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洞宗在台布教事业，是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佛教史的一环，在此论文中笔者主要根据曹洞宗自明治30年起所发行的《宗报》，29年发行的《台湾教报》及《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等的史料，来探讨自明治28年至昭和10年的四十年间，日本曹洞宗在台湾所从事的宗教活动。

四十年不算短的岁月中，从成为日本殖民地，在各地蜂起的武装抗日的社会动乱起，到被当局镇压安抚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的演变中，曹洞宗在台布教的方针也在不断地作调整。这从明治29年的「台湾岛布教规程」，到昭和4年修订的「台湾岛布教法」即可窥知。而其布教事业，当然是自佐佐木珍龙于明治28年8月3日完成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开始，而根据其布教法规及在《宗报》上刊载的布教日志及会议记录，可以知道曹洞宗由初期吸收利用现成的台湾佛教资源，到自己开拓资源，觅地建寺，确立了以台北别院为统辖单位的统属关系所从事的弘法事业。其中，因注重兴学布教的原理，所以有从早期在各地创办国语学校，到大正6年成立的台湾佛教中学林。由于重视兴学方可布教，所以造就了不少人材。拙文就是循着上述的方向，探讨曹洞宗在台的布教事业。　　

一、前言

　　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治台时期，台湾人对日本人所作的最后且最大的武力抗争，1 它发生于大正4年（1915年）。虽称之为西来庵事件，但实际上它是这个革命事件的前半部而已。后半部发生的地方，是在礁吧哖的缘故，也被称之为礁吧哖事件。又因为主角是余清芳，所以也称之为余清芳事件。西来庵位在台南巿，事件后此庵已被夷为平地，战后原址，已为基督教的教堂。现位于台南巿正兴街的西来庵，是战后新建的。2 它原本是斋教的道场，但自称为大明慈悲国大元帅的余清芳和罗俊等，诉之于宗教的手段，以达革命的目的。因此他们以西来庵的再建，或法会为名目，暗地里进行军费及党员的募集，并令党员们喝下在神前烧的神符的灰水，而向神发誓之后，再授与护身符，也就是所谓的藉神降鸾，以诱惑大众的方式。不过此事件的计划，由于事前泄露风声的缘故，不致酿成重大事变。虽然一些相关人物被检举遭收押，但主角余清芳脱逃至礁吧哖投靠江定，终于诱发山村农民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所谓的礁吧哖事件。

此事件爆发的背景，是因自明治44年（1911 ）至大正3年（1914）的数年间，经常有所谓六十年台风侵袭台湾，对甘蔗的生产带来很大的灾害；大正4年（1915），又发生了虫害，米价的暴涨，使得礁吧哖一带的蔗农更加穷困了。由于礁吧哖即今台南县玉井，不适合种稻，故政府鼓励种甘蔗，其甘蔗由台南制糖工厂收购。关于收购的价格，在礁吧哖以外的地方，可以用耕作稻米为要求，故甘蔗价格可随米价而调整，这对不能拥有相同比照的礁吧哖地区的人来说，无非是制糖公司对他们的一种榨取。还有1910年至1914年的林野调查，当时民有地有九十七万三千七百三十六甲，但能得到所有权的，只有五万六千九百六十一甲，占民有地的6% ，其余94%全被没收为官有地。此外税收的繁重，奴化教育都使得住于该地的人，产生极大的不满。生活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之下的人们是容易被激发，挺身而出参与叛乱的。何况余清芳逃到礁吧哖所依靠的江定，是位很得当地百姓信赖的人物。

关于江定的为人，依警察当局的记录云︰「江定为人豪阔而属匪类中有知识者。他在领台后即被推为区长，后因林杞埔事件（1912 ）逃入山中，参加抗日游击队，带着妻子和部下潜伏礁吧哖山中数年，村人不但没报警，还补给粮食。在礁 吧哖一带的(下文中有日文部份，需有细明体才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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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池田敏雄氏〈柳田国男台湾----西来庵事件----〉（《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记念论集、日本民族文化周边、历史民族篇》页465），论集编纂委员会编，新日本教育图书株式会社，昭和55年10月1日。2 同上书，页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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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来说，江定是位抗日英雄。」时余清芳以其为副将，兴起以武力袭击官厅的举动。此叛乱长达一个多月，在最后的决战即大正4年8月3日礁吧哖支厅南庄派出所的包围战中，猬集千五百人左右的住民直接参与战斗。时参加叛乱的村落，是现在的南化、玉井、甲仙、楠西、左镇、内门、新化，但为此事件的中心地，而且造成很多人牺牲的是南化庄（南化、中坑、菁埔寮、竹头崎、北寮、西阿里关、西大丘园）。依1975年乡公所的调查，当时的牺牲者即被军队、警察杀害的住民、刑死、服狱的，计有六百八十八名（当时人口推定为四千人左右），可以说是相当惨烈的抗日事件，不过事件的实质，可说是为抗议土地被收夺的农民暴动事件。

事件发生时的总督是安东贞美，时值当局正筹备「始政二十周年纪念」的庆祝事宜，故对事件前甫上任的安东总督而言，如何处理该事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由于该事件与在家佛教即斋教有密切的关系，故安东总督不待事件结束，就从10月至翌年3月，实施全台湾旧有的宗教调查。3 此次调查系专依台湾之旧惯宗教而行，但此次的调查由于准备欠周详，故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故宗教调查在大正5年3月之后，还连续作了二次全台的调查公报。首次是在大正5年4月起，以一年为期。

此次的调查，是委托各地方厅的公学校教员及警察等，但因「调查事项的取舍，记述的粗细等无统一故」；于6年9月开始，进行第二次的调查。此次调查于7年初完成，为改善上次的缺陷，印制了「关于宗教调查的记载范例」，分发给各地方厅，令各厅负责宗教事务的职员，承担此调查的工作。他们再将「调查报告书」及「寺庙台帐」寄回社寺课，其册数之多达有13间，由于明治45年来台，执掌蕃人教化、宗教调查等的事务。大正7年1月任台湾总督府编修官兼翻译官（《南瀛佛教》12之2，页28，昭和9年2月1日）的丸井圭次郎等加以整理，于8年3月历经近四年的岁月，第一卷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也就是第一回的宗教调查报告问世了。此卷的内容，是依台湾的旧惯及与宗教有关的事物。原本计划，继几个月内完成以神道佛教及基督教为主的第二卷，但遗憾的是终究未能问世。4虽是如此，总督府基于政策上的需要，遂于大正7年6月将地方课内关于社寺事项的单位（自明治34年11月至大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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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参考上引池田氏文。事件的结束，是到了大正5年7月，江定等37名被判死刑时（《台湾大年表》，台湾经世新报社编，绿荫书房，1992年3月5日）。又参考蔡锦堂氏《日本帝国主义下台湾宗教政策》第二章宗教调查制度整备，第一节西来庵事件，页49～51，同成社，1994年4月15日。《南瀛佛教》七之三、杂报、第二回宗教调查，昭和4年5月。4 《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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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提升为隶属于地方部的社寺课，进而于大正8年6月，改属于内务局社寺课，而首任社寺课课长的是当时负责汇整寺庙台帐，宗教调查报告的丸井圭次郎。丸井氏担任此职，直至大正13年12月因总督府官制改正的缘故，社寺课成为内务局文教课的社寺系为止。辞去社寺课课长的丸井氏，于大正14年1月3日从基隆撘乘「备后丸」返回日本，后就职于大正大学。

5 丸井氏于昭和9年（1934）1月14日逝世于东京（《南瀛佛教》12之2，页28，昭和9年2月1日），享年65岁。在长达六年半的课长任内，如果要谈丸井氏的贡献，当是他在大正10年结合了台湾佛教界的精英而成立的「南瀛佛教会」，该会的会员只限于本岛人，但它却超越了内地（指日本）、本岛（指台湾）各山派及僧俗（指僧侣及斋友）的组织团体，而且它自成立以来，一直存续到战后，国民党政府迁台，中国佛教会取而代之为止，所以可以视南瀛佛教会的动态，为此一时期台湾佛教活动的标示。但是西来庵事件的发生，正是日本统治台湾将届满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日本佛教的各宗派，在台湾布教的成果及其影响将是如何？故本文将此南瀛佛教会的成立为分界点，来一探此会成立前后台湾佛教（当然包括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内）的动态。

二、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布教

日本佛教的传入台湾，是起于纪元1895年（明治28年，光绪21年），满清政府因甲午战争的败北，于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依此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因此日本军队于5月8日起，陆续登陆台湾的时候。为什么日本佛教会随军队而传入台湾呢？这是由于日本军队内，均有从军布教师的缘故。如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龙他就是奉该宗两大本山（永平寺、总持寺）之命，随征清之师，驰驱于辽东、山东，后来在明治28年随南进军而驻锡于台北。6 由此可见从军布教师的派遣，并非仅限于台湾而已。又日本自江户时代，幕府为弹压基督教徒而将檀家（信徒）法制化，即寺请制度的建立起，全国士庶皆固定归属某宗某派的某寺，因此军队将领士兵的宗派所属自然不同，随之从军布教师的僧侣也就来自不同的宗派。又必须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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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前揭蔡锦堂氏书，页67～70。《台湾大年表》大正13年12月条。

《南瀛佛教会会报》二之六，大正13年12月23日；同上《会报》四之四，大正15年7月。笔者参考蔡氏书及《台湾大年表》的相关记录，认为《南瀛佛教会会报》的记载可能是指地方部的社寺课，因此江氏的说法可能有误。见注176 佐佐木珍龙氏〈护国山台湾寺创立喜舍金劝募趣意〉（曹洞宗《宗报》第五十九号，曹洞宗务局文书课，明治3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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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佛教的宗派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与台湾或中国佛教那种融和性的宗教性格是大不相同。由于这样，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其日常功课所使用的经典、所受持的教义、信仰型态、更重要的是与生死有关的宗教仪礼，也因宗派不同而相异，这也是日本军队中，存在着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的缘故。要了解这种关系的话，可以进一步从从军布教师所担当的职务来看，即可明白。

根据《真宗本派本愿寺台湾开教史》中云︰抑本派布教使踏足于台湾最初的目的，是在从军布教。而此从军布教，实是起于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战役。即以明治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得大本营的许可，由本山所派遣的的木山定生氏，巡回第一军、第二军战线及各营所医院，而从事于慰问、布教、或葬祭等事为嚆矢。其次，于翌年二十八年一月，令香川、鹿多、弓波、伊藤四氏赴战地，配属各军队。今明如上人翻传，窥当时事，明示如下︰二月于广岛召集混成枝队，命藤岛了稳向大本营请愿从军布教使附属事，得其许可，与该枝队之间，作如下缔结︰

一、从军僧慰谕出征中士兵，而不可怠。

二、对死亡者、疾病患者，处理葬祭、或有时可从事看护。

三、遗骨送至广岛本愿寺的出张所，出张所将之转送于遗族或亲戚。混成枝队广岛滞在中，令赤松连城出张（出差），与从军僧鼓舞士气，勉励彻底贯彻圣旨。从军布教者的任务，虽不能言一概，但大体上，因地随时，从事如下事项的工作︰访问各兵营，传达本山的意志，授与名号，寄赠书籍等。�罘梦矢鞑≡海�对患者给与安慰事。于适宜之所开教筵，对士兵与军夫说关于安心立命、及卫生风纪等事。

四、处理死者的遗骸，或火葬、或埋葬等葬仪之事。

五、举行追吊法要之事。

六、将死者的遗骸及遗物，送至本人乡里。（笔者自译页1～2）

由以上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与广岛第一军、第二军所签订的从军布教师的任务来看，可以知道从军布教师的任务，在于协助军方，传达政府的旨意，对从军者给与精神的安慰、士气的鼓舞、照顾看护伤员士兵，处理死亡士兵的遗骸及相关葬仪。如此的职务，是各宗派从军布教师所必须负起的。7 由此可以知道，最初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所负的任务，并非如《台湾省通志稿》（卷2，页102）或《台湾省通志》（卷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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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所说的「当初各宗本山各设临时局，从事慰问出征军人及军属」那么单纯。

在这些从军布教师进入台湾之后，所做的工作，当然是如上所列举的事项，因为日本政府接管台湾，并非是和平无战事的。在日清缔结马关条约，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方面于5月10日以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抵抗日本政府的接管。但是6月2日初代总督桦山资纪于基隆港外海会见满清特派使节李经方，完成台湾及澎湖岛的授受，6月3日近卫师团占领基隆，桦山总督于5日登陆基隆，并假旧关税署成立总督府，唐景崧就乘德国汽船逃亡厦门、14日桦山总督率领文武官僚进入台北城，17日举行始政典礼，8 尔来总督府仍得面临处理一波接着一波的抗日运动及地方上的暴乱。在如此的时局里，从军布教师是如何看这时局呢？

临济宗松元无师于《镇南记念帖》「镇南山缘起」中云︰回顾明治二十八年本岛入我版图，虽只是支那政府形式上的割让，非和平地将其土地人民共入版图。本是化外剽悍之民，当然不奉本国政府之命、服我新政。狞猛之士，起义于所在，或称义军，或唱共和，匪类横行，民政不行，以致不得已，一时布以军政，以讨伐为事。自是以后，全岛生民扰扰，殆无宁日，恒达五年之久。明治三十一年故大将总督（儿玉源太郎）赴任，时全岛已达扰乱之极，以文治实无可作为，于是当面之急务只是武力而已。然徒偏用威武，而如玉石俱焚的话，怨恨蚕丛而官民相杀伤，至其终极，徒结人种的仇怨，如此本岛新附的赤子将待何时，得沐我皇上深仁厚泽呢？故大将处斯至大难局，徐察民情归趣，知悉民心迷惑之根源，一面参酌旧惯，善案排民政，一面充实军威，勉亢凶之征服，极恩威并行之妙用的话，就是那种的匪类，也大惧必罚之威，深服信赏之恩，不期年，全岛生民始知王政之懿美，得归皇上覆育之鸿恩。……自明治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本岛实处于如以上乱杂的状态。当此之时，经常向雷同匪贼的剽悍狞猛的土民示以正法，使想一擢万金自母国冒险渡来的商民，知道因果必然的道理，孤锡飘然，渡来本岛的禅僧，是现住安东县镇江山临济禅寺的住持（细野）南岳和尚。然时维明治三十年，匪类渐逞贼势，吏乏操守，民不安心。陆续渡来的母国商民，互渔奇利，只管竞浮云致富，忘义理、弃廉耻，朝阿謏官衙，夕诱惑吏人，只是争利，千态万状，如百鬼夜行样。……当时南岳师目击此景，以为在时势民情至此之极的本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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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上揭佐佐木氏文。

见《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1，净土宗开教振兴协会，平成2年3月1日。

8 以上参考《台湾大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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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到底非微力所能，不如东归，寻出具大力量的善知识，强请飞锡。……9

上文中谈及的细野南岳和尚，是属临济宗妙心寺派，于明治29年驻锡台北。10 他在台半年多的时间，11 考察了当时的时势民情，终感自己能力的微薄，无法以佛法济世，因而东归日本寻找适当人材来台，终于找到了足利天应师，于明治31年早春一同联袂来台从事布教的工作，12 这也是临济宗妙心寺派来台布教的开始。在细野南岳的眼里看来，当时（明治29年～30年）的台湾社会，除了各地蜂起的暴乱，致使生民涂炭外，尚有日本商人陆续涌入台湾争相渔利，使台湾人民不聊生的现象，这在身为一位宗教师来说，是非常痛心的事。

又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龙随南进军，于明治28年5月18日入台之后，奉两本山宗务局之命，随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湾之便，调查了台湾的宗教。他从瘴烟毒雾之中，于该年8月3日完成了调查，并在12月中归国复命前，向宗务局提出了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影响日后曹洞宗对台布教计划至巨，但容笔者后述。在此先来看曹洞宗议会议员于明治29年11月20日提出讨论议决，30 年1月正式实施的「台湾岛布教案」议决的理由。兹将其理由的内容翻译如下︰依据佐佐木珍龙视察复命的书类及调查陈述其它的凭证，台湾全岛的人民大概是为佛教的信徒，而其多数的寺院属我曹洞宗，其僧侣传承佛祖正传的法脉，礼佛诵经亦不见多大径庭之处，但至于其布教传道之事，已是荒废至极……。台湾岛整体的现况，我政化日尚浅，而未充洽民心且百般施设今方属筹划中。是故关于宗教事即如社寺的制度，未就经理之绪。依此，如本宗寺院特派布教师与寺院管理者之间，也缔结本末统属誓约的寺院虽多达七十余所，但也仅止于相互的私约，未能获得官厅的公证，进而不能获得支配其寺院及僧侣的权限。何况于其檀家信徒，连一个统属归著者也没有，呈现混沌未剖之观。今如令特派布教师等，向总督府禀议制定社寺制度，总督府亦将着手筹划之。然而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两派等各各特派为数颇多的布教师，加上交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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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镇南记念帖》页3～4，台湾台北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大正2年7月15日。

10 江木生氏〈佛教各宗台湾传来变迁及现势〉（《台湾佛化》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2年11月16日）。此文原发表于《南瀛佛教》15-2，昭和12年2月1日，题为〈内地佛教台湾传来其现势〉。

11 《镇南记念帖》页4。

12 同上书页6。前揭江木生氏文作明治30年可能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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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布教资金，不分昼夜致力布教，特别是如真宗东西两派，投下无限的资金，大大有所策划。而真宗东西两派及真言净土日莲等宗派于布教上的方针，亦与我宗的方针大同而少异。然而依我宗于台湾布教，比佛教各宗先着手，其成果的一部份亦不是没比佛教各宗稍微优势之处，以是或有一部份自然地成为竞争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宗的台湾布教，作为新版图的事业，不啻有非常困难之处，又其它亦有难言的困难。往后的发展，实需要非常的忍耐勤勉和众多的资金，这是无庸多论的。（页13～14）13

又《宗报》第三号「论说」台湾布教中云︰我帝国于武力既得台湾，然实际未镇抚，相继而来的军队冲突，是为感情的冲突……。至于其宗教，彼此无特别差异，均沐浴于世尊一味的法恩者。施设得其宜，镇抚不失其当的话，于其军队将相继而起的冲突，容易地可以调停。感情的冲突既调停，军队的冲突奏其功，全岛与我本州岛亦无异。而为此所关的政化，固虽大，宗教给与的作用亦非不大。台湾这地方虽有少数的耶稣教徒，领有枢要之地，至于一般人民的思想，悉皆佛教的信徒而处于土僧教化之下。以其同一佛教，化其同一佛教徒，使皇恩洽于边陬之地，此岂非佛教徒之一大任务也。况同岛的佛教，十之八九是奉佛祖正传之宗者，而与我曹洞宗是处于颇有密切的关系。……我宗于该岛布教，有此好的地位也。然各宗的锐意努力，决不能使我宗独安此好的地位，加上台湾总督府采取，只要尽力于土人教化，不问其宗派为何，都使其继续占有寺院的方针。台湾之地正使佛教各宗演其教化的生存竞争，进行其优胜劣败。我宗今有所踌躇，此将功亏一篑也，不可不本末（本山与末寺）协同，大尽此事，此本山之希望，亦该为末派之舆论。（页4）14又《台湾教报》第一号、社说「对台湾布教策私见」中云︰惟我大日本帝国的宗教，可说以神佛二教为限，何者神道，以神圣历史为国体之经，佛教是以王法佛法无二的妙法为国体之纬。彼普天之下无国土无国王之一神教，永不合我国体妆v教。至于现今热心从事于台湾布教的日本宗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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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曹洞宗《宗报》第一号，明治30年1月1日。

14 明治3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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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量力的保护，不正是日本政府宜采取的对台政策的一部份吗？况乎在来的寺院庙宫等，其住僧大都逃亡而有日极颓废之观。新政厚德的日本政府而若嘱此荒芜荏苒，使附战痕弥缝，对我台地的人民，毕竟惹起恶感是无庸待言，我辈布教方面正视察事实。尔政府该如何保护，此有二。其一曰︰尽可能不将宗教家与军事政治相提并论，而得应用使用丈量的土地；其二曰︰原有的殿堂等建筑物，悉将之分与宗教家，附属于其寺院的财产什具，并如旧下附。如此本国派遣的宗教家得以安全地弘道，土民感化的成果自然能举

。（页7）15

由以上四种资料可窥知，明治28年、29年之间，台湾社会的混乱。在这混乱的时局里，台湾在地的寺院有自动与曹洞宗缔结本末的关系，企盼得到日本佛教的保护者有七十多所寺院。也有许多是呈现无住僧的真空状态。值此时，总督府除了一面用武力镇压，一面也考虑到以宗教----尤其是佛教来镇抚人心，这从当时桦山总督对从军布教师所说的︰「日本的佛教家来台湾抱持想要弘扬自己的宗旨，扩展自己的佛教的观念是不可以的。……今当治理此岛，无论如何宗教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是决不可说想要弘扬我宗的宗旨，扩大我佛教，以我所说的国家观念，请日本佛教家尽力。」（《从军实历梦游谈》页97）可以窥知。但实际上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却视台湾为一块可以发展的新天地，所以互相竞争，欲取得在地佛教资产的意图相当明显。不过在此生存竞争的时代里，各宗派所投下的人力财力也相当可观，同时为达到预期的效果，各宗派似也制定了在台布的规则及经费的供应。此时在台有布教活动的宗派，则有曹洞、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本愿寺派。此中，曹洞宗的在台布教，比较其它宗派，有捷足先登之势，同时所获得的在地佛教资源亦较他宗丰富。但因总督府的宗教政策，是采自由放任而非偏袒曹洞宗或某一宗派的缘故，曹洞宗的从军布教师深感居安得思危。因此，为了维持上述的优势，曹洞宗在台的布教师，不论其人数或布教计划都较他宗略胜一筹。这从净土宗的武田兴仁所传述的日本诸宗派在台开教的情况，就可知道。今将其文译述如下︰此时在台湾最大的日本佛教宗派是曹洞宗，已有十余名的布教师活跃着，可预想还会再增加五、六名。又布教、教育的态势也确立了，也计划着建设日本式的大寺院，更企划着发行《台湾教报》的杂志。在真宗本派八名的巡教师，分别于台南、台中、台北活跃着。在台南主要是从事于教育事业，台中是以军队布教为主，台北是以原地人布教为主。真言宗是以日本人布教为主，三名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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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明治29年11月25日，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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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88分别于台中、台北，致力于布教。日莲宗三名布教师在台中，预定新派遣二名到台北。神道也设艋舺学校，实施日台两语的教育。16以上武田氏之文，当是发表于明治29年年底之前。因为武田兴仁是在明治29年6月抵台的，17 又该文中提及曹洞宗企划发行《台湾教报》，而此《台湾教报》第一号，就是大日本台湾佛教会，于明治29年11月25日发行的新日本《教报》第一号。这从其「发刊之趣意」中云「命台湾教报云、之发刊」可以得到证明。由武田氏之文看来，当时在台湾最大的日本佛教团体，当属曹洞宗无疑。之外有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宗。但实际上除了武田氏所列举的诸宗派外，应还有净土宗及临济宗。18 当然随着岁月，在日本的其它佛教宗派，也陆续传入台湾，这从江木生氏的〈内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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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2～33。

17 同上书，页31。

江木生氏前揭文作29年8月。同上会报三之二，大正14年3月。江灿腾氏于「日据初期台湾佛教史研究演讲录」中，谈及︰「本来丸井负责的宗教调查工作，在大正八年提出《报告书》后，应暂时告一段落了。但在大正六年五月，也就是调查第二次进度末期，他被任命为总督府内务局新成立的「社寺课」课长，并一直担任至大正十三年（1924）此一机构被裁撤，丸井辞职回日本为止。」（《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页122，南天书局，1996年3月）依江氏的说法，内务局社寺课是成立于大正六年五月，丸井氏于此时就任课长之职（此说也出现于《二十世纪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页18，净心文教基金会，1995年4月）。但所依据史料为何？不得而知。或许是依《南瀛佛教会会报》第二卷第六号（大正13年12月23日）「丸井会长辞任」中谈及的「大正六年五月就任社寺课长」一语吧！不过根据《台湾大年表》大正8年5月1日现在文武职员表的话，丸井圭次郎是为地方部社寺课长；而大正9年10月1日现在文武职员表的话，丸井氏是为内务局社寺课长。至于蔡氏的说法，系依台湾总督府编《台湾总督府事务成绩提要》。18 明治二八年六月外征士卒慰问使台湾渡林彦明从军兵慰问、法语、追吊、病院患者慰问开教计划。同年一○月佐藤大道、桥本定幢渡。准备段阶经同二十九年六月赴任仲谷德念、武田兴仁事实上台湾开教始（《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1）。临济宗妙心寺派 本宗湾传来明治二十九年、细野南岳师台北渡来，同三十年同师请渡来足利天应师以嚆矢（江木生〈佛教各宗台湾传来变迁及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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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台湾传来其现势〉一文，可以知道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四十周年时，已有八宗十二派之多，又从《台湾省通志稿》、《台湾省通志》及《重修台湾省通志》都介绍八宗十二派来看，日本佛教宗派的传入台湾，在昭和12年底时，似是已有了定型。在此所说的八宗十二派，19 即是︰天台宗、真言宗高野派、醍醐派、净土宗、净土宗西山深草派、临济宗妙心寺派、曹洞宗、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大谷派、日莲宗、法华宗本门派、显本派以下将一窥此八宗十二派在台布教的情况，首先就曹洞宗来探究。

（一）曹洞宗

如本文页285所述，曹洞宗的台湾布教是始于明治28年佐佐木珍龙20 随南进军驻台的因缘，时为5月18日（新历6月10日）。21 之后奉两本山之命，随从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湾全岛的宗教，且于8月3日将调查报告呈报该山的宗务局。其报告的要旨，先后刊载于《宗报》第一号（页27）及《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5上），而其报告全文则刊载于《台湾教报》第一号（页17下～25上）。关于《台湾教报》的发见及其介绍，可参考锺淑敏氏〈东大收藏与台湾研究〉（《台湾史研究》卷1期一、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及江灿腾氏〈《教报》第一号----日据初期台湾佛教新史料的出土----〉（《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页100～108）。不过江氏文，虽提到《台湾教报》是由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发行，但此佛教会是属何宗派则未触及。由于「大日本台湾佛教会」，是台北曹洞教会的前身，它成立于明治2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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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瀛佛教》十五之二，昭和12年2月1日。《台湾佛化》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2年11月16日。

20 据《宗报》第六十五号页16（明治32年9月1日）云︰佐佐木氏任北海道后志国寿都郡新荣町龙洞院的住持。

21 李添春氏编《台湾省通志稿》卷2人民志宗教篇，第三章佛教第八节皇民化运动与台湾佛教中，谈及佐佐木珍龙来台，是在6月10日。但依佐佐木氏《从军实历梦游谈》页49，佐佐木氏自述其初抵基隆是在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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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缘故，22 可以知道「大日本台湾佛教会」是曹洞宗在台初期的组织，因此《台湾教报》无疑地是在台曹洞宗所发行的刊物，这从上述武田兴仁之文，再从调查报告内容作比对，更可证明《台湾教报》中「台湾佛教调查」第一回的作者非他就是佐佐木珍龙。为了便于证明，今将相关内容译述于下︰

一、《宗报》第一号「台湾布教始末」︰

现今台湾的布教概衰颓萎靡更不振，其宗派主称禅宗，此中虽有曹洞、临济、清水、黄,蘗等的派别，但无本末的差别也无宗派的规律。唯习惯上分派异实而已。寺院的种类，有官庙、民庙、会馆三种。官庙者，在城内及各府县大官衙的所在地，全部由官衙的费用而建立，本尊多是天上圣母、观音、关帝而住持人是有僧侣、道士、进士秀才等。民庙者，是因人民的信仰心而建立者，为普通各宗派的寺院。会馆者，是商人相互计划而建立，为数极少。（页27下）

二、《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

现今台湾佛教衰废，概称其宗派是禅宗，其中是有曹洞、临济、黄蘗等的宗派，但不过是习惯上的自称而已。寺院分成官庙、民庙、会馆的三种类。官庙者，是位于各府县大官府的所在地，由官费建立的，佛教僧或道教僧为其住持。民庙者，由人民的信仰心建立的，其过半数是曹洞宗系。会馆者，是商人建立的寺院，其数量是极少。（页66上）

三、《教报》第一号内外宗教汇报「台湾佛教调查」第一回︰

一、台湾佛教的宗派︰

现今台湾佛教的形势，殆极衰颓萎微，然与概略调查如下︰台湾佛教俗总云禅宗，其内有曹洞派、临济派、清水派、黄檗派。然从来非确定为临济派的寺或曹洞派的寺，故住曹洞僧侣者，就云曹洞派；住临济派僧侣者，就云临济派。如此而无确然的规律，而且也没有本末等的区别。虽然如此，目下只习惯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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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明治30年）八月二日晴曹洞教会员访问。曹洞教会昨明治廿九年五月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名一团��组织月过年越萎微振为，本年三月以来更台北曹洞教会改大信者募集现今二百名余及《宗报》第十九号，页13下，明治3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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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为临济、此为曹洞者。台湾全岛中有数百寺，然未遂其精查，故不得确切总数。

二、寺院的种类︰

区分台湾寺院的种类，总为三种，是为一官庙、二民庙、三会馆。庙者，凡寺名而于我日本如称谓所谓何斋何庵。第一官庙者，总建立于城内及各府县州的官衙所在地，而全然以官衙的费用修缮之，故伽蓝也因而可以广大建造。作本尊的是天上圣母、或关帝、或孔子老子、观世音隍爷等，其它有官吏信奉佛天，而该官庙的主持人，因为没有一定的规定，时或僧侣或道士其它进士秀才等，而随时可令其住之。又高等官往往以其庙内作为寄住宿所，或作休憩所，有时定为集会所。而此等一切的支出，皆悉于其官衙负担。而如现在台北城内所建设的天后宫、文武庙、城隍庙三庙，其结构都宏壮优美，巍然耸于云表的一大殿堂，实也可谓本岛建筑上的极致。如天后宫，才刚听到其为禅僧座禅的道场，今又无其人，与其它二庙，皆徒为官吏兵士的寄住宿舍，悲哉！盖官衙的所在地，必有所付嘱的官庙。第二民庙者唯依信仰心的基础，在众民一致协力之下，以募集醵金所建立者，即是普通说的各宗派的寺院。因此，如台北府艋舺街的龙山寺，是以来自其它各地施主家的各种纳施物而成立的。第三会馆者，各巿街的商人们共同计划建立，本尊是为天上圣母或观音等，随其宜而祭祀之，作为商人的集会所，讨论其关于商法上的事业。故由其商人年年义捐几分，及合计其寺庙诸种的收入，为其年中生计及伽蓝修理等。会馆至为少数不足算。以上三种，官庙是为特别；在一般民间的是，民庙多而皆有势力。台湾全岛中称禅门的丛林，悉皆是属民庙也。（页18上～下）

一见以上三种相关的数据，可以分辨出这三种数据中，最原始的是《教报》的部份，其次是其要旨的《宗报》，至于《开教传道史》则是改写《宗报》的要旨而来的报告。又依其出版年代来说，《教报》是在明治29年11月25日，《宗报》是在明治30年1月1日，而《开教传道史》则是在昭和55年（1980）11月10 日。再从《宗报》第一号审查议案第二号台湾岛布教案时，所提出的理由当中有︰「依调查佐佐木珍龙视察复命的书类及陈述其它的凭证，台湾全岛的人民大都是佛教的信徒。其多数的寺院，是属我曹洞宗。其僧侣传承佛祖正传的法脉，礼佛诵经亦不见多大径庭之处，但至于布教传道之事，虽已是荒废至极，但一般人民尊信佛教的事是不争的事实。」（页13上）之文。由此文来看，一可左证《教报》中「台湾佛教调查」的撰文者，应是佐佐木珍龙无疑；二可证明《开教传道史》中有《教报》、《宗报》中所没有的「民庙者……其过半数是曹洞宗系」之文，大概是依此提案理由中的「其寺院的多数，是属我曹洞宗」而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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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的吧！

在此有关《开教传道史》的事，尚有一事需要说明的。此事是江灿腾氏在《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日据初期台湾佛教史研究演讲录」中，谈及「李添春的看法（指佐佐木来台布教事）是摘录《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有关「台湾」的部份资料而形成的」（页116）。此指责，我想是错误的。因为李添春在《台湾省通志稿》中所执笔的〈人民志宗教篇〉，是出版于民国45年（1956），而《开教传道史》则是昭和55年（1980）11月10日的出版物，李添春的文章是比《开教传道史》早24年发表的缘故。依笔者的浅见，日本驹泽大学毕业的李添春的〈宗教篇〉中有关曹洞宗来台传教的部份，应是根据《宗报》第一号上的记录而来。同时《开教传道史》的编辑数据，主要的也是根据《宗报》而来，这从《开教传道史》屡屡引用《宗报》也可证明。总之，佐佐木氏的这份调查报告，对曹洞宗决定来台开教传道的影响至巨，它使宗务局于明治29年（1896）2月特派遣木田韬光、足立普门、佐佐木珍龙、若生国荣、樱井大典、铃木雄秀、天时有生（《从军实历梦游谈》页100）等来台湾，经理原有的宗门寺院，及招徕怀柔及僧侣信徒等，另一方面慰问教化守备军队的将士们等的工作。又到了5月木田韬光为具申将来的经理措置回日本；6月樱井大典也因病回日本。23 因此宗务局于7月特派长田观禅、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位布教师来台。并且于台北设置曹洞宗务支局，任陆钺岩为教务监督，佐佐木珍龙为宗务监督，且划分全岛为三教区，令陆钺岩、佐佐木珍龙、铃木雄秀驻于台北，足立普明、长田观禅于台中，若生国荣、芳川雄悟于台南。24如此布教师的分配，在日后是稍有变化，关于这点容笔者后述。不过值此29年，各宗在台的布教如前所述（见页286），为取得原有的台湾佛教资源而相互竞争。曹洞宗虽取得天时之便，暂居优势，如艋舺龙山寺、台南开元寺、竹溪寺、法华寺、大天后宫、考寿院等与台湾原有寺院193所缔结了本末关系（《梦游谈》页100），可是这仅止于私契的关系，而且是基于社会的混乱、国家的更替，台湾原有寺院的僧侣，在无法自保的情形下，必须仰赖日本佛教的保护的缘故。如此的本末关系，是非常脆弱的。这在曹洞宗在台布教师们来说，必然是有所意识，所以曹洞宗希望总督府能制定与日本佛教一样的社寺制度（见页285），但事实上不能如曹洞宗所愿。在如此的环境之下，曹洞宗要想在台湾维持布教的优势，除了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优秀的人材之外，确定布教的方针也就不得不尽快实施了。这也是明治29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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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江灿腾氏于前揭文中说︰「同年七月特派长田禅观、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人来台，而调回本田（木田之误）和樱井两人。」（页17），如此的说法是有误的。24 《宗报》第一号，页1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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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议决，30年1月付与实施的「台湾岛布教规程」成立的背景。今将此规程，介绍于下︰

第一条︰曹洞宗两本山令特派布教师驻于台湾岛，使从事左记各项业务。

第一项︰招徕怀柔原有宗门寺院及原有的僧侣，经纪统理之。

第二项︰开谕化导原有宗门寺院的檀家信徒，使沾被于皇化，沐浴于教泽。

第三项︰布教师在驻在所，禀议官衙，而设置日本国语学校，教育原有人民的子弟事。

第四项︰慰问守备军队，一面在军队开教演法事。

第五项︰向在台的官吏及人民布教传道事。

第二条︰台湾岛的布教，分第一第二的二期，其第一期着手于全岛枢要的场所，第二期着手于全岛的一般区域。

第三条︰确定着手台湾岛第一期布教的场所如左︰台北、宜兰、基隆、淡水、新竹、台中、鹿港、彰化、云林、苗栗、埔里、台南、安平、嘉义、凤山、恒春、打狗、澎湖岛。

第四条︰关于台湾岛布教规则，于曹洞宗务局另定之。25根据以上的规程，可以知道曹洞宗来台开教的目的及其工作的项目。从第一条的第一、第二两项来看，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其目的，是欲取得台湾原有的寺院资源，也就是欲确保直至目前为止与曹洞宗已缔结本末关系的寺院。而其工作项目，则有对台湾人从事语言教育弘法、传道及对日本人传教说法，还有慰问安抚士兵等。此时的台湾佛教界，其寺院殿堂大都被钉上官有家屋的标识，而如宏伟的寺庙、枢要地的堂宇，大抵被官方征用，作为守备队、宪兵屯处、兵粘部、兵粘宿舍、粮饷仓库、学校、医院、警察署所占用，寺庙伽蓝俨然成为官方的房舍。加上总督府并不着眼于日本原来的某一宗派，而是采取能有社会公益事业，如教育、慈善等具体成绩者，就与优遇的方针。26由此不难想象如上述「布教规程」的制定，实是完全配合总督府的政策方针，同时也可由此了解日后各宗在台布教，所从事的事业方向。以下依据《宗报》所载的资料，一窥曹洞宗在台布教的事业。

曹洞宗在台布教，是由明治29年2月派遣佐佐木珍龙等七位布教师（如页292）来台开始的。到了7月因木田韬光、樱井大典的归国，所以宗务局加派长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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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宗报》第一号，页16下～17上。

26 《宗报》第八号，页10，明治3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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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位来台从事布教。到了三十年代，其布教配属的地域、人员、事业则如下︰

（1）台北县

计有佐佐木珍龙、村上寿山、正觉慈观、竹岛文伶、铃木雄秀、原大泉、小佐野玉眼、吉见祖溪、相川得宗、久河道隆、木村元宗。以上诸师布教的地区，由现今的台北县巿到基隆、新竹、宜兰地方。此中，佐佐木、村上、相川三师的布教行脚都到过大科茨（即今桃园大溪），而村上师于30年8月，设布教所于大科茨观音寺，之后，增派相川师前来辅助。27 至于台北县巿方面，他们布教的据点是艋舺龙山寺、西门街、大稻埕慈圣宫、北投、士林街慈诚宫、锡口街慈佑宫、枋簝广济宫、海山口慈佑宫、枋桥妈祖宫、沪尾港（淡水）龙山寺、淡水港、三角涌（三峡）、水返脚（汐止）、桃仔园（桃园）、和尚州（芦州）、龟仑岭（桃园龟山乡）、大龙峒保安宫、八芝兰（士林）妈祖宫、关渡庄关渡宫等。28 布教的对象，大都是本岛人，而当时担任翻译者先后有︰悦修、普义（福州僧）二师及黄时周、陈金福。除了常规的布教外，举办法会如盂兰盆会、施饿鬼会，以慰抚因基隆、台北间五肚庄工程的殉难者及卷入叛乱事件的牺牲者之灵。还有对内地人开讲禅学，举行葬仪。29 关于教育、慈善事业方面则有29年6月1日于艋舺新兴宫创立的私立日本语学校。此学校于30年4月移至龙山寺。30 明治30年4月30日在新兴宫设立慈惠医院，

佐佐木为院主，森拳石为院长。31 其医院的规则如下︰

一、本院以慈惠为主，有因赤贫无法就医治疗，而领有曹洞宗布教师或事务员的证明书者，可与治疗施药。

二、持有警察官宪兵官、各宗布教师及士商公会证明的患者，可与施医治疗。

三、在本院看到赤贫的患者，病情紧急而无法取得证明者，直接与以治疗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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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宗报》第十九号，页12、13，明治30年10月1日。

《宗报》第三九号，页18，明治31年8月1日。

28 《宗报》第三九号，页18。

《宗报》第二三号，页16，明治30年12月1日。

29 《宗报》第十九号，页10。

30 《宗报》第十九号，页13。

31 《宗报》第十八号，页16，明治3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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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虽自称贫民但衣着很有品位之辈，决不可免费施与治疗给药。

五、依时宜没持有证明书，但能缴纳药价的半额的患者得符合其愿望，给与治疗施药。32依如上规则，可知此医院施医治疗的对象，是无本岛人内地人或宗派所属之分，而是依贫困无依者。又从其开业以来至7月三个月间患者的病名是︰梅毒、么赖利亚（疟疾）、脚气、赤痢、肠胃加答儿33 来看，多属环境卫生恶劣的疾病，这也是布教师欲从事卫生教育的因素。

除了上述二项事业之外，佐佐木珍龙呼吁各宗派布教师协力，于29年10月14日取得台北县厅建设的许可，在31年12月18日举行落成典礼的共同墓地及葬仪堂，34 解决了内地人身后安置的问题。他又与各宗派布教师共同发起成立台北感化保护院，其结果是于31年3月1日起，假台北县太加蚋堡艋舺八甲街曹洞宗末寺复元堂加以整修后成立。当时其免囚者，计有内地人十名，本岛人十七名、十六岁未满者三名。每逢星期日，由各宗派轮流派遣布教师前来说教。35 佐佐木珍龙在台布教的事业，尚有他所发起的护国山台湾寺的建立。从〈护国山台湾寺创立喜舍金劝募的趣意〉一文来看，当时曹洞宗在台湾已设有数十个布教所，二十余名布教师在各地活跃。单是台北巿的末寺就有四十余所，皈依的本地僧侣也有二十余名，信徒超过二万，而曹洞宗在台却无一个根本道场。有感于此，他获得两本山之许可后，即奔走于资金的募集。募款的对象，包括了本岛和内地的信众及寺院。36 其热衷的态度，可从其出身的北海道后志国寿都郡港新荣町龙洞院的住持麒岳洞麟和尚于6月往生，在大众期盼之下，他请假归国处理其荼昆仪式之后，8月就再回台湾，执掌建寺事业37 可知。其一生从军布教的生涯，可从其著作《征军实历梦游谈》38 窥知。介绍完佐佐木珍龙在台北的布教事业之后，接着来看当时属台北县厅之下的基隆、宜兰、新竹有多少布教的成果。开启基隆布教事业之页的是铃木雄秀。铃木于明治30年7月26日赴任，39 在

32 《宗报》第十八号，页16。

33 《宗报》第十九号，页13。

34 《宗报》第五一号，页13，明治32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