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出生下来之后，就会慢慢地感受到人间有很多问题，像生老病死的问题、人我是非的问题、贫富贵贱的问题、烦恼得失的问题，此外还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人事、感情等诸多问题。许多人容易被这些问题所打倒。我在一甲子以上的人生中，也曾经历过这些问题，很多人好奇地问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一次和信徒开示中，我终于告诉大家：“面对问题，不要退缩。”

佛陀是最能够做到“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的人，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佛陀投入整个生命去体证解脱的方法；面对亲情感情的问题，佛陀用智慧的言语来感动他的父亲及未出家前的妻子；面对人我是非的问题，佛陀用平常心及实际的行动来破除谣言；面对政经社会等问题，佛陀简明扼要地提出净化的要点。我有幸出家，在佛法教育的薰陶下，每当“面对问题”的时候，总能抱定“不退缩”的精神，勇往直前，从而解决了许多问题。

记得我童年祝发之后，就奉家师志开上人之命，在栖霞律学院就读。那时，我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夹杂在二十岁以上的同学当中，不要说别人嫌弃我什么都不懂，我自己也觉得不够资格，但我知道如果退缩畏惧，不加紧脚步努力学习，将来就没有前途，所以硬着头皮“面对问题”，在自我鞭策之下，居然也由每年扛榜，读到名列前茅。

一九四一年，家师命我参加三坛大戒。本来按照规矩，受具足戒的戒子必须年满二十岁以上，而我那时才只有十五岁。或许由于家师当时是栖霞山寺的监院，因此所有的戒师都看在他的面子上，破格录取我进坛受戒。起初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堪受大戒，后来我想到人生的历史必须要由自己去创造，既然已经出家，又在佛教学院打下了基础，如果再延续个五年才去受戒，也是拖延时光，不如及早“面对问题”！如今回想往事，很庆幸当年“没有退缩”，使我在佛法的体验上提早迈进一步。

我在焦山佛学院就读的时候，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国佛学院联合举办的演讲比赛，和六百名僧青年一起角逐胜负。我当时连什么叫演讲都不知道，但想到既被推选为院方代表，是一次难遭难遇的学习机会，只能向前，“不能退缩”，因此在一番准备之后，鼓起勇气上台，没想到竟能入选，为院争光。

二十岁那年，我从佛学院结业出来之后的第二年，被地方人士推选为小学校长。由于过去十年所接受的都是封闭式的教育，自己也从未读过国民小学，一下子面对两百多名活泼蹦跳的学生，其中还有幼稚园的儿童，内心实在有点茫然。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所以“没有退缩”，因此又获得了教学上的经验。

我慢慢发觉，其实有些“问题”是因为不曾经历过，不懂得诀窍，所以觉得是“问题”，如果能用“不退缩”的铠甲将自己的心理武装好，就不会被“问题”所击倒。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因局势未定而采取戒严政策，那时高层人士多信耶教，佛教地位低落。许多同道“面对”弘法受阻、行动受限、调查临检、处处报备等诸多“问题”，因为感到前途茫茫，不易生存，所以纷纷改装易俗，更换跑道，而我则始终抱持“永不退缩”的态度“面对问题”，不意竟为佛教开拓出一片天地，一路走来，颇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例如：在新竹教书时，我应当地派出所要求，为民众国语补习班授课，人数从第一天十四人，增加到第二天八十人，第三天两百多人……，解决了过去派出所下达传票也没有人前来听课的“问题”。因此，连所长都亲自登门道谢，告诉我：“以后外出弘法可以不用到派出所报备。”

在宜兰布教时，也因为我将念佛会借给警察局作为考试场地，局长将那个不断刁难我的警员调到偏远的乡下去。凡此让我在各地弘法时，省却了不少麻烦。但二二八事变之后，当局对于匪谍的肃清一再雷厉风行，我所驻锡的雷音寺因为年轻人出入频繁，所以三天两头就有人前来察探，甚至刑警队派人每天公然监视，但我“毫不退缩”，除依然二六时中接引信众之外，遇到无辜受嫌的人求救于我，我也尽力协助。结果不但度化许多青年人，连前来监视我的刑警队长周德先生也皈依在三宝座下，成为雷音寺最得力的护法，他的太太后来还随我出家，法名叫作满梵。

“面对问题，不要退缩”，若能做到结缘而不结怨，固然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也有许多时候，我们想沟通协调，对方却来势汹汹，不愿罢休，这时，我们还是要秉持“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的勇气，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记得有一次我在龙潭弘法时，警察命我将听众解散。我和警察说：“是我找大家来听经的，我怎么能宣布解散呢？你要解散，那你自己上台去宣布。”他回答：“不行，我怎么能讲？”我告诉他：“既然你不能讲，那就让我上去讲，讲完了，大家自然就会解散。”警察无理可辩，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听我讲经。当时一般百姓唯恐被治罪名，大多怕得罪军警，而我敢理直气壮地面对他们，不知得到多少人的喝采。

还有一次，我在花莲弘法，警察以没有事先申请为由，强行取缔，我当即表示：“我在台北弘法都没有申请过，花莲是什么化外之区？”由于台北是台湾的首府，在四、五十年前，从台北来的人都被视为有来头的人，所以对方一听也愣住了，我又获得小小的胜利。类似这样的“问题”不知凡几，但都因为我“不退缩”，智取而不力夺，所以总能迎刃而解。

一九六三年，创建寿山寺，也为我带来不少“问题”，首先是警察局将寿山公园通往寿山寺的路砌了一层一层的阶梯，好让汽车不方便到寺院里来。我找来工人改成斜坡，警察马上跑来取缔。记得那天，我正在二楼主持皈依典礼，从窗口一眼望见，连忙停止仪式，下楼与警察交涉：“昨天蒋夫人到寿山寺后面的妇女习艺所参观，就是因为你们做成阶梯，让车子不能上来，她只好下车走进去，万一走这一段路发生了危险，你们担当得了责任吗？”警察一听，事关蒋宋美龄的安危，马上答应让我铺成斜坡。

后来，高雄要塞司令部又以楼房超高为由，下令拆除寿山寺，我“面对问题，毫不畏缩”一人独往抗议：“中国大陆因为毁佛逐僧遭到国际人士的谴责，如果寿山寺拆除的时候，被记者照了一张照片登在报纸上，岂不令海内外所有的人都以为中华民国也是宗教不自由的国家。再说，前不久，越南总统吴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导源于他将佛教教旗烧毁，以致民怨沸腾。”主事者一听，为之语塞，立刻取消前令。

一九七六年，中国佛教会要我组团到美国参加开国两百周年纪念庆典，由于内政部、外交部都已核准，所以便及早将沿途路程、旅馆等事情安排妥当。但就在要出发的前两天，我们才被通知赴美的签证没有通过。这时全团的人无不惊慌失措，只有我认为：既然知道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为何不向美国政府说明争取呢？所以我赶紧打电话给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先生，并于第二天兼程赶往台北依约拜见，一席谈话之后，承蒙安克志大使亲自打电话到领事馆，隔天上午前往领取签证，下午才得以顺利出国。记得那天，团员之一的萧慧华女士因为到银行结汇之后，来不及回家整理行李，衣服没有换，踏着一双拖鞋就跑到飞机场去，匆忙的情况可想而知。有了这次的经验，我更确信：“面对问题”，唯有主动沟通，“永不退缩”，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

佛光山最初开山的时候，信徒们看到光是偌大的竹林有待整理，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个个裹足不前。我与弟子、学生们誓言要将荒山辟为圣域，但天公不作美，经常狂风暴雨，造成山洪暴发，将平日的心血毁于一旦，例如：初铺的草坪、初种的树苗，在一阵台风过境之后，马上化为乌有，我们“不退缩”，重新来过，才有现在绿荫满山的景观。为了将沟壑填平，我们搬砂运土，但是一场洪水来袭，砂土流失殆尽，我们“不退缩”，再去开山挖土，甚至从山下买了一万卡车以上的砂土填补，才有现在处处平坦可行的地面。

佛光山在登记寺院时，也遇到许多“问题”，先是县政府和省政府之间互踢皮球，八年之后，好不容易有了眉目，办理寺庙登记时，官员又问我：“你们登记的表格内怎么只有住持，没有管理人呢？”我告诉他：“我们的住持就是管理人。”就这样又周旋了一段时日，才获核准。但想到多少寺院因为不懂法令章程，找地方士绅作管理人，到头来外行领导内行，意见不和时，住持反倒被管理人赶走，所谓“乞丐赶庙公”，真是岂有此理！所以我无论讲演开示，或和政府官员交谈的时候，都一再表示现有的寺庙法规应该改进，寺院庵堂既有住持，何必又要有管理人，导致两个头把寺院搞得污烟瘴气。

我认为寺庙负责人必须具备宗教学院毕业的资格，才不致使神棍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演越烈。如今民间各种版本的宗教法规草案呼之欲出，如何采用实行，就要看政府能否具有“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的勇气与智慧。

不定时的天灾与不合理的法令还算好应付，最无奈的是山下一些乡民见利忘义。像麻竹园和东山男众学部之间原本是深不见底的沟涧，我们倒了数千卡车的砂土，铺上柏油，才成为一条壮观的大道，但乡民偏说那是他们原有的道路，通车未果，便聚众滋事，有一次还用铁牛车围山示威。县政府唯恐事情闹大，建议我将麻竹园前面的栅栏拿掉，让村民搬运农产品的卡车通行。我觉得：遇到“问题”，应该勇于“面对”，而非苟且姑息，我便对县政府说：“要拆掉佛光山很容易，但是要拿掉这个栅栏可不容易。”僵持数日之后，为了来山信众的安全及道场环境的安宁，后来还是由县政府及佛光山在后山会勘地点，做了一条产业道路，才算解决问题。佛教徒经过长年累月的教训，终于从睡梦中慢慢觉醒：“问题”来了，不能逃避现实，唯有勇于“面对”，“不要退缩”，用理性的方式提出诉求，用团结的力量抵御外侮，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九四年，异教徒挑衅造成“七号公园观音事件”，明光法师发起“观音不要走运动”，昭慧法师与林正杰立委在公园绝食抗议。眼见即将酿成政教冲突，许多人却“面对问题”，无动于衷，甚至隔岸观火，置身事外。基于佛教的权益及社会的和谐，我“毫不退缩”，挺身而出，不但亲自拜访耶稣教灵粮堂，而且和市议员、市政府作各种协调。后来佛光会决议发动三百辆游览车北上陈情，震惊市府，各相关单位遂连夜商讨，达成共识，才让观音圣像继续留在公园里。

四十年来，我一直主张将佛诞节订为国订假日。今年，昭慧法师与沈智慧立委发起佛教徒向政府申请立法，并请我协助促成。我欢喜允诺，与教界大德联络会商，发动信众集体签名，并且主动拜访道教会、一贯道、人事行政局，及立法院。结果去年六月初终于在立法院，获得二百零七位立法委员的连署，赞成将佛诞节订为国定假日。消息一经发布，佛教徒无不欢欣鼓舞，因为这是大家“面对问题，没有退缩”，携手合作得来的成果。

许多人见我邀众聚会，侃侃而谈，以为我乐于此道，其实我最怕应酬吃饭，最怕到公共场所亮相，也不喜欢写信、打电话，但是面对社会大众的“问题”，我不能不设法解决；许多人看我行事快速，说到做到，以为我神通广大，其实一生中也曾遇到力有未逮的时候，但面对义之所在的“问题”，我不能不秉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戮力以赴。

例如：二十二岁那年，我担任南京华藏寺监寺，必须应付寺内旧僧与地方土豪勾结作恶所加诸的种种迫害，尽管生命危在旦夕，但“问题”既然来了，我自觉更要坚守原则，“不能退缩”，所以力挽狂澜，和恶势力周旋到底。虽说革新计画没有成功，却很自豪僧格立场终究没有失败。

一九九六年，陈履安先生竞选中华民国的总统。由于他是虔诚的佛教徒，立身公正清廉，所以我明知没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很难当选，却依然坚持“信仰第一”的原则，公开表示支持他。竞选期中，曾闻一些人抨击：“宗教不宜和政治并提。”我听了这些话，并“没有退缩”，因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生活在人间，每天“面对”的都是与社会大众有关的“问题”，虽是宗教徒，何能置身于其外？再说，佛教界不支持佛教徒，优秀的佛教徒没有力量，那里肯出来为民服务？事实证明，这一次佛教徒的总统虽然落选了，但佛教徒没有落选，因为经过这次选举的教育之后，更多的佛教徒乐意出来为民喉舌，说明了佛陀“人间佛教”的本怀终将被大家所接受。

我不但热心佛教的事务，“面对关系大众福利的问题”，也“不曾退缩”。记得多年以前，我率弘法团从东南亚归国时，看到许多台湾渔民在机场迎接，不禁奇怪，后来才想起，在此之前，有几艘台湾渔船被印度政府扣押，尽管有人劝我：中印断交，能够访问印度已经不易，不要再节外生枝，但我认为：“面对自己同胞的问题，岂可退缩？”于是乘便向尼赫鲁总统请命释放我国的渔船，竟蒙允准。渔民们因感念此事，所以集体到机场欢迎。另一次，有七百多位华人因移民问题被印度政府逮捕，我代表佛教向印度政府请求开释，居然也发生了一点力量。

台湾未解严之前，每次安全单位的人员到佛光山来，我都为囚禁在绿岛的政治犯请命，许多人看我经常被人密告诬蔑，自身难保，一再劝我不要碰触这个敏感的“问题”，但我还是“没有退缩”。美丽岛的事件发生之后，我和南区警备总司令常持秀先生见面谈起此事时，也表示希望当局宽容，不要追究，用开放的胸襟来解决“问题”。中国国民党十三全大会时，我应邀参加，当时蒋经国、俞国华等要我起来讲几句话，我就说：对于反对党，要容他，化他，不要排挤他，才能让社会更加祥和。对于两岸“问题”，有鉴于多少人因为一海之隔，有家难归，有亲难投，妻离子散，骨肉别离，我建议政府应开放观光，让两岸民众交流。甚至一九八九年我赴大陆弘法探亲时，与中共主席杨尚昆先生见面时，也曾建议中共应宣布台湾为和平区，不要武力犯台。后来台湾的政治开放，两岸的人民交流，虽然不一定是因为我的话起了作用，但至少我能“面对问题”，就事论事，为所当为。

此外，对于户政机关刁难民众、税捐处催税无视别人的尊严、社会人士忽略工商企业辛苦经营等“问题”，我都在讲演时公开提出，希望大家能有所改善。甚至多年以前，一位素行不良的候选人硬是要我为他助选，人都已经站在我的讲台上了，我还是“没有退缩”，勇敢地向大众宣布：“请大家不要选他！”而面对许多人避讳不谈的“问题”，我也都勇于提出看法与解决之道，例如：对于优生保健的“问题”，我提出应该由怀胎的母亲来决定；对于安乐死的“问题”，我主张应该由最爱病患的人才有权力决定；对于复制生命的问题，我认为个人的业力无法复制，如何除惑证真，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服兵役的“问题”，我觉得佛教主张慈悲不杀，但是为了尽忠报国、为了拯救万千生灵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义举，绝非妇人之仁可喻。

许多人以为：自己修行就好了，不必管社会上这许多“问题”，但你逃得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你能逃得了吗？只要你存在的一天，你的“问题”和社会就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的“问题”也和你有密切的关系。

佛教向来不怕“问题”，甚至禅宗还主张提起疑情，注重当下，真参实学。世界上许多伟人也都是由于“面对问题，从不退缩”，所以能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勋伟业，其中艾森豪总统就因为从小谨记母亲的一句话而立志向上，她说：“人生好像玩桥牌，无论你手上的牌多么不好，你都要好好地打完这场牌局。”这就是一种“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的理念。所以，真正的修持，真正的生活，必须“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真正有抱负的人，真正有操守的人，也应该“面对问题，不要退缩”。唯有人人“面对问题，不要退缩”，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祥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