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印度古代医学体系的主流是源起于吠陀（Vcda）文献的生命吠陀（Ayurveda）体系（1）。与此主流体系相联系的。还有印度佛教医学体系、南印度泰米尔人的“悉达”（Siddha）医学体系等（2）。《妙闻本集》（Susruta－Samhita）记载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印度古代医学的传承过程：印度医学的始祖是梵天（Brahma），梵天将医术传给了生主（Prajapati），生主再传给双马童（Two Asvins）双马童又传给大神因陀罗（Lndra）因陀罗再传给Dhanvantari，Dhanvantari最后给了人类。（3）而人类早期最著名的医生就有阿提耶（Atreya），在他的门下分出了如火、贝拉（Bhala）两大派别。

印度的世俗教育要求学习“五明大论”，医方明（Cikitsa－vidya）就是五明之一。《大唐西域记》卷二在介绍印度教育时说，“而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研覆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　（4）　。玄奘用八个字“禁咒闲邪，药石针艾”来概括“医方明”的内容，这种概括实际上隐含了他的中医学的知识背景，因为“针”与“艾”是相对典型的中医内容。

关于医方明的具体内容，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Ｓiddhasara）的第一章第一颂解释为：

1.1 tasya tv angani salakyam kaya－bhuta－cikitsite
salyagada－vayo－bala－raksa bija－vivardhanam

试译如下：

它（医术）的诸分支为：（１）针刺首疾（眼科）；（２）治身患；（３）鬼瘴；（４）治诸疮；（５）恶揭陀药；（６）长年法；（７）治童子病；（８）足身法。

angani）是anga的复数形式，有“节、肢、枝、分节、分支、部分”等意思。Angani）在医书中通常即astangani，asta指数字八，astangani是一种叫做“双牛释”的依主释复合词，意为“八支”，表示印度生命吠陀体系的八个部分。在汉译佛典中，这种分类法曾被译为八分医方、八种术、八术、八医等。

南北朝时陈朝天竺三藏真谛所译的数论派哲学经典《金七十论》卷上，“一者八分医方所说能除身苦。”（5）从现存梵本《数论颂》（Samkhya－karika）一译《僧佉颂》来看，与《金七十论》所对应的词为“ayurveda－sastra”，意即生命吠陀论。虽然《金七十论》早于《数论颂》，但八分医方即生命吠陀论是毫无疑义的。　

北凉昙无谶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卷９，“譬如良医解八种药，灭一切病，唯除必死。”（6）又，卷25，“譬如良医善八种术，先观病相，相有三种”。　（7）此经有两种译法：八种药与八种术。　

东晋法显译的《大般泥洹经》卷６，译为“八种术”。　（8）

隋代章安（灌顶）法师撰写的、唐代天台沙门湛然再治的《大般涅槃经疏》卷６，对八种术做了注解，云“初文明医晓八术，一治身、二治眼、三治胎、四治小儿、五治创、六治毒、七治邪、八知星，内含佛知八正道能治八倒病。”（9）“知星”之说，不知从何而来。这一条解释后被　《一切经音义》卷25引用。此外，所谓“内含佛知八正道能治八倒病”，将八种医术比附为八正道，可能是灌顶法师的独家发挥，因为在佛家医学中，特别是从反映早期佛教医学面貌的律藏资料来看，并没有象生命吠陀那样的体系划分。

唐代高僧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先体病源”条，称之为“八医”，并有更详细的说明。“然西方五明论中，其医明曰：先当察声色，然后行八医，如不解斯妙，求顺反成违。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言疮事兼内外。首疾但目在头。齐咽以下，名为身患。鬼瘴谓是邪魅。恶揭陀遍治诸毒。童子始自胎内至年十六。长年则延身久存。足力乃身体强健。斯之八术，先为八部，近日有人略为一夹。”（10）义净在天竺求法多年，故能明确指出，八医属于医方明的范畴。

义净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９“除病品第二十四”中云，“善解医明、妙通八术”；“虽善医方，妙通八术”　（11）。八术一词在现存的梵文《金光明经》（Suvarnaprabhasa－sutram）辑校本中，对应词为（astanga－ayuridya－sastra），意即生命吠陀医论八术。义净该经译本中还有，“复应知八术，总摄诸医方，于此若明闲，可疗众生病。谓针刺伤破，身疾并鬼神，恶毒及孩童，延年增力气”。　（12）后四句就是对八术的简明解释。

唐代翻经沙门慧沼撰写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６，云“八术者，一疗被针刺法、二疗破伤法、三疗身疾、即前四病，四鬼损、五中毒药、六疗孩童、七延寿、八养身。”（13）慧沼的解释与义净的译文基本一致。

唐代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卷25，“八种术：一治身、二治眼、三治疮、四治小儿、五治鬼、六治毒、七治胎、八占星，见注涅槃经。”（14）与上引《大般涅槃经疏》卷六相比，顺序有所差异。又，《一切经音义》同卷，“解八种药：一治身、二治眼、三治疮、四治小儿、五治邪鬼、六治毒、七治胎病、八占星，如下耆婆所说。”（15）

应该注意，《大般涅槃经疏》卷６、《一切经音义》卷25中的“治胎病”，实际上包含在童子方之中，而不应分开。此外《大般涅槃经疏》卷６、《一切经音义》卷25，没有“足身力”，而有“占星”。“占星”恐怕有误，因为占星是指星占术或天文一类，而不属于八分医方的范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汉译佛典以外，在敦煌出土文书中也提到了“八术”。悟真撰写的《索法律邈真赞》（Ｐ。4660，全称《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记载，索法律“练心八解，洞晓三空。平治心地，克意真风。灯传北秀，导引南宗。神农本草，八术皆通。”（16）“八术”无疑即上述印度古典生命吠陀医学体系的八个分支，亦成为印度古典医学的代称。此处说明索法律不仅通晓中医，而且对印度古典医学也有造诣。（17）可见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一个地位突出的文化交流据点，也接纳了印度古典医学的因素。

印度佛教医学与生命吠陀相比，从形式上看没有太大的差异。佛经中并没有具体的解说，不过，《摩诃僧祗律》卷三十八中，有几处文字与此相关：

“尔时，阐陀母比丘尼善知治病，持根药、叶药、果药、入王家、大臣家、居士家。治诸母人胎病、眼病、吐下、熏咽、灌鼻、用针刀，然后持此诸药涂之。”

“若比丘尼作医师活命，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说。医者持根药、叶药、果药治病。复有医咒、蛇咒、毒咒、乃至咒火、咒星宿日月。”

“若比丘尼授俗人外道医方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说。俗人者在家人。外道者出家外道。授医方者，咒蛇、咒毒、乃至咒火、咒星宿日月。”（18）

从这些引文中可知，印度佛教医学的主要内容有“胎病、眼病、吐下、熏咽、灌鼻、用针刀”、“诸药涂之”“咒蛇、咒毒、乃至咒火、咒星宿日月”等，实际上不出“八分医方”的范畴。当然，它的理论是经佛教教义为支柱的，特别是关于病因方面的学说－－业因说，具有典型的佛教色彩。佛陀常被称为“大医王”，其教义则被喻为能解众生之毒的“阿揭陀药”（agada）。“如来善方便，随病而略说，

譬如世良医，随病而投药”　（19）。佛教提倡以慈悲为怀，不仅要治疗世人的“心病”（心理治疗），也要治疗人的“身病”（生理治疗），还要彻底改善社会人生（社会治疗），赋于俗人以佛教的信仰体系（信仰治疗）。佛教徒的医药实践活动随着佛教教义的发展，而呈现深入的趋势，特别是大乘佛教修菩萨行的出家人，为了自度度他、自觉觉他，对医学教育更自觉一些。

（二）

以上，我们大约知道了佛教医学教育的大致内容，但是，具体的教育过程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虽然缺乏相关的记载，但是我们不妨从佛陀同时代的医王耆婆的习医经历来考察，或许能管窥一二（20）。虽然，耆婆并不是出家人，在学医时也还没有亲近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而且他也不是在寺院中学习佛教医学，但是，从宽泛的意义来说，他的学习内容与经历对考察当时的佛教医学教育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耆婆是一个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天生就手中抱持针药囊而出。耆婆学习医术的原因及其过程，有下列的记载：

《善见律毘婆沙》卷十七：“问曰：耆婆童子何不学余枝术？答曰：往昔有佛，名曰莲花。时有一医师，恒供养莲花如来。耆婆见已，心自念言：云何我未来世，得如此医供养如来。作是念已，即于七日供养如来，往至佛所，头面礼足，白佛言：愿我未来世作大医师供养佛，如今者医师供养佛无异。作是愿已，礼佛而退。耆婆命终，即生天上，天上福尽，下生人间。如是展转乃至释迦出世，宿愿所牵，不学余技，但学医方。问曰　：耆婆所（何）以善学医道者？（答曰）耆婆就医学时，天帝释观见此人医道若成必当供养佛。是故天帝释化入耆婆身中，以教耆婆，于七月中得师法已，过七月己，帝释所教如是。满七年医道成就，耆婆还国。”（21）耆婆学习医术，是“宿愿所牵”：在学习时，受到天帝释七个月的化身帮助。学医的时间是七年。但没有提及具体向谁学习以及什么内容。

《四分律》：“耆婆自念：我今当学何术？现世得大财富而少事。作是念已。我今宁可学医方，可现世大得财富而少事。念言：谁当教我学医道？时彼闻得叉尸罗国（Taxila）有医师，姓阿提梨（Atri），字宾迦罗（Pingala），极善医道。彼能教我。尔时，耆婆童子即往彼国，诣宾迦罗所，白言：我欲从师受学医道，当教我。彼答言：可尔。时耆婆童子从学医术，经七年己。。。。。。”　（22）

《佛说柰女耆婆经》中，耆婆学医的经历要复杂。“王曰：汝不为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禄，应学医道。王即命勅国中诸上手医，尽术教之。而耆婆但行嬉戏，未曾受学。。。。。。。。耆婆曰：我生而有医证在手，故白大王，捐弃荣华，求学医术。岂复懈怠，须师督促？直以诸位师之道无足学者故尔。便取本草药方针脉诸经，具难问师。师穷无以答。皆下为耆婆作礼，长跪叉手曰　：今日密知太子神圣，实非我等所及也。向所问诸事，皆是我师历世疑义，所不能通。愿太子具悉说之。开解我等生年之结。耆婆便为解说其义，诸医欢喜，皆悉更起，头面礼足，承受其法。于是耆婆便行治病，所治病，则愈，国内知名。”（23）

《佛说柰女祇域因缘经》中，耆婆寻父、要求学医、教导诸位医师的情况，与上段《佛说柰女耆婆经》引文并无二致。只不过在“承受其法”一句之后，补充了耆婆访问名师的情节。“尔时，祇域即自念言：王勅诸医，都无可学者。谁当教我学医道？时闻彼德叉尸罗国有医，姓阿提梨，字宾迦罗，极善医道。彼能教我。尔时，祇域童子即往彼国，诣宾迦罗所，白言：大师，我今请仁者，以为师，从学医术。经七年已。。。。。。”

巴利文中此事的记载与《四分律》差不多。耆婆到了自立谋生之年，就去学医。去有名的教育中心得叉尸罗国（Taxila），拜一位名医学了七年术。期满后，通过一次辨认药草的考试，最后出师独立行医。（24）

藏文的记载比以上的都要详细、丰富（25）。耆婆想学一门技艺，看到一位白发的医生之后，就决定学医。他学了一些基本知识，觉得不够，希望去得叉尸罗国（Taxila），向阿提耶（Atreya）学习开颅术。到那以后，他学了药草知识以及各种治疗方法，甚至在一次开颅手术中，向阿提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得到阿提耶的真传之后，耆婆又去了Vidarbha的Bhadrankara城，学习了《一切声论》（Sarvabhuta－sastra）。此后，他开始了独立行医。

从这几则材料当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印度古代佛教医学教育的一些概况：

其一：大部分证据表明，学医的时间是七年。即使七年只是表示一个概数，也说明学医是有大体一致的时间规定的。学习期满，有一次毕业考试，合格之后，才有独立行医的资格。

其二：在原始佛教阶段，几乎没有正规的寺院医学教育，学医主要是向世俗医生学习传统医术。但是，精通医术的僧人也有向居士信徒或者世俗人们传授医术，存在着以教授医术以获取供养的现象。

其三：学习的方式是远道求学、拜师学艺，有一定的师承体系。师传的知识体系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疑义，所不能通”的现象。正如彼得·达斯教授的看法，记载生命吠陀体系的梵文文献，具有悠久的口头传诵的传统，是由专家编给专家，并由专家传颂给专家的，因此这些文献对于一般人而言犹如天书一样，使人难以进入它的体系，难以掌握它。因此必须要有师承，自学教育的例子非常罕见。

其四：主要学习药草知识，各种疗法和外科手术。在学医的过程中，除了口口相授的知识体系，还有具体的实践指导和实习测验。《一切声论》很可能就是陀罗尼（dharani）或者曼陀罗（mantra）咒语之类的知识。而这些咒语也是佛教医学最发达的和最有特色的部分。所谓的本草药方针脉诸经以及咒语，可以大体概括其内涵。

其五：师徒关系并无严格的等级观念以及师道尊卑。耆婆曾受教于“诸上手医”，但反过来成了他们的老师，诸位医师以弟子之礼，“承受其法”。可见，在习医者心目中，医术是否高明才是最重要的标准。

此外，得叉尸罗国（Taxila）应是当时的一个教育中心。

（三）

从印度古代佛教医学教育的发展来看，一方面，各种与治病相关的密教咒语占据了医学内容的比重逐渐增大。佛教认为魔病、业病和鬼病这三种病需要靠咒禁来治疗。医用咒语按使用的方式又可分为两种：单用的咒语、与药物合用的咒语。在《大正藏》中，单用的咒语类佛经有：《佛说咒小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观世音菩萨秘藏和意陀罗神咒经》、《能净一切眼疾陀罗尼经》、《佛说疗痔病经》等。与药物合用的咒语类佛经主要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该经中的40多条验方绝大部分都和咒语联系在一起。《啰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该经中和咒语同用的药方有７个。还有《龙树五明论》卷下、《苏悉地羯罗经》“涂香药品第八”、《大佛顶广众陀罗尼经》等。

另一方面，医学已经成为寺院教育的一部分。义净介绍医方明在印度的情况时说，“五天之地，咸悉遵修，但令解者无不食禄。由是西国大贵医人，兼重客商，无为杀害，自益济他。于此医明，己用功学，由非正业，遂乃弃之。”（26）可见义净在印度求法时，就学习过医学。但与道法相比，医术算不上是僧人的正业。义净是在何处学习医术的呢？他是不是在寺院中习医的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不妨看一公元７世纪印度最大的著名寺院那难陀寺的教育情况（27）《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云：“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自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并研习。”（28）可见，以那难陀为代表的寺院其教育设置，主要是以大乘和部派教义为中心，同时也学习俗典和医术等技艺。不学这些专门的知识，“不得多闻之称”。义净在那难陀寺十年时间，他的医术想必就是在此学习的。

王邦维先生曾经指出，当时佛教寺院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外开放。（29）“西国僧寺，多有学生，来就比丘习学外典。。。。。。”。可见，这些寺院必定有一批精通外典的师资。医书亦属于外典之一，寺院的医学教育也许有一定的规模，抑或自成体系。

综上所述，在玄奘和义净时代，印度佛教医学教育主要依托于寺院。

〈注释〉

（1）Ayurveda生命吠陀，另译寿命吠陀。关于它的源起，常有两种意见，一般认为从属于《梨俱吠陀》（Rgveda）：另有人如《妙闻本集》（Susruta－samhita）的作者妙闻（Susruta）认为它是《阿闼婆吠陀》的一部分。据彼得·达斯的看法，印度古代医学不能笼统地称为生命吠陀。生命吠陀起源于吠陀文献。印度古代的生命吠陀体系是指遮罗迦（Caraka）、妙闻（Susruta）、　婆拜塔（Vagbhata）等人为代表的医学体系，体现在他们所著的梵文文献之中。这是彼得·达斯在1999年６月一次讲座文章《古代印度医学的发展》中阐述的看法。参见段晴《德国南亚学者彼得·达斯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座》，《南亚研究》，1999年，第２期，95－96页。
（２）这是一种以化学物质为主要治疗手段的医学体系，不要与关于印度语言方面的“悉昙”（Siddha）混淆了，二者虽然是同一个词，但其内容相去何止千里。请参见黄心川主编《南亚大辞典》，“悉达医学”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482页。
（３）参看《妙闻本集》：Susu 1.17－20颂。
（４）医方明（Cikitsa－Vidya）就是五明之一。《大唐西域记》卷二，“而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破覆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185－186页。
（５）T54／1245b。（表示《大正藏》第54册，第1245页中栏。下同）
（６）Ｔ12／419b
（７）Ｔ12／511b
（８）T12／893a
（９）T38／72c－73a
（10）「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151页。
（11）T16／447c
（12）T16／448b
（13）T39／325c
（14）T54／466c
（15）T54／471b
（16）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三，新文丰出版公司，198页。
（17）郑炳林、党新玲，《唐代敦煌医僧考》，《敦煌学》第20辑，1995年。又，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载于《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517页。
（18）T22／53la3－6：　a12－15：　a28－b2
（19）T4／43b27－28
（20）有关耆婆的医术研究，参看Zysk，Kenneth G。，Asceticism and Healing in Ancient lndia：　Medicine in the Buddhist Monastery，Delhi 1998，PP。120－127。
（21）T24／793c28－794a14
（22）T22／85la
（23）T14／903a－b
（24）Hermann Oldenberg，ed，The Vinaya pitakam，Vol。l：The Mahavagga，1897：reprint，London，1964，pp268－289。
（25）D。T。Suzuki，ed，The Tripitaka：peking Edition，Tokyo and Kyoto，1957,41：260－267
（26）「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151－152页
（27）「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前言第三章第四节“寺院的教育”中华书局，1995年，142－147页
（28）Ｔ50／237B
（29）同注「27」