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21年。21年前两国政府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声明是两国政府和人们共同努力的节同时也大大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在各领域的交流中，中日佛教的交流作用重大，影响深远，我作为中国方面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感到非常庆幸。

中日佛教交流和中日友好关系史是不可分割的。佛教传入日本可以追溯到1200年前的鉴真和尚，1100年前先后入唐的弘法大师和传教大师。在漫长的交流史中，两国都涌现了许多为交流、传播佛教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师，像前面提到的鉴真、弘法、传教，以及400年前的隐元禅师等大德高僧，他们是中日佛教交流的使者，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功臣，因为中日佛教的交流从来都不单是宗教的交流，而是两个民族之间以宗教为渠道、全面的问题交流，这包括文学、绘画、音乐、医学、建筑等诸多领域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现在中日文化中一些最具特色的部分像茶道、花道等就是在中日佛教交流中繁衍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日佛教交流的历史，同时也是两国交流文化乃至共同创造文化为人类文明添光加彩的历史。

但是，我们两国人们都倾国了一段劫火的煎熬，战争带来的创伤使兄弟之邦的人民几乎中端了接触。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们中国佛教界托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带回了一尊观音像僧送给日本佛教界，通过这尊像表达我们友好的心情。第二年，我们接到了日本佛教领袖人士一封情意恳挚的信。从那时起，我们两国佛教徒便共同开始了重建中日友好大厦的工作。

这时期双方的许多活动都围绕着消除战争伤痕、促进中日和平友好而逐渐展开。比如，1953年中日佛教界成立“中国在日殉难烈士慰灵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大谷莹润长老和菅原惠庆长老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搜集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遗骨3000具，先后9次送到中国。与此同时，我国提供各种方便，协助3万多名在华日侨返回日本。从1955年起我曾去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每次到日本我都和中日各界人士特别是佛教界朋友广泛接触，共商和平友好事业，在这方面，日本佛教界朋友劳心竭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61年，在大西良庆长老和大莹润长老带领下开展的“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把佛教界、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团结到中日友好的旗帜下，童年5月大谷莹润长老和西川景文长老到中国访问，并将“中日不站之誓”这份充满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之情的签名薄送给中国佛教协会。

经过两国佛教界人士的努力和积累，到了1962年、1963年，良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大师逝世1200周年。纪念活动规模巨大，丰富多彩，效果显著，形成了一个促进中日友好的高潮。当时我应邀率领中国佛教访日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各地，参加了佛教、文学、艺术、学术各界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亲眼看到这次纪念活动确实成为日本人民争取日中友好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对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起了很大作用。

两国邦交正常化使两过佛教交流进入一个更为广泛深入的阶段。许多日中友好佛教组织纷纷兴起。1967年和1975年日本成立了“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和“日中友好佛教协会”，随后，日本净土宗冢本善隆博士率先倡立了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各宗派也相继成立了各自的日中友好佛教组织。两国佛教界的交流也比以前更为频繁，其中鉴真大师像于1980恩年回国巡展更是千载一时的盛举。对于这一盛举当时任副总理和副委员长的邓小平、邓颖超两位领导人在天皇为鉴真回国向唐招提寺赠送了香炉，大平首相拍来了贺电，日本的佛教界、文化界、新闻界和中国文学、艺术、医学、建筑、佛教、邮电、新闻等部门都投入了欢迎鉴真像回国的热潮。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不仅加深了两国佛教方面的友好关系，而且促进了文化界包括文学、艺术、医药等方面的友好合作。

近十多年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我国佛教事业有了新的可喜的发展，这又为中日佛教的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两国佛教方面的往来也比以前更频繁、更广泛。双方共同举办法会、修寺建碑、出版书刊。比较重要的，如在相积寺组听举行善导大师圆寂1300年纪念活动和善导、法燃二祖对面像开广发挥；在草堂寺举行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像开广法会；在天台山建立传教大师纪念碑；在河北修复临济塔；在西安青龙寺遗址建立惠果、空海纪念堂，在宁波天童寺建立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我们还同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合作举办了房山石经拓片展和山西佛教彩塑摄影展；从1986年到1990年，两国佛教界先后举办了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1981年开始，承日本净土宗胜情安排，我国佛教功劳奖和佛教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1985年，我应邀赴日接受庭野和平奖。1990年，龙谷年纪念活动和日本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活动，在日本受到宫泽喜一首相的借鉴和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隆重的欢迎。这几年来，日本佛教界在高野山、比睿山、成田山等地，先后建立了我用汉语写的徘句诗碑。我想这不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国宗教界的集体荣誉，它体现了日本佛教界对中国佛教界的深情厚谊，也是日本各界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感情的真诚流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宗教界出席“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这个会议是庭页日敬先生等倡导，由日本、美国和新都宗教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的。1970年、1974年两届大会中国都没有出席。为此，庭野日敬先生多次奔走联络，终于促成了中国宗教代表团于1979年8月出席第三届“世宗和”大会。在那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受到普遍重视和欢迎，大家认为中国宗教界的参与使“世宗和”名副其实，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实则其中也渗透了日本朋友的心血。

现在，中日佛教交流已发展到更加深入更加广阔的阶段，并已成为中日友好的重要内容。在回顾中日佛教交流的历程时，我特别要向为中日佛教交流开山铺路、呕心沥血的日本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特别是：大谷莹润长老、菅原惠庆长老、大西良庆长老、西川景文长老、椎尾弁匡长老，以及山田惠谛长老，庭野日敬先生等，他们以辛勤的工作架起了中日友好往来的桥梁，为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为中日友好事业默默耕耘的各界朋友都是我们不能忘怀、应该表示尊敬和感谢的，正是这些朋友的努力树起了中日友好的丰碑。

弹指间，40年的光阴匆匆而逝；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21年，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面对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我深深感到；促进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日佛教徒今后的重要任务。作用佛教徒，我认为社会人心的和平安乡、民族之间的尊重理解是人类和平的基础。中日两国佛教徒正可以发扬佛陀慈悲爱的教义，净化社会人心，消除民族隔阂，为促进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愿中日两国人民的有请如东海水长流不息！愿我们永远心心相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