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清珙是我国元代一位著名的禅僧，在中国禅学史、元代禅学史和中韩禅学关系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石屋清珙，俗姓温，字石屋，江苏常熟人，《石屋清洪禅师语录》语其早年“出家海盐崇福寺，遍游天目、淮阳，遇二高僧，参悟禅旨。元统间，住当湖镇福源禅寺，归隐太湖。至正问，诏降香币赐金斓衣，后示寂于湖州霞雾山，建塔焉，又因高丽国王表达诏谥佛慈慧照禅师。明隆庆间，一士人发塔，视之骨皆金色，士人若有击之者立死。其法语山居诗，来复序之，谓有寒山子遗风(注：寒山拾得乃文殊化身)，及庵尝语众日：此子乃法海中透网金鳞也。”可见石屋清珙乃是一位高僧，日本学者曾称其为“僧中之仙”。他的禅学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宏富，主要包括一种平怀、心如境如的真如思想；佛心即凡心、退隐与清闲生道的隐逸思想；言语道断、知见无明的反智思想；以及为法忘躯、为众竭力的弘法利生思想等，而这些禅学思想都浸透于他的茶道思想中。石屋清珙一生爱茶，所存诗偈多与茶相关，是元代留存茶偈最多的僧人，“人情淡处道情浓，熨斗煎茶铫(吊)不同”，因而他又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茶僧。茶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他学道、悟道、传道的重要手段，是其禅学人生的一贯之道，茶道即禅道亦即佛道与人道。因而要研究他的禅学思想，不得不研究他的茶道思想，尤其是他的茶禅一味论思想。

一

    石屋清珙的茶道思想反映了他的禅学思想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内缘层面的真如思想；外缘层面的隐逸与反智思想；以及攀缘层面的弘法利生思想。这些思想在他的茶偈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如反映其真如思想的茶偈主要有“雪泛莅瓯水磨茶”、“满山笋蕨满园茶”、“风扬茶炯浮竹榻”、“一园春色熟茶笋”、“茶贲石池冰”、“茶熟透瓶香”等。这些茶偈，但言自然风光，不涉人事，不落言诠，“静默自居，三际不来，心如境如”，与其“清明时节雨初晴，黄鹂枝上语分明”的境界酷似，是其真如思想的自然流露，反映了禅的本质特征，因之，他被后人誉为“如来的(嫡)派源流”。反映其知见无明的反智思想的茶偈主要有“饭后浓煎谷雨茶”、“粥去饭来茶吃了”、“饭罢浓煎茶吃了”、“但得囊茶增味好”等。这些茶偈，寓禅于茶，以吃茶作为修禅、参禅的手段，“此乃藉假以修真也，譬如烹茶”i，于人事有所反映，却不作任何主张，“去却知解真实”、“切须莫展与人看”，盖取佛家的“文字性离、言语道断”和道家的“为道日损”之意，是石屋清珙息见反智思想的表现。如他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盘。”又日：“道是有也未必有，道是无也未必无”，“不起一念，而即证无生。”充分反映了他的知见无明的反智思想：石屋清珙的茶道还反映了他的隐逸思想。他山居三十年，“遁尘寰而隐于诗偈三昧”ii，惟好饮茶，“满山笋蕨满园茶，就中尤好是IIJ家”，点明了茶与隐士之间的微妙关系：“得化者皆由神以自隐”iii；“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淡?自之好”iv；“即一物中知天、致命、尽神、造玄”。茶通过这i步曲而卜升为茶道，但在其中，隐逸起到了蕈要的作用。隐逸不是消极的退让，而是生命的积极的进取，是一种反向内适，以负求正，即心即道的生命价值观的体现。此外，石屋清珙的茶偈还反映了他的弘法利生思想，如“挑荠煮茶延野客”、“客到蒿汤便当茶”、“文殊相见吃茶了”等。这些茶偈同样寓禅于茶，以煮茶、当茶、吃茶等作为接机众生、开启禅悟的教法与手段，是石屋清珙弘法利生思想的表现。这三个层面在石屋清珙的禅学结构中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其重要性也不一样。其中，内缘层面为种子，居第一位，为第一义，不落言诠、无处觅迹，与外缘层面的关系是种子生现行；外缘层面为现行，居第二位，为第二义，辅助种子，可悟不可说，与内缘层面的关系为现行熏种子；攀缘层面为第三义，居第三位，为接机众生、同证佛陀，实现佛教大乘理想的教法，可说，但不可说破，与种子和现行的关系为返真回俗、真俗不二的圆融境界。石屋清珙的茶道所包含的这三个层面分别体现了佛教的三种回向思想，即回向菩提、回向实际、回向众生。其中，回向菩提即他的真如思想，回向实际即他的隐逸与反智思想，回向众生即他的弘法利生思想。《维摩经·佛国品》日：“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回向的这一品质也正是茶道的品质，茶“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vi，所表现的正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回向真如(道)的过程。因此，石屋清珙的茶道不仅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四大思想和三种回向，还加速了四大思想的回向过程，使四大思想所体现出的佛道、世道、人道不断得到统一、巩固、尽善、完美。因此，石屋清珙的茶道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面、四种思想、三种回向、四个道统(佛道、世道、人道、茶道)的内涵．比较伞面地反映了他的禅学精神的基本面貌。

二

    石屋清珙的茶禅一味论思想是对唐宋以来中围茶道思想与禅学思想的新发展，是三教合流的产物．代表了元代三教合流的伟大成就．标志着元代中国茶道与禅道发展的最高水平，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我国茶道的发展是一个茶与传统文化不断互渗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以茶道去附会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解释茶道的历史。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是儒释道三个部分，因而，相应地，我国茶道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一个时期，以唐陆羽的《茶经》为代表，是以儒家文化附会、解释茶道的时期；唐宋为一个时期，以宋临济宗圆悟克勤的“茶禅一味”为代表，是以佛家文化附会、解释茶道的时期；宋元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理学盛行的时期，理学又称道学，是以道家文化为主体，因而这个时期主要是以道家文化附会、解释茶道的时期，以石屋清珙的茶道思想为代表。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说：“石屋清珙亦元代俊髦之一。山居三十年，清志坚淡，见白云，听流水，食藜藿，穿破衲，忘名利，不为物所拘。其诗偈，带寒山之遗风，其志操，仿大梅之古踪，僧中之仙者乎!”寒lJJ乃唐朝僧人，大梅为宋代著名诗人林逋，两者均以隐逸自适著称于世。隐逸是道家的基本风格，故而忽滑谷快天称石屋清珙为“僧中之仙”，“如清珙，古今之逸士，罕得其比”vii，正是针对石屋清珙身上隐逸的道家风格而言。道家风格在其诗偈和语录中随处可见，如“法道寥寥不可模，一庵深隐是良图”、“深山僧住处，端的胜蓬莱”、“只在山中多少好”、“四十余年独隐居”、“此心长只在烟霞”、“诸仁者，要见释迦老子幺”等。正是立足于这一风格，他批评同时代的僧人说：“先辈大儒，古来老衲，是皆苦志劳形，究明此道。岂似如今禅和家，华居丰食，致身于丛林中，视丛林如驿舍，口里说道，参禅办道，闻说禅道，如风过树，此等名为可怜悯者”，“谓之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尽是痴狂外边走。”反映了石屋清珙身上与众不同的道家品质。隐逸生道，惟深隐能得大道，用他的话说，“必欲见大休大歇田地”，方能“参禅学道”。因此他坚持隐居山中四十余年，终日参悟禅道，“但得煮茶增味好”，藉茶道修禅道、人道。石屋清珙的隐逸风格与其坚毅的人格品质丰富了中国茶禅文化的基本内涵，为中国茶禅文化会通道家文化品质作出了新的贡献。

    石屋清珙的隐逸风格使得他的茶禅精神稍异于唐宋以来的茶禅文化精神。唐宋时期茶禅文化精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释皎然、赵州从念和宋圆悟克勤。与石屋清珙山中独隐四十余年相比，释皎然显得有点不甘寂寞，他广交天下名士，其茶道精神因而也必定不够彻底。释皎然的茶道重的是茶品，集中在“神、清、真、香”和“祛疾”药效上，如他讲茶“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又如“清冷真人待子元，贮此芳香思何极”(《顾渚行寄裴方舟》)，“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饮茶歌送郑容》)。此外，释皎然的茶道中尚存有严重的真俗之别，如“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因此，释皎然的茶道并不真正符合禅的精神。在唐代茶道中，惟有赵州从念的“吃茶去”真正符合禅的精神，因为赵州从来不说明茶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而只是让吃茶人自己去领悟其中的真谛，悟是禅的根本精神，也是茶道的真精神。因而，唐代的茶道只有在赵州茶里才真正实现了茶道与禅道的统一，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说茶道即禅道。然而第一次明确提出茶道即禅道思想的还要数宋代临济宗圆悟克勤的“茶禅一味”论。在圆悟克勤的“茶禅一味”中，禅的根本精神在茶道中得以彻底地贯彻和实现。元代石屋清珙在茶道上继承了赵州和圆悟的一贯精神，也强调悟的重要性，他说：“钟敲寒夜月，茶囊石池冰。客问西来意，惟言我不能”，从而强调了悟的能力。当问及“如何是冬来意”时，他说：“地炉深夜火，茶熟透瓶香”。这种牛头不对马嘴、不是回答的回答目的是要人破去名理实相执着，从而达至一种缘心自在、心如境如的自由状态，诚如《金刚经》所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于诸相见诸非相，即见如来。”然而，这一境状必须是悟出的，那么，又如何悟呢?石屋清珙说“茶熟透瓶香”，将悟的内容导向了茶道，因为茶道本身就是悟，惟有借助悟的本身才能更好地导出悟的内涵，这反映了茶道在石屋清珙禅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正因如此，石屋清珙的茶道中不仅有“吃茶”，且有“焙茶”、“煮茶”、“煎茶”、“磨茶”、“当茶”、“扬茶”等许多具体细节，这些细节无处不透露着茶机、禅机、生机、悟机。在其语录中，茶字出现频率也非常之高，几乎是渗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说明了其茶禅思想的丰富，再加上他那独特的隐逸风格的锻造与升华，从而使中国的茶禅思想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境界。

    石屋清珙的茶禅一味思想标志着元代茶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也标志着中国茶道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宋元时期三教合流的时代趋势密不可分，是三教合流的复合创造力在茶道中的表现。我们知道，两汉是儒学时代，魏晋南北朝是玄学时代，隋唐是佛学时代，之后是三教合流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峰不是出现在两汉，不是在魏晋南北朝，也不是在隋唐，而是在三教合流的第一个阶段宋元时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三教合流的复合创造力远大于三教各自为营的单个生产力。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峰出现在宋元时期并不奇怪。相应地，这一时期，在思想界诞生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与宋元科学都见证了三教合流的伟大创造力，都是i教合流的产物。三教合流的伟大成就及其所带来的高度发达的思维能力也必然会在茶道中有所表现，这就是以石屋清珙的茶禅一味论为标志的元代茶道的新发展。石屋清珙的禅学思想同化天地、陶钧万物、“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代表了元代三教合流的伟大成就，标志着元代禅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而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国内，他“大开炉鞴，锻炼学者”，名闻朝廷，被“赐金裥衣”；在国际上，“有弟子愚太古者，高丽人也，亲得师旨”，传法异域，因此，石屋清珙被高丽国王表达诏谥为“佛慈慧照禅师”。随其禅学思想的流布，他的茶禅一味论思想也逐渐深入民间、走向国际，不但促进了明清时期我国茶业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也为韩国茶道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石屋清珙的茶禅一味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是对新时代人文处境的诗意择发，体现了鲜明的个性特色与生机活力，开启了中华帝国后期传统文化创生与变迁的先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简单而言就是儒释道三家的文化，石屋清珙的茶禅一味论思想包含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精神，而以佛家精神为旨归，集三味于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他的茶品是儒家的，人品是道家的，而禅品是佛家的；茶品是方便，乃藉假以修真；人品是根本，本立而道生；禅品为究竟，乃其人生矢志不渝之目标。因而在他的身上，也是在其茶禅里，分别体现了传统文化儒释道的三种品质。但这三种品质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的继承、和合，而是基于其宗教人生作了高度的抽象、升华与发挥，是对新时代日益恶劣的人文环境的诗意择发。具体来说，对儒家是略其貌而取其意，对道家是略其形而取其神，对佛家是略其是非而取其宗旨。截断众流，块然独处，为世外淡泊之好，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即此物中知天、致命、尽神、造玄，尽物之性以至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乃至尽天地之性，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三教合流后的主要问题是传统文化的创生与变迁的问题，石屋清珙实际上向我们展现了三教合流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创生与变迁，他向我们展现了创生与变迁中的传统文化的人文魅力(生命哲学)、结构模式(依次是佛、道、儒)以及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调适与会通(禅学精神)等问题。而他的茶道思想是对此一系列问题的无声的解答，它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世化、民间化、世俗化、生活化、精致化变迁之途与发展趋势，是中世纪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值得我们好好品味、学习与发扬。石屋清珙的成就，不在于他的思想里有什幺新鲜的东西(他的思想观点前人早已有之)，而在于他能够正确面对现实，以大毅力大果敢大行动正确践履中国古代文化的生命哲学，直接面向事物本身，纯境域地构成人的实际生存状态，从而达至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极致。这种生命的存在方式直接源于传统，又高出于传统，体现了作者自己的创造性发挥与虔诚的生活态度，透露了无限的生意与活力。它既是古老的，又是新鲜的，是生命本然而应然的持有方式。在明清的历史开始见证传统的形式日渐颓废之前．石屋清珙实际上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传统的正确发展之途，这就是立足传统、超越传统、站在传统的高度，面向生活、面向实际、面向践履，时常保持一颗创造的心、新鲜的心、活泼的心、个性的心、乃至一颗自由的心。这是本文的结论，我想也应该是石屋清珙的茶禅一味论的现代启示吧。

 

注释：

i(明)石成金着《禅宗直指》。

ii(日)忽滑谷快天著、朱谦之译《中国禅宗思想史》第6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iii《道藏·洞真大丹隐书经》。

iv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

v《道藏·文始真经》。

vi(唐)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vii同上，《中国禅宗思想史》第698、702页。

(文中其他未注明的材料均来源于《续藏经》之《石屋清洪禅师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