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00年6月22 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之时算起，敦煌学已走过了近百年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为了将学术推向前进，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似乎应该对20世纪敦煌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一番科学的回顾与总结。在此，本文想就敦煌学百年回顾中学术界所普遍关心而又众说纷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浅见，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藏经洞文物流散的历史因缘及其正、负面效应

    众所周知，封闭近千年之久的莫高窟藏经洞珍贵文物重见天日不久，便遭到了被外国探险家、考察队大量劫掠、流散海外的厄运，令中国学界与广大爱国人士痛心疾首，而且成为一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历史公案。时至今日，虽然多数论者仍坚持对此事进行谴责，而为外国劫掠文物者及当时看管洞窟的王圆箓道士等人开脱责任的亦不乏其人，认为藏经洞文物运走系“合法买卖”、“合理交易”者有之，认为拿走文物非但无罪反而有功者亦有之，后者的主要理由便是：如果这些文物不被运走便难逃中国国内种种灾变而将损毁殆尽。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人为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辩证分析问题，更有一个社会历史的因缘关系问题。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就必须从分析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时代背景入手，实事求是地探寻其历史的因缘，并进而正确认识其正、负面效应。
    我们这里是借鉴佛经的教义与语言，承认一切事物皆有“因缘”。其“因”，即内在的、主要的、根本的条件；其“缘”，即外在的、次要的、辅助的条件。某一事物必具备种种条件而后生成谓之“缘起”。那么，导致藏经洞文物流散的“因缘”又是什么呢？
    中国的西北地区，东至西安，西到伊犁河流域及塔里木周缘地区，是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惟一的汇流地，可谓得天独厚；又是通往欧洲、非洲的亚洲腹地，实为战略要冲。中国沿海门户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之后，西方人眼界大开，胃口也受到刺激，便又将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北地区。尤其是英、俄两国，为争夺在华利益，手越伸越长，腿越迈越远。在它们的带动下，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东西方列强出于经济、政治、军事及学术研究等多种需要，纷纷派遣打着各色旗号、兼有多种身份的探险队、考察团进入我国西北地区勘察、测量、摄影、绘图，甚至挖掘地下遗存。尤其需要提出的是，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根据俄国人拉德洛夫的提议，决定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而后在1902年汉堡的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批准了该协会的章程草案，1903年又成立了该协会的核心组织“俄国委员会”，并得到沙俄政府的资助。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进行“中亚探查”的政治、历史背景，也是导致文物流失的重要原因。
    敦煌，地处中西交通的咽喉，在历史上曾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尤其是唐、五代时期，敦煌作为西域重镇，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宋、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敦煌渐趋荒寂冷落，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又由于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反倒易于文物的保存。因此，即就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言，这里亦是一块蕴藏丰富又亟待开发的宝地。国外“探宝者”将目光聚集于此，决非偶然。当时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十分关切敦煌地区的情状。据我所查，仅从清光绪二年（1876）至五年（1879），作为封疆大臣的左宗棠在批复的札件中涉及敦煌的就有12通之多。可以说，注重对以敦煌地区为中心的西北史地及文化的研究，在当时已逐渐形成一种历史趋势；而要想研究深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依赖新材料的发现。这是藏经洞文物引起中外学者格外瞩目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这些文物流散不容忽视的主、客观条件。
    封闭了近千年的藏经洞在1900年被王道士等人发现，当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在偶然之中又带有必然性。因为洞窟年久失修，缺乏保护，加之风沙侵袭到一定程度，砌在第17窟门上的土坯墙迟早会坍塌，更由于“盗宝者”的灵敏嗅觉，藏经洞也肯定会被人发掘。如果是那样，文物的损失将更为惨重。至于王道士的愚昧，斯坦因的花言巧语及其雇佣的中国师爷蒋孝琬的为虎作伥，伯希和的通晓汉语，以及负责运送劫馀写本的某些中国官员的监守自盗、趁火打劫等等，恐怕只是造成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次要因素或辅助条件。因为文物保护的兴衰成败，与“国运”密切相关，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控制或改变的。包括藏经洞文物在内的大量中国文物流散的痛心篇，只是整个中华民族灾难史、伤心史中的一篇一页而已。
    这里还有一事必须澄清，即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花了银两从王道士手中买走那些藏经洞文物的，尽管在价格上不公平，但交易手段却是合法合理的。其实，这个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且不说一个道士身份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和权利来出卖千佛洞文物，也不说当时的清廷法律是否允许文物交易，单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讲，王道士与斯坦因等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甚至连“贿买”都不是。斯坦因自己在《西域考古记》中写得明明白白，他多次对王道士所言均是“捐款”，双方定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而后王道士也的确用这笔钱去“修建”了洞窟与房屋，并在1914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时还给这位洋“施主”看了账目。伯希和携走敦煌写卷时付出的银两，大致也是这种性质。至于日本的桔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在敦煌的作为，就更是地地道道的强盗行径了。所以说，当年外国“考察者”们对敦煌文物的劫掠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敦煌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文物的流散决非偶然事件，而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正确分析这些文物流散的正、负面效应。
    敦煌藏经洞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对于有充分条件利用它们作研究却无力保护它们的中国学界来讲，是一种耻辱，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但是另一方面，敦煌文物的流散促成了中外学者共同来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献与艺术品，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文化交流，这无疑又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亦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下面再作些具体分析。
    从文物学、考古学的知识讲，出土或库（窖）藏文物的价值与其原出土或所藏地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对原出土地的相关资料缺乏科学、准确、详尽的记录与研究，所藏文物被随便搬离原地，文物的价值就会遭受极大的损失。敦煌藏经洞的数万件写本，一经搬移流散，其原始状态被破坏，就为研究其存放原因、方式、背景及本身内容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更不必说有些写卷被人为地散乱甚至撕开断裂以至成为碎片而永无复原之日了（这些碎片之多已令人扼腕浩叹）。至于洞窟壁画被胶粘切割，塑像被推倒搬走，更使这些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有人说拿走文物是为了保护或有利于保护，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即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也应该对当时盗运敦煌文物的外国“探险者”、“考察队”作一些具体分析。我们在谴责他们劫走文物的前提下，也应该庆幸这些人之中确有几位高水平的学者，他们还能比较及时地将这些文献材料公诸于世，加以研究，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尤其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他作为惟一一位进入藏经洞内全面调阅所藏文献的学者，能在1909年9 月主动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展示并提供部分敦煌写卷及照片，从而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促进了敦煌学研究的正式开展，也促使清政府下令将藏经洞动馀文献运回北京。对此，我们应予肯定。同时也必须看到，当时参与盗掘劫运我国文物的某些外国人，其真实身份是十分可疑的。比如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不仅日本政府一直未澄清他们的身份，而且他们劫走的敦煌写卷及其他文物一直没有完整的目录刊布，这些文物的归属也扑朔迷离，有的转卖给朝鲜都督府，有的散落于私家，给保护与研究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说，我们在对外国探险队、考察团作历史评价时，对他们的功过是非，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有所区别。

    　　二、敦煌学的发轫及学术渊源

    对于敦煌学发轫的时间与标志，学术界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看法：
    1.由于斯坦因是第一个劫取藏经洞文物的西方探险家，所以一些外国学者就把1907年斯坦因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
    2.伯希和1909年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一些敦煌写卷及照片后，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年就整理刊布了《敦煌石室真迹录》（王仁俊）、《敦煌石室遗书》（罗振玉）、《沙州文录》（蒋斧）。因此，有人认为敦煌学当发端于1909年我国学者对藏经洞文献的整理。
    3.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期间，曾浏览过敦煌千佛洞，并于1902年在汉堡的东方学家大会上介绍了莫高窟美术，有人认为这是对敦煌艺术的最早评述。针对这一看法，我国有些学者提出：早在清朝雍正时代（1723—1736），光禄少卿汪漋在督修沙州城时，就已用诗歌赞颂了莫高窟艺术。在嘉庆年间（1796—1821），著名地理学家徐松也曾游历过千佛洞，并在其名著《西域水道记》中记载了许多有关敦煌与莫高窟的材料。据此，敦煌学最早应发轫于18世纪中晚期。
    4.藏经洞发现后第三年（1902），身任甘肃学台的金石学家叶昌炽收到敦煌县令汪宗瀚等人赠送的敦煌写卷及绢画，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文物的学术价值，除立即建议甘肃省当局尽快转运文物外，还在其所著《语石》一书中对所见敦煌写卷及绢画作了介绍与初步考订。因此有人认为叶氏的研究为敦煌学的起始。
    5.1929年，历史学家陈垣（援庵）先生编成《敦煌劫馀录》，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此书所撰《序》中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许多人认为，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敦煌学”这一名称，敦煌学由此正式发端。
    6.有的日本学者在近期提出，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曾在1925年的一次会议上使用过“敦煌学”这一名称，早于陈寅恪，因此敦煌学的正式发端应从1925年算起。
    笔者认为，上述六种看法，除末一种未见有正式文字资料可加证实外，其余均似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各有欠缺，不够科学。因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必有自己产生的学术渊源，从发轫到正式形成应有一个过程，而不可能在某一天某一刻突然宣告诞生；只有具备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较为完备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方法论，这门学科才算是基本成熟。莫高窟千佛洞已在敦煌绿洲中耸立了一千多年，其间虽偶有对其洞窟内容及相关史地作介绍者，但并没有在20世纪前产生一门“敦煌学”，其理由即在于此。敦煌学的发端，无疑是与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密切相关的。正是藏经洞内大批5至11世纪的珍贵写本， 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浓烈兴趣与关注，首先兴起的也正是对其中一批传统意义上的四部书的整理与刊布，然后是对其中佛经等宗教典籍的编目整理。因此，尽管早已有人注意到莫高窟千佛洞的壁画及塑像，也尽管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与《敦煌石窟笔记》已开外国学者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之先河，总体来看，在本世纪30年代前，敦煌学主要还处在“敦煌文献整理”的初始阶段。
    也有人认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敦煌学”仅是一个不够科学的名称，认为它所涉及的至多只是“中国古代文献学”或“艺术学”中的新材料、新课题而已。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因为它并没有弄清一门新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也还没有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的这段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这段话的关键就在于三个“新”字上，即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形成“学术新潮流”。这是在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大背景下的崭新的学术潮流。具体地说，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来讲，主要是用西学的理论、方法、角度、眼光来审视新发现的东方文献与艺术品，这里要特别注意他们对现代考古学知识及技术手段（如绘图、测量、摄影、化验等）的应用，也要注意他们提出的东西方文化比较上的新问题；而对于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来说，则是努力冲破闭塞状态，通过交流等新手段（甚至走出国门），积极搜寻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并开始注意吸取西方学者的成果，借鉴他们的手段，然后采用乾嘉以来传统的目录、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等基本方法来开展研究；日本学者采用的方法基本上与中国学者相同。所以陈寅恪先生称之为“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是否可以这样说：敦煌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其学术渊源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汇、碰撞之中逐渐形成的。敦煌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新学，是中外学者在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基础上共同创建的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对于西方学者来讲，它归属于“汉学”或“东方学”的大范畴；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它又是西渐之新国学。
    总之，从根本上说，敦煌学确实应发轫于1900年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这块学术园地经过中外学者近30年的共同开垦，于30年代初基本成形；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如今已是万紫千红、硕果累累了。

    　　三、敦煌学的内涵与外延

    既然我们认为敦煌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学科，那就必须回答“什么是敦煌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弄清它的内涵与外延，它本身的学科特点。对此，学术界也是至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的。
    我认为，如果要为敦煌学下一个定义的话，是否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敦煌学是以敦煌及相关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献、艺术品及该地域的历史、地理、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
    我们先来看“敦煌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即其所指对象的范围。
    第一，“敦煌及其相关地区”是一个广义的不特别确定的大范围。鉴于古代“西域”范围的不确定性，鉴于“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又鉴于古代敦煌与瓜州、沙州、甘州、凉州、肃州乃至西州的密切关联，也鉴于其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敦煌的相关地区可以包括丝路古道上现今武威、张掖、酒泉、吐鲁番以至哈拉浩特（黑城）及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地区。又从历史文化因缘（包括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同一性）考虑，目前我国学术界又习惯将与敦煌西邻的吐鲁番地区统一起来一并考虑，统称为“敦煌吐鲁番学”，而吐鲁番的相关地区又可以包括围绕塔里木盆地的古龟兹、楼兰、于阗地区。
    第二，敦煌学的“国际性”表现为：（1）敦煌出土文物已流散、 保存在中、英、法、俄、日、韩、印度、美、丹麦、瑞典等国；（2 ）世界上不少国家均已建有较稳定的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机构，包括开设相关讲座与系、科，培养新老交替、代代相承的研究人才；（3 ）关于敦煌学的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相对频繁而且稳固，卓有成效，不少国家建有相应的学术团体；（4）敦煌莫高窟已在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关敦煌文化及其学术知识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
    第三，敦煌学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1 ）它的治学范围涉及宗教、历史、地理、多民族语言、文学、考古、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学、体育、数学、建筑、民族、民俗等多门学科知识，而且与中亚学、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都有交叉；（2 ）它的治学方法融会中西、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既有中国的传统方法，又有反映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手段；（3 ）研治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各种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
    敦煌学的内涵，也就是反映这个概念本质属性的内容，似应包含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理论。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 ）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俗统称“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2 ）敦煌地区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肃北五个庙、一个庙、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以壁画、雕塑为主的艺术品及石窟建筑、型制；（3）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 人文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史迹、遗址、景观、民俗以及其他出土文物（如汉晋简牍等）；（4）保护与修复敦煌石窟及相关文物的科技手段与理论；（5）在研究上述内容基础上开展的为当代服务的文学艺术创作。以上五个方面的对象有一些不确定性，而且会随着研究的深入缩小或扩展。
    敦煌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但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应用最多、最基本的方法：（1 ）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方法；（2）文物、考古学最基本的实地踏查、测绘、挖掘、临摹、 复原及现代化学、物理手段及电脑技术等；（3 ）各文明体系及各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
    敦煌学的学科理论，是在对敦煌学的概念、范围、方法以及研究历史、现状、前景作科学的探索与总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完善起来的。应该承认，尽管敦煌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学科理论的建构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中十分关键的、与该学科形成有特殊意义的一些问题（如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藏经洞的历史文化背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些重要细节等），至今还未给世人一个明晰的解释；至今尚未见有较权威、系统的敦煌学理论专著问世。值得学术界高兴的是，由中国众多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的世界上第一部《敦煌学大辞典》已于1998年底正式问世，这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基本成熟；但是学科理论的高度完善，还有赖于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敦煌学在其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学科特点、学科理论等方面，还带有相当多的“模糊”色彩，也就是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不规范性，它与另外一些学科（如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还有一些难以理清的枝蔓交叉；在国际汉学界，对敦煌学的科学界定似乎也还处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门“模糊学”。笔者始终认为，对一门新兴学科有不同的界定与解说属于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好事情。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也是一门学科形成、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阶段特点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一般将近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09年—1949年；第二阶段：1950年—1978年；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笔者认为，第一阶段可以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算起（理由见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而第三阶段应该以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和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举行为标帜， 1978 —1982年这四年为过渡时期。每一阶段又都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及特点。郝春文教授在《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1 期）中对此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与分析，我只是在郝文的基础上，主要将自己对各阶段研究特点的理解作些概要的说明。
    第一阶段（1900—1949）：这一阶段可以以1925年《敦煌掇琐》的出版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以搜集、刊布间接获得的敦煌文献资料并加写按语、跋语、提要等著录古籍的传统方式为主；后期则以直接到国外寻访流失的文献与实地考察并重为主，注意利用敦煌资料对史实进行考订、补证，开始出现按类别或专题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进行系统化整理与研究的趋向。在研究范围上，对唐、五代及宋初西北史地资料，对传世经典史籍，对宗教文献、法律文献、社会经济文书等，几乎都已开始涉及，这就为今后全面开拓敦煌文献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对语言与文学方面新材料的整理与研究，由于有王国维、罗振玉、刘复、郑振铎等著名学者的努力，最为引人注目。这一阶段的研究表现出半开放的特点：（一）一方面从外国学者提供的敦煌文献材料入手，一批中国学者不辞劳苦亲赴欧洲抄录与拍摄流散出去的敦煌写本；另一方面，由于后期从海外搜寻到的这些材料大多未及时公布，研究仅局限于少数学者，中外学者间的交流并不多。（二）中国学界开始重视通过实地考察获取新材料，注意将文书与实地踏查相结合，开始注意用文学材料来研究历史问题。尤其是1927年中瑞（典）联合西北考察团、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及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 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需要指出的是，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藏经洞所出文献的整理分析上，在40年代之前，敦煌石窟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对石窟艺术的研究并未正式开展。
    第二阶段（1950—1978）：这一阶段以196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我国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及莫高窟保护与研究的条件都开始得到改善。一是通过交换，北京图书馆于1957年得到了英藏敦煌文献S.6980号以前的成套缩微胶片；二是王重民、刘铭恕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于1962年正式出版；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常书鸿先生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以壁画临摹为基础的研究工作。关注文物保护、注意工具书编制、重视理论指导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倾向，而且对文学材料、瓜沙史事、社会经济资料的研究均取得突出成绩，也进行了一些带有阶段总结性的工作，如《敦煌曲子词集》（1950）、《敦煌曲校录》（1955）、《敦煌古籍叙录》（1958）、《敦煌变文集》（1957）及《敦煌资料（第一辑）》（1961）等书相继出版发行。后期由于“文革”浩劫，我国大陆地区的敦煌学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港台地区的学者则加快了研究步伐，有不少成果问世。这一阶段的总特点是从半开放又回到了全封闭，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几乎全部中断。
    1976年秋，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文革”的余绪则一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之后的五年间，随着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教学与科研逐渐恢复生机；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开始实行，我国学术界也迎来了希望，与国外的学术文化交流也开始恢复与扩大。这样，就为重新开展敦煌学研究从资料整理、人员培养、机构建立等各方面作了准备，使这五年成为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
    第三阶段（1983年至今）：这一阶段也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告成立到1987年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前期，1988年至今为后期——我又称之为敦煌学研究的新时期。这一阶段的总情况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学术研究新的春天到来之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应运而生，建立与健全了敦煌学研究的一些专门机构，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敦煌资料的整理、刊布与利用的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改善，研究工作也呈现出多样性的、开放的特点，敦煌学的各分支学科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在着重具体介绍本阶段后期（新时期）的成果与特色之前，先对涉及前期研究工作的三个有不同认识的问题谈些个人的意见：
    （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意义。1983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宣告成立。学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团体，而且也为联系与团结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敦煌学”这样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举起了一面团结、合作的大旗。学会成立后紧接着举行的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也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一方面，会议提交了一批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论文，显示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新起点、新高度；另一方面，在老一辈著名学者的亲自指导与扶持下，一批奋发有为的中青年学者在这次会议上崭露头角，预示了中国敦煌学发展的潜力与希望。
    （二）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均衡性问题。从1985年开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与敦煌研究院相继举办了多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会各国代表之多，讨论气氛之热烈，形式之多样，论文之丰富，在国际敦煌学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到国外去调查流散的敦煌文物，交流信息资料的渠道开始畅通，一些中外合作的项目开始商议实施。这些学术活动，既雄辩地向世人证明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断言，也进一步发展了敦煌学的国际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敦煌文物保护及敦煌学研究中开展实质性的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不仅才刚刚开始，而且还是不均衡的。由于各种原因，国外学者请进来的多，国内学者走出国门的相对较少；有的国家与地区交流得多，有的国家与地区交流得少；一般性的成果交流多，实质性的合作研究较少。尤其是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在掌握国际研究动态、信息上的条件还远远比不上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同行。这种现状是亟须改变的。
    （三）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中心与协作问题。经过几代学人的传承与努力，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已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若干个各有侧重与特色的基地，如敦煌研究院及兰州各院校的敦煌石窟艺术、西北史地的研究，浙江杭州的敦煌语言文字的研究，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的敦煌宗教、礼俗文化的研究，武汉大学及新疆有关研究所、高校的吐鲁番学研究等；而北京则由于人材集中且结构合理、资料相对完备、交流便利、信息灵通，仍是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最重要的基地。考虑到种种历史与现实的状况，也考虑到一门国际性、综合性学科的特点与发展需要，我认为如再提出“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某地”是很不适宜的。北京的研究机构与人员，应努力加强与各地的联系与交流，认真学习各基地的长处，为各地信息流通与人才培养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各地方基地努力发挥与发展自己的特长与优势，避免采取地方封闭主义与保守主义，应努力支持资料交流与人才流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则应起到团结与协调作用，集中资源，加强协作，求得整体发展。同样，各基地及其他一些城市中的研究队伍，也应该团结协作，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成立“敦煌学研究中心”，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我始终认为，正因为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问，所以敦煌学的兴衰与是否进行开放性的研究息息相关，各相关机构、人员间的团结协作尤为重要。同样，国外的敦煌学研究，亦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开放相辅相成，这也已为近百年来敦煌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所证实。

    　　五、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显著特色与展望

    1988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季羡林会长在会议开幕式上正式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从此敦煌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0年来，新时期的敦煌学研究有以下显著特色：第一，我国敦煌学界与国外相关机构及同仁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大大加强，尤其是进行一些实质性合作的项目范围扩大，计划性增强，成果显著。第二，研究的总体实力大大增强，尤其表现在研究队伍渐趋年轻化并相对稳定，以往薄弱的环节（如对涉及藏外佛经、道教、体育卫生、乐舞、天文历法等方面文献及艺术形象的研究）得到重视与加强，全面系统地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更科学地进行深入研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第三，敦煌学界与出版界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大大加强，为编辑出版高质量的文献图录书、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及普及读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外的一些重要著作也相继译成中文出版。1995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专门举办了出版研讨会，对敦煌学图书的编辑出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下面就将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作些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1.经过中外学术机构与专家的通力合作，尤其是中国出版界的不懈努力，一批全面刊布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大型图录本陆续问世。继英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发行之后，从70年代末开始，法藏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亦先后发行，我国台湾的黄永武博士又据胶片影印了图录本《敦煌宝藏》，学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改善。但是，已公开发行的缩微胶卷阅读、辨认不便，《敦煌宝藏》的图版质量与编辑水平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从80年代末开始，先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发起并组织了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一道与英国方面合作，派专人赴英重新拍摄英藏敦煌文献，精心编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采用新技术制版印刷，从1990年至今已出版8 开本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4册，第15册为总索引，正在加紧编制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也从1992年底开始陆续出版了与俄国、法国及国内一些收藏单位合作编辑的大型图录本，目前已出版发行的有：《俄藏敦煌文献》11册、《俄藏敦煌艺术品》2册、《法藏敦煌文献》10 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4册、 《俄藏黑水城文献》5册。此外，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博物馆合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全四册）也于1992至1997年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艺术类图录书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由敦煌研究院与江苏美术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敦煌石窟艺术》丛刊，该书采用分洞窟编排（每一洞窟的艺术品不论巨细悉行收入）的方法，且附有不同洞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艺术品的图版比较，受到研究者与文物保护界的一致好评。上述图录本的出版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1 ）都是在中外学者进行了实质性的通力合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而且都由国内外一流专家承担主要工作；（2）都体现了学术界与出版社的密切合作；（3）由于编辑水平高、印制装帧质量上乘，都受到了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同声赞誉，成为近几年来评选国家图书奖中的佼佼者。
    2.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与专题研究的成果引人注目。近10年来，敦煌文献的分类辑校工作也已全面展开，一些质量较高的辑校注释本纷纷面世。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1983年成立了由周绍良等10位专家组成的“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从80年代末开始抓紧实施“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的编纂工作，历时8年多，在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 到1997年底已出版有关天文历法、表状笺启书仪、社邑文书、佛教经录、赋汇等五种6册，另五种6册也于1998年底前正式出版。这套书全部采用手写影印，更易反映写卷原貌，避免排印错讹，而且因为整理者多是某一方面文献研究的专家，又附有较规范的学术论文，这就大大提高了所整理资料的研究价值。此外，藏外佛经、变文、诗歌、碑铭赞、愿文、音韵、医药、乐谱、舞谱等诸多方面文献的整理刊布也分别取得成绩，使整个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一些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与论文也相继问世，内容涉及西域史、归义军史、于阗史、吐蕃史、高昌史、莫高窟史、礼俗文化、法制、官制、地理、乐舞、体育、军事、经济、宗教、婚姻、天文历法、书仪以及藏文、回鹘文和粟特文文书等众多方面，许多成果已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3.敦煌学工具书的编制有了全面的长足的进步。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世界上第一部敦煌学的专科辞典《敦煌学大辞典》的编纂出版。这部包含敦煌学十几个门类、200多万字的辞典， 是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组织并具体实施编辑出版工作的，经过百余位专家学者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其间数易其稿，先后修正校订不下十遍，终于在1998年底出版发行。这部辞典的问世，不仅科学地回顾了敦煌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准确地反映了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全貌，而且也向世人显示了中国敦煌学研究者的整体水平与协同作战的能力。
    4.敦煌学普及读物的编写出版工作有所加强。在80年代以前，像潘絜兹《敦煌的故事》这样的适合大众阅读的书可谓寥若晨星，这也是造成敦煌学“显学”与“冷门”这种强烈反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敦煌学的普及读物，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三类内容。两个层次为：第一，适合初、中等文化程度读者阅读的介绍性读物；第二，适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读者（包括爱好者与研究者）参看的具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三类内容是：（1）介绍敦煌历史地理、文化艺术；（2）介绍敦煌学的形成发展及其他相关知识；（3）敦煌文献的选读、选注本。从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姜亮夫的《敦煌学概论》（1985）、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1987）及《文史知识•敦煌学专号》（1988），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引来了90年代一批高质量普及读物的陆续问世。举其成系列者，有台北新文丰公司所出的“敦煌学导论丛刊”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印行的“敦煌吐鲁番艺术丛书”。这两套书的作者均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领域中有成就的学者。前者为入门性质的学术专著，作者大多为大陆地区名家，且内容精当、文字简洁，以深入浅出为特色；后者为艺术类论文选编，以中青年学者的近期论说为主，辐射面广，附有一定数量的插图，十分有益于初学者。“导论丛刊”因在台湾地区发行，流传不广，影响面受到局限，不免遗憾。相比之下，台湾洪叶出版公司购买版权，将大陆所出刘进宝的《敦煌学述论》在台湾印行繁体字本推广，即为明智之举。
    回顾成绩，展望未来，我们在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此，郝春文教授在他的那篇回顾与展望的长文中已有较具体与中肯的叙述。我下面只是再强调以下四个有待加强的方面：
    第一，宏观、整体地把握文献资料的意识有待加强。对于内容特别丰富、复杂的敦煌文物、文献来讲，过去开展的整理、研究侧重“分而治之”，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而我们始终不应忘记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目前对各类、各专题、各分支学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即使是对某一分支学科内材料的研究，也往往是化整为零，对其作宏观、整体的把握也很不够。如敦煌文献中文学类资料，过去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各种体裁作品的辑佚、整理、考释方面，进入90年代后，一些研究者合作编写了《敦煌文学概论》，使得研究工作开始了质的飞跃。又如本文前面提到过的要真正科学地认识藏经洞历史文化背景这个重要问题，就必须对全部藏经洞文献进行整体把握与全面分析。
    第二，研究信息（尤其是国外信息与新发现文物资料的信息）的调查与掌握有待加强。应该说，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严格地看尚未真正摆脱不及时、不准确、不全面的状态。关于国外信息，由于我们大多数研究者外语阅读水平及购买外版书能力的限制，主要应借助于翻译工作者的译介。近些年来我们已先后翻译出版了国外的一些重要的敦煌学论著，但从数量与时效性来看还远远不够。关于国内信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往往不能及时刊布，这里有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问题，也有文物发现者及收藏单位保守资料的问题，对于后者，许多研究者感叹看国内资料比到国外去考察还要难。
    第三，一些中、青年学者撰写论文的水平及学术规范有待加强。近二十年来，在我国敦煌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志于敦煌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这是极可喜的现象。我们在肯定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论文写作上存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1 ）在对敦煌文献的认读、考释与理解上暴露出他们的传统文化的知识与功力还不够深厚与扎实，不善于做文字训诂、考据、校读的工作，而表现出较多的主观随意性；（2）对传统典籍了解与掌握较少， 往往认识不到把握第一手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因较多地转引二、三手资料而常造成讹误；（3 ）组织文字的能力与水平有待提高，一些论文缺乏学术规范，有的作者缺乏撰写短文章的锻炼，一上手便是长篇大论或专著，不免气力不足；（4）缺乏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的精神、习惯与正确方法。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1996年倡导创办了《敦煌吐鲁番研究》大型学术刊物，编委均系在京的中、青年学者，目前已出版3辑，在提高论文撰写水平、 提倡学术规范、开展学术批评上作出了初步的努力。
    第四，研究手段与方法的改进有待加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获取信息资料的日渐便利，电脑的不断开发与普及运用，为敦煌学研究手段与方法的改进创造了条件。相对于国外学者，我们在这一方面起步晚、步子小，还需要作艰苦的探索与努力。有些国外研究者长期运用且行之有效的手段与方法，我们运用得还很不够。又如在研究敦煌非汉文文献方面，我们虽然也开始涌现出不怕虎之“初生牛犊”，但毕竟势单力薄，在如何利用先进手段尽快培养相应人材与多出成果方面，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六、关于敦煌文物的回归问题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临近，“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何时回归”也成为热门话题。1997年11月，笔者即在北京大学参加过一个以“敦煌文物回归”为主题的座谈会。主持座谈会的沈阳协会集团董事长陈巨余先生及其所聘美国律师表示希望能为此事贡献力量，而与会学者则着重围绕文物回归的调查研究、法律咨询、条件时机等各种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各种意见。遗憾的是，海内外一些新闻媒介对此会所作的报道大多只是简单地强调中国学者要诉诸法律索回文物，而基本未提学者们许多客观、公正、科学的分析，这样就会造成一些错觉，不利于学术文化交流。因此，笔者在征求了季羡林、荣新江、郝春文等教授意见后，曾撰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1998年3月号《视点》杂志上。在这里， 我想再强调一下自己的观点。
    第一，回首往事，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本文第一部分已分析了敦煌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原因与正负面效应，此不赘述。事过百年，中外人士都应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应该起码明确这样两点：（一）中国人民痛心于本国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盼望它们有朝一日能回归故里，这种可贵的爱国主义感情无可非议，也应当得到各国有识之士的同情、理解与支持。（二）认识历史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非去追究旧帐，更不是要将祖辈之过记到子孙们身上；打开尘封的档案与记忆，争取弄清文物流失的细节，这对于学术研究本身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推而广之，文物流散是一种国际现象，对于大量收藏有别国文物的国家来说，尤其应该正确对待历史，千万不能把先人的掠夺行径当作功德来炫耀。
    第二，立足当前，大家来积极推进文化学术交流。近百年来，流失到海外的敦煌及西北其他地区的文物，主要收藏在各国的博物馆、图书馆、科研机构之中，为使它们得到较好的保护、修复与利用，各国数代学者专家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花费了大量的财力与精力，这是值得我们肯定与赞许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去海外直接调阅敦煌及吐鲁番写卷及考察其他文物的中国学者日渐增多，而且都得到了海外收藏单位与科研人员的热情接待与积极协助。我们认为中外学者与文物收藏单位应立足当前，进一步加强合作，携手做好以下三件事：（一）共同调查、鉴定敦煌文物，摸清家底，这既是过去中外合作上的薄弱环节，也是新世纪到来之前亟待完成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比如藏经洞所出写卷的总数，几十年来众说不一，一直缺乏准确的统计。对敦煌文物作全面调查，是进一步开展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基础。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如果中外学者能共同完成藏经洞所出文物的整体调查与统计工作，将是对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极好纪念。（二）共同谴责与制止新的破坏与盗卖文物等违法行为。近些年来，我国西北地区文物（包括敦煌壁画）遭人为破坏、盗卖的现象仍屡有发生，有些盗卖行为又与境外不法分子有关，因此也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来制止与追查这种罪恶行为。我们不能一面希望文物回归，一面又坐视文物的新流失。至于收藏在国外私人手中的敦煌文物，也应该遵照有关法律与公约，防止因转卖行为造成散失或因非法仿制作伪造成混乱。（三）通过共同举办敦煌文物展览、学术研讨会、编辑有关文物图录等活动来普及敦煌学知识，扩大信息传播，推进文化学术交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国家文物局与国外收藏单位应该积极组织与支持精选部分敦煌文物回国公开展览，以满足广大民众亲睹流失文物的愿望。我们设想，如果在藏经洞发现百周年之际，中、英、法、俄、日等国能在北京、敦煌联合举办敦煌文物展，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盛举！
    第三，放眼未来，坚信历史难题必将圆满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政府机构或个人将所收藏的中国文物归还给我国的也不乏其例。前者，如1958年4月， 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将柯兹洛夫探险队在内蒙黑城遗址挖走的《刘知远诸宫调》残本归还我国；后者，如日本已故书法家青山杉雨先生的家人在1997年10月9日将家藏的8件敦煌写卷送还给敦煌研究院。我们高度赞赏这些机构与友人的善举，也衷心感谢为协助中国文物回归作出了不懈努力的各国友人。但是，总体说来，和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的文物流失与回归的问题一样，敦煌文物的回归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从国家收藏文物的角度讲，回归涉及一系列法律、公约，应是政府间的行为，同时也关联微妙复杂的道义、心理、情感等因素。因此，“敦煌文物何时归？”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道难题。为解决这个难题，中外学者及收藏单位之间没有任何理由相互抵触或戒备，而应互相理解，求同存异，放眼未来向前看。向前看，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全人类共同保护、继承与发扬；向前看，如果我们这一代未能解决这道回归难题，也应坚信后人会比今人更聪明，会用更加睿智的办法来圆满地解决它。更重要的，只有向前看，我们才能把现实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深入，更卓有成效，这样才能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才能无愧于我们的前辈与后代，无愧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