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佛理散文的勃兴，无疑应该归功于台湾一批年青的散文作家的自觉尝试与努力实践。像林清玄、林新居、方杞、王静蓉、黄靖雅、季瑛棣等在佛理散文创作上比较活跃的作家，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深受“人间佛教”精神的熏陶滋养。他们在佛理散文的创作上表现出一些颇引人瞩目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几乎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这一点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那些作家们是相似的，但是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只是偶尔写作一些佛理散文，而这些青年作家们却以此为自我创作的基本主题。现代作家是用佛理来观察人生现象，他们则往往是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来阐释佛理，弘扬佛义，其自觉程度无疑更深些。其次，他们都自称是佛弟子，不仅学理上习佛，而且能亲自体证，像王静蓉就在杂志上自立副刊教习瑜伽，林新居也担任过专业禅修的指导教师，所以，他们创作的佛理散文是融佛经、禅典和自我生活感悟于一体的，而尤以自我生活感悟为其特征；其三，他们的佛理散文创作在基调上贯穿着人间佛教的人世精神，一扫传统的厌世情绪，倡扬充分地享受人生，如林清玄在阐述自己之所以写作菩提系列散文的因缘时，指出自己：“与许许多多的佛教徒接触，发现许多人不仅未因学佛迈入心灵平安、生命喜乐之境，反而增加了许多烦恼和痛苦：他们苦恼的行囊不仅没有放下，反而在背上新增了许多包袱，包袱上写着‘业障’、‘轮回’、‘因果’等等字迹，背带上则写着‘人生是苦’‘厌离世间’的言语。”[①a]林清玄还说：“由生命的苦恼走入佛门，是很好的，但是闻法而雀跃，欢喜信受不是更好吗？苦恼中求悟是很好的，但是以喜悦的心来求悟不是更好吗？以厌离世间的心走向净土是很好的，但是以欢喜净土的心走向极乐世界不是更好吗？”林清玄自然认为后者才是佛所言的“喜无量心”，才真正符合佛对菩萨最根本的教导。可以说，正是上述特点决定了这些佛理散文作家们题材、主题、风格、体式的规定性，并且使他们俨然以一种共同的新颖的群体风格出现在散文创作领域中。

 佛教理论宗派众多，大小有空之中还有许多分别。其中禅宗可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所谓禅者，佛之意也。释迦拈花，迦叶微笑，这个故事曾被禅宗用为说明自己的理论是释祖所传的正法眼藏，确实，禅宗在中国思想史上，深受儒家人性、心性学说的影响，把禅落实到人生、人性上，以致于六祖慧能的《坛经》几乎以人性、心性替代佛性。古代的僧侣常从禅宗学说中找出冲破佛门戒律、亲身体证生活的理论依据，本世纪佛教改革家杨度倡扬删除迷信和违背生理的戒律的“新佛教”，太虚提倡“人生佛教”也都是以禅学为宗的。释迦牟尼创立原始佛教时，是整个地立足于人生，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禅宗声称自己得佛之真义神髓，并非没有道理。当代台湾的佛理散文作家深受人间佛教精神的浸润，其创作所弘扬的佛理自然以禅为中心。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向读者介绍禅宗公案故事。禅宗授法倡扬顿悟，以心传心，以意会意，不诉诸文字，不求诸语言。但是既然要传心法，就必然无法完全排除语言的参与，所以禅宗思想发展史上充满了机锋、辩才、灵感、慧悟的故事，这些故事“多半”简洁而含蓄：“对语文及禅的精神无法把握的人，较难领会其中妙义。透过文学的技巧来呈现它，也许是帮助读者对禅产生兴趣的第一步，然后才能漫步禅林，欣赏黄花翠竹，享受夏风抚触清凉。”[①b]

 基于这种目的，林新居在无门禅师的启示下，用风、花、雪、月四个意象主编了一套书，以禅的故事（风）、禅的诗偈（花）、禅的生活（雪）、禅的公案（月）来呈现法无定法的佛法，森罗万象的禅趣。风花雪月四个意象寓含着禅的真义神髓，所谓风代表着禅的自在，随风而至，随风而逝，生命怎么来就怎么去。所谓花是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株妙法莲花，有人尽心绽放，布施美丽与清香；有人半开半合，在智慧的黎明时分，似梦似醒；有人浑然未觉，不知开启内在的绝世之美，让生命成为早夭的白莲。而禅则是一种提醒，一种促动，让人们在智慧的清风与慈悲的水纹中开启内在的精神之花。所谓雪即澡雪精神，脱胎换骨，用禅思来保养和滋润生命核心中那一朵纯净、洁好，超越的莲花自性。而月，对禅者而言则有更深远的涵义，中国古代禅者多有以月说禅之句，如“雪月芦花江上寒”、“明月满空天水净”、“法界无尘心月圆”、“满船空载月明归”等等，无不耐人寻味，禅趣盎然。这是诗的妙句，也是禅的意兴，充分说明了禅与文学之密切的关系。这四本书分别由李瑛棣、黄靖雅、王静蓉、林新居撰写，这都是台湾佛理散文创作的实力人物。他们既是诗人，又是现代禅的爱好者与实践者，如黄靖雅还是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员，有了这份才情、因缘与实力，他们的“一味禅”丛书不仅文字幽雅流丽自然洒脱，娓娓道来，如清澈山泉流过绿茵草地，而且对于禅宗公案故事的理解，对于禅诗禅偈的弦外之音的领悟，都精微确切，得其神髓。此外，善写禅宗公案故事的还有方杞等。方杞的《人生禅》由佛光出版社出版，收有百篇禅味小品，每篇都是一首华美的散文诗，同时也是一篇构思精妙的微型小说。这些禅宗公案故事原来的记载都比较简略，有的只是寥寥数语，有的只是一个粗略轮廓，但方杞大胆地调动自己的文学想象，既有写景，如《野狐》篇，写百丈禅师听了野狐陈述由高僧堕为狐狸身的因缘后，做了个原来如此的微笔，其中夹杂了一段写景：“松风飘拂满室，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香，绵密的木鱼声从远处沉沉传来，幽幽微微的，在灿亮的阳光里偃仰，屈伸、默坐、匍伏……”也有写形即人物的音容笑貌，更为突出的是对于禅宗公案人物内心活动的揣摩与刻画，如《无我篇》，通篇就是写黄檗禅师在遭遇蜥蜴逼身的当下与其后的对立矛盾的心理活动与自我精神的拷问，这些内心活动的刻画精致细腻，婉延曲折，柔静时如和风细雨，激烈时如金戈铁马，实在是开辟了讲叙禅宗公案故事的一条新路。

能够把一个禅宗公案故事讲叙得生动活泼，元气淋漓，美妙隽永，这对于一篇散文而言已经是难能可贵，但对于这些习禅有年的散文作家而言，讲叙禅宗公案故事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进入主题的方式，他们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一个禅宗公案故事来阐发佛理。如林新居的散文集《满溪流水香》，或者有系统地介绍历代禅师言行，或者不失深度地解析禅宗公案，几乎每一篇都会有作者本人对佛理的阐发。其中《无心之悟》写一位有道行的禅师专注一心参悟无心的境界，一天到晚不敢放逸自觉精进神速，但有一天他偶然经过花街柳巷，里面恰好有一个妓女在高声叫喊“你今天无心来找我……”，“这无心的声音飘过窗口，划破虚空，传入这位禅师的耳里，仿佛隔着千山万水慈母的呼唤，唤回了游子远扬的佛性，震撼了禅师多年来的参悟”。禅师当下明心见性，悟入实相本体。作者分析阐发说：“禅师执著在‘无心’上，仍是有所用心，但由于他太专注了，所以只剩下这个‘无心’。这个‘无心’念头，装满了他的黑漆桶，只待一个力量，便可使漆桶底脱落。正好他‘无心’走过花街柳巷，妓心‘无心’的召唤，声缘触发，拨动了心底那根弦。于是他悟到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就是真正的‘无心’，所以产生了共鸣！他开悟了。因为在那一刻里，他无所用其心，所以才能悟到真心。”又如方杞的《人生禅》所讲叙的大都是禅宗史上有名的公案故事，《听风》一篇写南泉普愿禅师与一学僧、一侍者之间的问答，都莫不如此。林新居与方杞这两种风格在禅理散文创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王静蓉、黄靖雅等与林新居相似，李瑛棣则靠近方杞），两种写法当然是各有千秋，林新居的议论堪称点睛之笔，其见地更是平实、中肯、允当，让人读之感受亲切自然，而方杞的佛理阐发是通过故事本身而表现的，读完之后需要掩卷沉思，方能领悟其中奥义，这样，对读者本身的悟性慧根也有更高的要求，不过，倘若读者对佛学并无太多了解，即使将方杞的《人生禅》系列散文纯粹当作美文来读，也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理性文化的危机已经深刻地显露出来，许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试图向东方的诗性文化寻找补救之道。禅，这一东方诗性文化之魂自然受到西方人的广泛注意。近些年来，禅风日盛，读禅者日多，不仅东方人读禅，西方人也在参禅。但是对于禅的意义却是人言人殊，有些人故弄玄虚，把禅说得像云像雾又像风，飘忽渺茫，难以捉摸；有些人则把禅界定为一种修持方法，似乎禅的宗旨就是隐遁清修，摒思静虑。台湾当代佛理散文作家对于禅的理解则是把禅直接诉诸人生、把禅当作对于现实人生一种正确而富有诗意的把握与感受。如方杞在《人生禅》自序中指出：“禅，即是要我们看透人生的真相，找出生命的真实意义，快乐自在的活过一生。”林新居在《满溪流水香》的自序中也说：“支持我，鼓励我写这一系列文章的动力，便是希望透过文学的力量，把佛经和禅典中发人深省、转迷启悟的动人故事、公案、语录和偈语等，借由我多年来的思索、参研和体悟，把它们落实到现实生活上，以接近读者、乃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这股清流，涤除我们内心的垢秽，滋润我们逐渐荒芜的心田；也期盼这股清流，由于读者热心、慈和的接引，流淌于每一个人的心间……”正因为此，他们的佛理散文很少虚发议论，空谈佛理，往往是将议论落脚到现实人生的基础上，落实到解决人的心灵问题、精神问题的旨归上。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重描述自我习佛修禅的切实感受，以此架起与读者沟通的桥梁。这些切身感受有的是对人间生活的欢喜赞叹，如黄靖雅《美丽新世界》，写云门禅师在出门前告诉弟子，要他们在过十五天后把跟随他习禅的心得，用一句话说出。云门禅师回来后，弟子们都面面相觑，说不得半句，云门禅师就为他们解围，自己说：“日日是好日。”接着，作者就写到自己读到此故事时心灵所受的震动与启迪，“日日是好日听起来像祝福也像愿望，但更是修行人开悟后‘随缘顺性，无人而不自得’的妙如境界”。“每天都是无与伦比的好日子啊，每天都如此新鲜特殊啊，你在生命中永远不会再走回相同情境的时空……你再也见不到和此刻一模一样的自己，那么，你对眼前这一切能不觉得郑重而珍惜吗？”作者就是这样由佛教的念念无常引向对于生命的珍惜与享受：“让心像婴儿一样柔嫩而充满好奇吧，每一天，世界都是你不能预设的新世界，新鲜，充满各种可能，你是精神领域的哥伦布，一个美丽新世界才从脚下展开。伸出感觉的触角，探索它，微细的感动全像清泉，出其不意地，从每个你原以为像copy本般重复的生活情节下，冒出来！”当然，这一个个微细的感动，这生命中的每分每秒，都像莲花轻轻绽开，但需要智慧之水去浇灌，才会美丽而惊心。这智慧之水无疑就是佛的义理，是禅的精神。习佛学禅的切实感受有时则表现在通过某一偶然的契机对自我进行省思，如王静蓉的《调整的艺术》写自己在做瑜伽的倒立动作时，瑜伽老师叮嘱她注意体会其中的感觉，指出“飘浮是对的，倒立并不是不动，而是恰好维持一种平衡，随时都在调整中。”最后一句话像一颗打火石，在黑暗中的猛烈撞击照亮了作者雍塞的心灵，使她蓦然省悟到“平时，我们言说的调整总是顺着习惯与感情稍微一下下，总是顺着自己的希望去走。真正有效而困难的调整却是逆着习气的。”“人，面临新际遇常有类似倒立的感觉：无有依靠，过去的判断，习惯刹时不管用了。”所以，一个不固执而愿意让生命圆融的人，应该像修习瑜伽倒立功夫一样，维持一个恰好的平衡，“让每个平衡都似动中的一点静。”最后作者不胜欣慰地说：“这次，瑜伽教我别顾着挑剔环境而忘了人与境间的调整，也别只是执著心的觉受而忘了去认识环境。”

关注现实人生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如何在喧嚣嘈杂、支离破碎、机械单一的工业文明的阴影中保持心灵的安定与人格的圆融。20世纪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给人类造就了巨大的福益，但同时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无可回避的深刻危机，受益的是人类的肉体，落难的是人类的精神，这种历史悖反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本世纪来无数有识之士怀着无尽的焦虑探索与求解的问题。在无限膨胀的物欲刺激下，在以消费赢利为目的文化工业的无微不至的控制中，人类心灵的自由受到威胁，精神的家园正在荒芜，主体的价值已经失落，人的物化趋势已经到了严重关头。台湾作为一个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作为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区域，居住其中的知识精英是较早地感受和认识到了这一工业文明精神危机的。宗教从来就是人类精神的守护者，而佛教的禅由于其代表着东方诗性文化的精魂正被探求补救西方文化之弊的文化学家寄予着厚重的期望。因而如何在这种物化趋势中拯求自我，进而普渡人类，当然也就成了以禅为中心的台湾佛理散文作家写作与思考的基本主题。综而观之，台湾佛理散文作家在这一基本主题的探索方面，仍然是以禅心为出发点。

首先，禅家倡导人与自然融合，青青翠竹，总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人只有在与自然律动符契一致时其生命才会真正充满元气。而现代人一方面拼命地用高科技掠夺自然，一方面蜗居在城市的喧嚣中与自然隔绝，以致现代人与自然关系产生严重的失调，现代人自身生命也在这种失调中变得苍白孱弱，单调乏趣。对于这种文明病，佛理散文作家们大都是有痛切感受的，因而他们无不心系山水，倡扬回归自然。如林新居《自在有道》，作者深信，“人如果能舍弃自我的执著，随时与山河大地融合在一起，和大自然的脉搏一起跳动，和诸佛菩萨同一鼻孔出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任他百花开，秋天随他黄叶飘，在翠竹黄花中蕴含着无穷的般若，在山河大地中可以看到不假造作的实相，何等放旷，何等优游，那乘虚物外，落落独往，芳韵孤清的写意，是人间极乐。”“也唯有在凝视天地万物之美、心物合一时，我们才能超越自我，内心里所有的糟粕渣滓，才得以在大自然的清流里漱洗、净化，心灵也因此得以不断提升。”在城市日益膨胀的今天，与自然为伍对大多数城市人来说，已是一种奢侈。即使无此条件与因缘，也应从心中去应和自然之天籁。所以林新居在《清心手记》中说：“居处闹市陋巷，虽无车水马龙，但常闻机车怒吼之声震动屋宇、耳膜……此时此境，唯有充耳不闻，再不然，寄情于筝韵中，想象自己乃今之隐士，端坐山边水涯瀑下，一曲高山流水，铮铮然拂过心底旷野，而桌上香炉中袅袅升起的轻烟，悠悠闲闲，无牵无挂，不就是白云无心出如来吗？如此思维时，遂心清虑静。”这不啻是禅法即心法的具体显现。其次，在大工业文明环境中，人类不幸正在向衣冠机器人退化，人的生活在逐渐自动化，终日不与他人相处，只与机器相处。在家里一切也是机器化，出门关在汽车里，在办公室则与电话、电脑、传真机为伍，晚上在沙发上看电视、听音响，一直到睡去为止。人的本质正在悄悄流失。针对这种人的境况，禅家“平常心是道”的妙谛可谓一剂清凉的解毒剂。所谓平常心即道是指佛法、禅学之妙，其实就在平常日用生活中，得道不必外求于他，只须反求诸己。所以对于悟性较高者，大地山河皆为佛性，石头瓦块概属菩提，嬉笑言谈，真心妙用，扬眉瞬目，佛法宣流。这种妙谛告知人们应该重视自己的平常日用生活，从行坐起卧中体会佛法，观照自性，寻觅情趣、提升品位，那么人处机器之中也不会被机器辖制，不会向机器异化。所以，禅理散文作家们十分注重从日常生活中领悟禅机，将刻板琐碎的日常生活艺术化、趣味化，以此来抵御机械时代里机械生活对人的本性的扭曲。如黄靖雅《扔掉氧气罩》，通过人与空气之间的关系，说明人如果修行到了大安心的境界，则“真正的大事都转到寻常饮水间，在简单的生活情节中，发现法的至乐。”那时“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日子怎么过都好，触目遇缘都是妙喜清欢，自然也就有道心定力去抗御机器时代的人性异化了。

如果把台湾当代佛理散文与二三十年代作家的佛理散文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精神上的承继。譬如对童心的崇拜与礼赞，林清玄曾写过一篇题为《孩子，是我的禅师》的散文，很明显受到丰子恺的启发影响，文中还多次提到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里的诗与画。在《姑婆叶随想》一文的结尾，林清玄说：“在姑婆树高大身影下，我种了一种在松山路天桥上捡到的植物，名叫‘婴儿的眼泪’，想到许多宗教都说唯有心肠如赤子，才可以进天堂。小孩子纯真，没有偏见，没有知识，也不判断，他只有本然的样子。或者在小孩子清晰的眼中，我们会感觉那就像宇宙的某一株花，某一片叶子，他们的眼泪就是清晨叶片上的一滴露珠。”这种礼赞与丰子恺当年的文章简直如出一调。林新居的《菩提心语二帖》中也提到丰子恺的童话《明心国》，并以此来说明“明心见性”的道理。王静蓉的散文有不少是将佛理同少年夫妻间的口角逗乐结合起来写的，如《闭关》写作者的男友阿瑟朝山之后与作者之间的一段对话，阿瑟为了精进要去“闭关”清修，“我”自然很不高兴。阿瑟就说要“我”皈依他的足下，还给“我”取了个法名叫“QQ”。“我笑了。我名字中有个安静的静字，取其单写：Q，他又看我脸儿圆圆，撒起娇来像QQ糖，所以常喊我Q小姐。其实，他哪像我那儿当真，他是在真真假假里飞翔着，这时候，我才是一只把自己闭关起来的鸟儿呢！”这篇散文是由玩-笑讲到佛法，另一篇散文《梦语》写阿瑟晚间喜欢梦话，而“我”好玩则爱逗闹他，其中既有夫妻恩爱亲密关系的描写，也有佛教义理的点化。这让读者立刻想到许地山的《空山灵雨》之影响。许地山的《七宝池上的乡思》写亡妻不愿生往金碧辉煌的佛国，而宁愿回到丈夫生活着的污浊人间，王静蓉作为佛门弟子在《花千鸟》一文中也很光朗地宣言：“每个女性多会在情之流里辗转千年万代。我也是很早就想办法要对治它的，办法是想好了，但是拿办法没办法。佛家的无常虽是一宝，但无常凭它无常，情缘起了女性丰沛的母爱和生命的实践力使她愿意牺牲在无常的车轮底下，心甘情愿。”在这些比较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自20年代发源的佛学与人学的汇流趋势在本世纪的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史上是一直贯穿下来的。

不过，台湾佛理散文作家毕竟生活在一个工业文明相当发达的信息社会之中。他们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在写作动机上之区别不仅在于他们是自觉地用散文来宣扬佛法，现代作家则是依托佛理来写作散文，而且在于现代作家写作佛理散文主要是一种自我表现，或者说是一种不太自觉的个人修养性情的流露，而台湾的这批年青的散文作家写作佛理散文则显然是为了社会为读者而写作，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信息社会中媒体操作的特征，这样就使这些散文作家的创作品位介乎雅与俗之间。说其雅应是没有疑问的，无论从立意、构思的精妙、还是从文字的幽美，它们都可以说属纯文学的范围，但说其俗也是有道理的，首先在内容上，这些作品无不倡扬用欢乐无量之心来行世，倡导日日是好日，好好过日子，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体悟佛性的精义，这种思路是将佛性与人性融汇起来，符合20世纪佛教与文学之关系的时代精神。但佛教义理毕竟有其谈苦说空、揭示人生之矛盾的一面，而且这也是佛教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过分地强调用欢乐无量之心行世，势必掩盖或者无视生活缺陷与矛盾。这或许是一种向庸常的坠落，是对生活之缺陷苦迫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在工业文明发达的社会里，人民的物质生活日渐优裕富足，而文化工业的无孔不入的精神渗透也在剥夺着人的思考的自由与天性。日日好日，好好过日，这正是工业社会中放弃思考权利，放弃自由要求的市民阶层的口号。所以说台湾佛理散文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无论其自觉与否，它们都是对大众趣味的一种迎合，与社会思潮的一种神契。另外，从形式上看，这些作品也显然带有媒体社会中的操作与包装的特性，如方杞《人生禅》每篇的标题都是两个字，非常整饬醒目，“风花雪月”的丛书无论是版式设计还是总体构思，都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至于每本书中都有的前序后记，虽然谈言微中，却实在是现代商品社会中自我推销的一种文学外的策略。当然，在商品发达的社会中，文化也在逐渐被商品化，从俗的倾向使台湾佛理散文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林清玄的菩提系列两年之内重印了40次，对于普及佛教义理无疑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但是，从俗就必会掩盖人生之矛盾缺陷，佛教的慈悲精神就会被割裂开来，只突出慈的一面，而忽视悲的一面，佛法的深刻凝重的风格就会被淡化成为一种肤浅的粉红的色泽。台湾佛理散文作家尽管他们对于佛学的修养未必就比现代作家们差，但他们的作品缺乏鲁迅的《野草》那种力度，缺乏丰子恺散文的那种厚实，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注释：

 ①a《随喜菩提•自序》，作家出版社。

 ①b见林新居为一味禅丛书《风》《花》《雪》《月》所写总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