、认为最值得读的书都带去了，但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挨批评。就像1949年前偷读马列书籍一样，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细阅读并记了相当篇幅的笔记。此时知识分子中流行做木器等什物，李泽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相信江青垮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当初的笔记开始撰写关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